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

中国版集中营五七干校 大师们知识分子全军覆没


阿波罗新闻网 2017-03-20 讯】文革期间,因毛泽东要建立“地上天国”,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驱赶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从实质而言,与俄国流放“政治犯”的西伯利亚,德国法西斯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没有什么区别。作家徐方认为“(干校)不仅劳民伤财,更多的是对人的思想强制性扭曲,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毛泽东要建立一个“地上天国”
2016年5月,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署名赵信的文章指出,“五七干校”,源于毛泽东的一封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五天后,毛泽东在和“秀才”陈伯达、戚本禹谈话时说,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共识网2013年12月23日)。由此可见,毛泽东把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就是要建立一个“地上天国”。
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驱赶到农村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庆安县柳河的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毛泽东看到有关材料后,命令在《人民日报》刊登。在姚文元亲笔撰写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推广这一经验,兴办大量“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这场运动就像突然袭击似的,没有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干校札记》这样写道,“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军宣队作动员报告时说,‘你们这次下去是要扎根农村,在那里过一辈子,不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去,哪怕你走不动了,用担架抬也得把你抬下去。’”
就这样,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驱赶到农村。据统计,“当时,中央党政机关共在全国18个省区设立了106所五七干校,平均每省5.9所,而河南省的信阳一个地区就设立了20所。其中,息县一个县设立了8所。”(吴敬琏《回望干校年代——<干校札记>序》)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信阳当年之所以在全国18个省区中建起数量最多的干校,就是拜“以农民为试验对象”的人民公社运动所赐。那场运动使得本来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鱼米之乡成为地广人稀的荒芜废墟,如此广阔的天地正好可以办“大学校”!结果,两场建立“地上天国”的努力都失败了。
“二战”中犹太人遭遇再现
《干校札记》的作者徐方当时还是一个15岁的少女,她是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工作的母亲到干校的。《干校札记》是以一个少年人的视角去观察和描写,一些场景同样让读者惊心。
“学部”的知识分子们刚到息县时,没有现成住房,男女分开,男人住在一座棉花仓库,“那仓库硕大无比,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各有一扇赭红色大木门。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有高处开有几个小气窗。内部用粗木头搭成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上下两层通铺,住进去140多人。”
“我们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在南北两排上下层的大通铺之间,人们用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这个集体住宿、集体就餐的画面,多么像反映“二战”中犹太人遭遇的电影镜头。
对人才的极度浪费
《干校札记》中记载,干校采用军事化的编制和管理方式,将老幼分别编进连、排、班,由“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他们蔑视这些知识分子,肆意凌辱。在一次集合开会时,一位政委在台上训话:“学部这个单位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一位美国学成归来的女学者曾和徐方谈起美国用洗衣机洗衣服,军宣队指导员知道后在全连大会上批判说:“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用机器洗衣服!”
这些以无知识自诩的人却手握大权,安排知识分子从事五花八门的劳动:钱钟书当邮递员,每天斜跨大帆布包,去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红学家俞平伯为豆腐坊选黄豆、为盖席棚搓麻绳,语言学家吕叔湘在食堂卖粮票,文学研究所所长、大诗人何其芳被指派养猪。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原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下干校时他已76岁,也被安排养猪,有一次竟然昏倒在养猪场。
还有顾准,当时他精神频临崩溃,拼命干活。麦收时,顾准弯不下腰,只好跪着割麦子。据《息县日记》记载,顾准从事的劳动种类有:拉沙子、拉石灰、挖土、抬土、脱坯、制瓦、和泥、打夯、出窑等,多达51种!
“干校”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2010年第9期《记忆》发表署名陈虹题为《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以下简称“历史”)的文章披露,一位军代表在五连(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的训话:“你们这些‘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打起仗来,先把你们‘突突’了!”这是一位负责人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开扬言:“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的根子彻底挖出来,先吃肉再喝汤,最后啃骨头!”……
于是一场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于干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声势之大,可谓人人过关;其刑法之酷,可谓惨绝人寰——用烟头烫,用皮鞋踢,搞“车轮战”,使“熬鹰法”……再到后来,就连老牌的“黑帮分子”们也无不暗自“庆幸”了:“其刑法,只要用其一端,我命休矣!”
仅仅几年的工夫,这所美其名曰“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此间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残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清了。韦君宜写过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记忆》,记载了仅仅发生在她身边的十个“无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写道:“当初我们是一起被赶下来的,如今却不能一起走了……”
夫妻分别住进男女宿舍
“历史”的文章还披露,至于管理,同样是“准军事化”,一切均以军队的纪律严格要求之——白天,在连长、排长以及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开展“斗批改”。不仅平时根本不准请假,就连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彻底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深更半夜,也要时不时地被哨声唤起,强行“拉练”。年届六旬的萧乾不堪其苦,他说:“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军宣队半夜里会吹哨‘拉练’。我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得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响的哨子……”一次,冯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岗时跌倒了,萧乾急忙上去搀扶,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他:“别管我,快跑,跟上队伍,不然要挨批评的!”
后来,读了别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这种制度并非是咸宁干校的“专利”。在位于河北的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干校中,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看露天电影时,所有的人也必须整队,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一溜,班长坐在最后边。哪个人要上厕所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往后传,向班长请示报告;而班长的答复,同样是一个一个地往前传,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会”。
很可能也是为了这一同样的原因吧,在“准军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结构竟然也被强行拆散了——当初有些“学员”是将整个家搬下来的:或是因为夫妻双方均在一个单位里,或是因为夫妻二人不愿长期分离。然而进得干校后才得知: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不管你是夫妻,还是其他什么关系,一律按照性别的不同,住进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至于那些随同父母一齐下放的孩子们——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则一律被集中到了数十里外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里,两个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莹跟随父母来到干校时只有6岁,她回忆道:“……送我坐班车去学校的日子到了,我独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间,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丛中的各种虫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学校!”
“下等人”成为迫害对象
按照当年顾学颉的说法,一共分成了四类人物、四种等级:头等的,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为一般的革命群众;四等的,则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当这四种不同阶层的人被强行“集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时,彼此间的“勃谿”则是不言而喻了!——十四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杀鸭子,有人“义正辞严”地提出意见,鸭肉分给革命群众,审查对象只配吃鸭头和鸭屁股!
身为第一等级的军代表们,权力意识在不断膨胀,傲慢情绪在不断增长——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刘白羽”者有之,有恃无恐地猥亵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张胆地窃取公共财物者有之,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干校”产生了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当年同样当过“学员”的火星教授,曾在他的《残破的世界》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造奴运动’!……没有‘奴’,‘神’是虚空的;没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我不能不佩服他的一针见血,他的入木三分:他揭示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罪恶之所在!正是“集中营”的罪恶之所在!
早在1998年,一个名叫摩罗的年青学者就这样评价过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群群地被赶进了一个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也已没有了一丝知识分子的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了自我、没有了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作者:阿波罗网白梅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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