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

莫之许:信息极权社会的序幕



近日,大陆媒体广泛报道,正在试图将户籍资料、个人信用、税收信息等关键信息整合到统一的个人身份证代码之下,公安部正在牵头制定公民身份证统一代码制的实施方案,有望从2015年开始在中国内地统一开始实施。而根据2013年的相关报道,这意味着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纳入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
在官方的宣传中,此举的目的旨在“诚信”。直观而言,信用体系确为现代社会顺畅运行之必须,但是,此类信用体系往往经由自发的行为演进而成,如银行信用等级,且分属不同领域,此外,民众给出自身信息,也出自自愿而非强迫,并受到法律的严密保护。反之,如果此一信息体系由权力统一推行,集中管理,采集信息属于强制义务而非自愿,且所有信息全掌握在公安机关这样的强力部门手中,那么,很显然,其目的与其说是促进社会顺畅运行,毋宁说是帮助体制进行控制管理。
至今,所谓的档案并未消失,在计划时代,档案记录了一个人由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信息,且掌握在所谓“组织”手里,民众终身不得自行查阅,从而具有相当的神秘色彩。举凡升学、从军、提干、入党、升迁等等,都离不开档案的作用。从小到大,老师或领导因为掌握着档案的入口,也就经常拿档案来管教学生或部下,档案作为极权管制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所谓改革时代以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越来越多的民众脱离了体制,档案也变得不再重要,而主要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这样的地方,甚至可以通过某些办法自己提出档案,一探这个神秘物事的真面目。近年来,网络上多有类似描述。不过,一旦民众因为各种原因又要重回体制,档案还是必须的。笔者曾经在某报社打工,如果想成为正式员工,就必须将档案从挂靠的人才交流中心调入报社。简单地说,可以将大陆人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类人,其中最直观的区别,就是体制内人士拥有被组织掌握和管理的档案,而其他人则未必。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体制外人士,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此脱离了体制的直接控制,这给体制的社会控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许多人曾经幻想,经济市场化会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变化,一是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二是更多地应用作为普遍规则的法律,而不是直接的管理控制手段。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体制的社会管理手段并未出现质的变化,而只是作了相应的变化和升级。
一是所谓的维稳体制,体制的资源和手段有限,不能掌握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情况,于是,就通过对所谓重点人员的稳控,来保持社会稳定。近期,网络上披露了一份某省公安机关重点人员动态管控工作规范,其中规定了七类重点人员,包括涉恐人员、涉稳人员、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肇事肇祸精神并人、重点上访人员等,公安机关对这些人员实施动态管控,实现“来能报警、动知轨迹,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以实现预防、打击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一是进一步加强原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尽量覆盖并管理相应人群。具体而言,即是依托由公社制脱胎而来的乡镇体制,以及街道居委会体制,以各种社会福利措施如新农合、低保、社保等为手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加强对在乡农民和户籍居民的覆盖和管理。
上述措施基本满足了体制的需要,但也暴露出若干的弊端:针对重点人员的网格化乃至刚性维稳,不仅耗费了大量资源,且因为采取超法制的方法,容易引发被稳控对象的反对乃至抗争,此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利益争端和权利诉求呈现几何级数上升,越来越多的维权事件和群体抗争,并非由所谓重点人员所引发,而往往是突如其来,如近期的茂名反PX抗议,东莞裕元鞋厂数万人大罢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针对重点人员的维稳体制,就日益显得不敷应用,而农民工这样的流动群体,也非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所能够覆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弥补现有办法的薄弱环节,强化针对特定人群的直接控制,也就成为体制的必然选项,所谓统一的个人身份证代码,或者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而被设计出来。
通过这样的统一代码,可以建立起体制对于民众个体的直接联系乃至控制,对民众的行为形成某种心理威慑,从而有利于体制的社会管理,并帮助体制维护社会稳定。举网络实名制为例,目前,网络实名制对于活跃分子来说,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只要实行网站后台实名,一个身份证对应一个ID,如支付宝那样严格执行,从网络上搜来的身份证号码很快就会因重复使用,而不再有用武之地;其次,针对活跃分子借用亲朋好友身份证,由于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纳入,身份制代码就与社会信用制度乃至福利制度就捆绑在了一起,到那时候,谁还敢将绑上这么多利益乃至福利的身份证代码借给别人呢?
网络如此,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公民身份证统一代码对于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必然造成相应的影响。曾几何时,因为有限市场化需要人员、资金和信息的流动,体制也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对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直接控制,在不断升高的利益争端和权利诉求的刺激下,不受直接控制的人群一旦突发聚集起来,势必会给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如何预防乃至处置这一可能,遂成为体制的核心课题,在维稳体制和强化既有社会管理体系之外,通过统一的公民身份证统一代码,体制将再度建立起对于所有成员的直接联系,通过将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与公民身份证统一代码相捆绑,体制也就获得了对于公民的某种直接控制能力,这一前景正随着该项措施的推出而变得清晰,或许,在新的信息技术支持下,对于所有人,体制都能够做到“动知轨迹,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一种新的极权形态也就因此呼之欲出。

2014-4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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