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艾晓明:困兽犹斗(上)



【编按】艾晓明导演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2017年2月25日在香港首映。这是她50岁学习拍摄纪录片以来,第16部纪录片作品,也是最“重量级”的一部。“重量级”的含义很多,可能是耗时长,制作难度大,也可能是面对的恐惧与压力大。从2014年4月,到2015年末,艾晓明用了近20个月的时间,寻访曾经在中国甘肃夹边沟被劳教过的老人,试图给一段残酷的历史,留下唯一的集体真人见证影像。1957年,中国大陆的“反右运动”中,3000多名“右派”、“反革命分子”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在3年时间之内,2000多人死于饥饿、虐待、甚至吃人。惨案数十年后,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遗骨和历史,即便试图在夹边沟建碑纪念,也被砸碎。记录夹边沟的艾晓明,也在时隔半世纪后,再次重新面对自己的文革记忆。端传媒将一连两天连载长篇人物报导,介绍这位中国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从化解“文革”梦魇开始的治学、经世、记录、行动之路。以下为报导上篇,下篇将于2017年2月23日刊出。
艾晓明导演最新拍摄了《夹边沟祭事》纪录片。
艾晓明导演最新拍摄了《夹边沟祭事》纪录片。图: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提供
2015年12月底,中国甘肃省山区的气温已经降到摄氏零下十几度,大雪封闭了山野。62岁的知名独立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穿着红色冲锋衣,在山坡上拍摄千里冰封的景观。她脚底一滑,眼看就要摔跤,倒下瞬间,她下意识要保护手里的摄像机,竟在单膝跪地后稳住了没有扑倒下去。
她带着半腿雪艰难地站起来,大笑道:50块钱网购的靴子果然不给力。
她前两天就怕这双已经磨光了的靴子打滑,在批发城里淘了双130块的布鞋,“这是我这几年来买过最贵的鞋子,”她说。这双“贵价鞋”穿了一天后发现磨脚,她只好又换上原来的光头靴。
两天后,艾晓明来到东接蒙古国的甘肃边境小镇“马鬃山”,这是她的一位采访对象年轻时被下放的地方,她颠了300多公里土路到这里,就为了配几秒空镜头。在镇上唯一的商店里,艾晓明惊喜地发现50块钱一双的军用棉鞋,还带防滑胶钉,她当即买下,兴奋得反复说:“太好了,不用买贵鞋子了!”
艾晓明是在拍摄新纪录片《夹边沟祭事》,她已为此工作了一年半多,粗剪的成片全长已达5集,共6个多小时。
按原计划,这片子2015年夏天就该完成,但家庭责任让艾晓明的进度比预期慢得多——只有她90多岁的老父亲身体状况稳定、护理阿姨照料得力时,她才能抢着时间出差采访几天。
尽管艾晓明的许多朋友看了《夹边沟祭事》的粗剪版本已经震撼不已,但她自己觉得还不够好。她想等一场大雪,好当作空镜剪进片子里。2015年的冬天,她终于等到了这场雪,但赶往甘肃拍摄8天之后,医生通知她父亲又发烧住院了,艾晓明只得赶回家过天天跑医院的生活。
艾晓明2012年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职位退休,她现在常用三个身份描述自己:女儿、家庭主妇、纪录片工作者。
这基本构成了她在武汉家中的日常:一天多次去看看房里的父亲,他精神好时陪他坐坐说说话,虽然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卧床睡觉;跟请来的阿姨沟通老人家的照料,吃得少了要煮得更稀,天气凉了多加一床被子……其余时间艾晓明就在卧室里剪片子。这还是好的,如果父亲住院了,她就得每天花一两小时坐公交去照料,能工作的时间所剩无几。

夹边沟祭事

Jiabiangou Elegy: Life and Death of the Rightists
导演、拍摄、剪辑:艾晓明
片长:375分钟(5集)
发布:2017年

“疯子是这样炼成滴!”

《夹边沟祭事》里的右派老人们比她父亲小不了几岁,他们讲着她熟悉又陌生的故事:1957到60年的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两千多名右派在零下二三十度的荒漠中被强制劳动、冻饿而死,最后存活的不足六百人。人们相互揭发,也用树枝帮彼此从肛门里掏出粪便。他们约定死了相互掩埋,也吃过对方的尸体,却鲜有人能够反抗——说是麻木都过于简单以至不公道了,系统性的话语、思想和体力的剥夺,让人失去任何反抗的可能。
这种状态艾晓明是熟悉的,虽然她的故事没有那么极端残酷。
她记得自己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刻。那天中午她回家吃饭,一走近教学楼就听见高音喇叭呼着革命口号和“打倒艾XX”。她一抬头,蒙了,教学楼上高高垂下大标语,大字报上全是父亲的名字,用红墨水划着大叉叉。那是1966年,艾晓明13岁,她的父亲是那所中学的英文老师。
“我爸是坏人了?我爸是‘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了?”艾晓明记得那天闷热极了,闷得她发昏。两个学生叫住了她,说:“艾晓明!你爸是反革命,你是少先队员,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写大字报揭发你爸,和他划清界线!”
艾晓明第二天就贴出了大字报,直到现在,她都没问过父亲是否看到了。
“我一点没觉得这事不正常,但我有点诧异,怎么我父亲成了这样一个人?但连刘少奇都是一个大坏蛋,身边的原子弹无处不在,那我爸是原子弹有什么奇怪?好了,他是原子弹,我不是,”艾晓明说起当时,“我们不会思考权力者的过失,而努力地去拥抱它,用爱的语言向它示好,换得内心的安全。”
艾晓明现在会把那种状态叫做“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小时候的她当然无从分辨。
少年艾晓明一心想要超越“黑五类”(注: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的出身,证明自己比“红五类”更加靠拢组织。她在“革命中心”省委大楼附近一张一张地看红纸的大字报,那是红卫兵组织的招募告示,她要找找有没有组织要她这种出身的人;她实在找不着就自己成立了一个人的“小红松战斗队”,没有意识到当红卫兵就是出门斗别人的爸爸;她自作主张把名字改作“艾卫红”,跟同学串联到北京要见毛主席;她有两次“揭发”的经历,一次是有中学生让她监视邻居的右派老师,一次是下乡到矿山中学教书时报告了同事有“不满情绪”——这次揭发的痛苦和不安正式终结了她的文革岁月,那已经是1977年,艾晓明24岁了。
在拍摄《夹边沟祭事》过程中,艾晓明有时会想起小时候的心理和经历,但她说那是很少的,大多数时候她是像学者做研究一样在用理性去认知整合,“可能那种情绪化的东西已经在少年时代消耗掉了。”
但与亲历者一起通看全片时,艾晓明有时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她现在用“深恶痛绝”来形容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看法。
“最让我沉重的是,受害人依然不得不说我不反党,我爱党,我只是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不同意,我只是不同意这个具体事情的做法……因为我非常清楚这种话只是面具,”艾晓明说,“我不是说他心理其实是很恨的,而是他心里可能没有对这个极权制度做深入的思考,或者说有一些人从来不去思考这些危险的问题。”她认为,对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这种状态相当普遍。
2015年底,艾晓明偶然在网上看见了一段“忠字舞”视频,“你说怎么会有这么丑的舞,这简直是世界上最丑的舞!”她在餐桌上对来访的友人说,“这样的!这样的!”她把垂下的左臂从肘部斜向上屈起,右臂斜向上伸直,手心向上,两手一起向上参,每参一下欲作弓步的右脚同时重重跺下,跺得桌下的地板嘭嘭响。这是表达敬仰毛泽东的动作。
红卫兵特色的忠字舞。
红卫兵特色的忠字舞。摄:Imagine China
“还有这样的!这样的!”她抬起右臂、手握空拳、屈在胸前,左臂伸得直直地插向斜下方,身体向右前顿,每顿一下也是同时在桌下跺脚,木地板又在嘭嘭响。这是表达前进和战斗的动作。
没有忘,是的,一点都忘不了,“我们小时候天天就跳这么蠢的舞,现在是个正常人都不容易啊!”那几天,艾晓明一再地说起那段视频,重复这句“现在是个正常人都不容易……”
她在转发这段视频时配的文字是:“疯子是这样炼成滴!”
“我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很久,所以我对它是怎么控制人有极大的兴趣,”艾晓明说,“它怎么能够把人控制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知道它的符码,并且找到解码的方法,我们才能从这个魔咒里解除出来。”这是她拍《夹边沟》时的想法之一。

“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

艾晓明自己“解除魔咒”的过程相当漫长。
1978年,否定文革、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对艾晓明影响最大的是恢复考研。这一年,本来因出身不允许上高中的她,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本能地很欢迎这个时代,欢迎这些变化,”艾晓明说,“又有学可上了,出身也不用填伪军官了,可以填教员,好像把‘黑五类’这一块抹掉了。”
外在的身份抹掉了,内在的记忆却没有。十余年的“黑五类”经历,让她对压迫和歧视有近于直觉的共情与不平,这个烙印追随她至今。2015年7月,看到维权律师王宇被抓、她的儿子包卓轩被禁出国的新闻时,艾晓明发声道:“孩子你别怕,大姨我当年也是黑五类。你的世界注定宽广,很多人都关心着你。”
类似的,在那个知识骤然被重新认真对待的80年代,艾晓明选择的硕士论文题目关于巴金,她说当时抱着一股劲,想为巴金被否定的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辩护。那是艾晓明运用理性批判主流话语的开始,她认为,当时的研究帮助她培养了思辨能力,以及对主流论述保持怀疑的立场和态度。
1988年底89年初,艾晓明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文革后的第一位文学女博士。留京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同一时期,艾晓明遇见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那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刚刚乘着“文化热”的东风译介进中国,她读了这部小说就很想看到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在国内却不可得。恰在此时艾晓明获得了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三个月的机会,在那里她读到了昆德拉的《小说的智慧》英译本。
“我对他那种对极权时代的文化和心理状态的透视有很强的共鸣。”艾晓明用“一拍即合”来形容她阅读昆德拉的感受,她决心把《小说的智慧》翻译成中文,也由此成为了中国最早译介昆德拉的学者之一。
米兰·昆德拉通过艾晓明的手将极权时代的逻辑写成中文:
“一个人受到惩罚却不知道受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是如此地令人难以承受,以至于要寻求平静,被惩罚者就必须为他的惩罚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惩罚寻求罪过。”
“不仅判决的材料根本不可能找到,而且判决本身就不存在。要呼吁,要恳求宽恕,你必须被宣告有罪!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
1993年,艾晓明翻阅文革期间母亲的学习班笔记,里面写道:“检查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那天看到辣椒被牛踩了烂在地里,我到食堂向师傅要了一个小铁桶,替伙房摘了点辣椒,交到伙房。第二天向师傅建议,辣椒用盐凉拌吃。一个师傅说,你爱吃你自己买点去腌了吃,我一听就拿了一角钱菜票给他,他给了我一些辣椒……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后同事给我提出来,才提高到原则上认识这是不对的。因此马上将凉拌的辣椒交到伙房去了……虽然是一碗辣椒,但却是公与私的大问题,以后一定要在生活小节上注意……”——惩罚寻求罪过,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艾晓明感到晕眩,要倒下,要逃出,她推开笔记本,站到凉台上大口呼气。
《小说的智慧》译本完成后,艾晓明根据自己与家人的文革回忆和记录写成了长篇纪实作品《血统》。
昆德拉的《笑忘录》里,主人公米雷克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开始很积极的人都打了退堂鼓,艾老师才真的上街了

2005年9月,一篇《新京报》对艾晓明的采访在网络上流传甚广,采访里艾晓明说:“学者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公民,对公共事务应该有一个宽广的视野,有一个关注的态度。”
此时艾晓明已经介入过“孙志刚案”、“黄静案”和“太石村事件”三个在媒体和网络上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其中“孙志刚案”被认为有着开创“中国公民社会元年”的重要地位;在“太石村事件”中,艾晓明的拍摄记录,让民间行动者开始将这位“教授”视为自己人;在“黄静案”中,艾晓明的推动对事件的影响发酵起着关键作用。
这三件事也让艾晓明在公众眼里从一个纯粹的学者,迅速转变为有民主、维权色彩的行动者兼公共知识分子。那篇简短的采访有一个应景的名字《冲出书斋,奔向田野》。
那是中国刚刚申奥成功、加入WTO、新领导人上台的时期,社会和政治氛围之宽松可谓达到1949年后的最高峰,于是市场化媒体雄心勃勃,互联网热促成BBS时代,被长久压抑的公共参与和公共讨论需求爆发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艾晓明的言论、行动和纪录片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和认可。她被《南风窗》杂志授予“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又被《东方女性》杂志读者选为“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
那恰是艾晓明的知天命之年。往前推个十年二十年,她大概无法想到自己会是这样的角色。
艾曉明總共去過廣場三次,第一次是給去絕食的學生送被子,最後一次是去看望一位在廣場陪學生的老師。
艾曉明總共去過廣場三次,第一次是給去絕食的學生送被子,最後一次是去看望一位在廣場陪學生的老師。攝:Imagine China
1989年那个最著名的春夏之交,政治漩涡席卷整个中国,对于艾晓明却是隔膜的。当时的她刚结束香港访学回到北京,一边在青年政治学院教课,一边继续潜心翻译昆德拉。但她无法不察觉到班上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那是四五月,学潮已经开始发酵。
“我根本就没有觉得这有多大事儿,”艾晓明说起那时,“学潮之前北京也是很活跃的地方,西单民主墙、反自由化运动、这里那里有什么论坛、过几天又批(判)几个人……大家都去反官倒,这有什么奇怪呢?”
艾晓明总共去过广场三次,第一次是给去绝食的学生送被子,最后一次是去看望一位在广场陪学生的老师。她对第二次的印象较深,当时她家住在校外,一次进校上课遇到了青年教师的游行队伍,一位同事出来问她敢不敢一起去。“她不是问我要不要去,而是问我敢不敢去,”艾晓明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态,“我并没有觉得想要参加游行,但你问我敢不敢去,我没觉得不敢,反官倒没什么不好,我也不反对这事,我就去了。”
这种情景让艾晓明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外科大夫托马斯。当儿子带着反对人士来找他在请愿书上签字,托马斯感到犹豫,他对联署的效果不以为然,但感受到亲情和群体的压力的他还是签了。“可能是刚从文革过来的人,我很反感各种集体活动,”艾晓明说。
艾晓明的八九经历在别人的记忆中却有另一种叙事。多年以后她当年的同事跟她的博士生黄海涛聊到过这个话题:艾老师在八九的时候,在前期很冷淡,但是在北京颁布了戒严令以后,一些一开始很积极的人都打了退堂鼓,艾老师才真的上街了,所以同事们都很佩服她。
6月4日坦克开上了天安门广场,当局终结学潮的方式在艾晓明看来匪夷所思。之后,青年政治学院内经历了一段紧张时期,老师们被要求检讨自己“56天动乱”期间都做了什么,同事间相互揭发。她所教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禁区骤增,苏晓康、刘宾雁、王蒙等作家都因在“动乱”中“表现不佳”而不能提。不满于学院太过“政治化”,艾晓明申请调往刚刚建立了中文系博士点的广东省中山大学,希望专心参与学科建设。
多年以后,听到别人评价她是对公共和政治问题比较关心的学者时,艾晓明回应道:“那是因为一大批关注社会的人已经被抓了,或者流亡了,大量的人不能说话。高校经历过那么多清洗,不问政治的人才能留下来,我只是现在才显得比较突出而已。”

“我们教授女性主义,不是给中产阶级输送优雅好太太”

艾晓明从书斋走向公共参与的“启蒙”应属世纪之交她的十月美国访学。田纳西州阳光温润,南方大学的宁静校园里,艾晓明真正开始研习她日后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女权主义。
当时国内大学的性别研究和学科教育刚刚起步,艾晓明在出国之前就对女权观点的文学批评有兴趣,“这当然和我自己的女性身份有关系,性别视角的文学批评在学术方法上也是有新意的,我对它有感觉,”艾晓明说。她去美国时就打算去取取经,回来开设相关课程。
艾晓明在美国选听了妇女研究概论,“听那个课我就特别有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很解放性的课程,”艾晓明说,课程虽与文学、艺术没有直接关系,但探讨了很多现实问题,“它探讨女性为什么受压迫。关于性暴力,关于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平等的工作机会,为什么有透明天花板,女性成不了领导者……像这些问题我觉得分析得很对,恰恰把我们多年以来在学术圈里感受到的,说不出来的东西说出来了。”
另一个艾晓明在美国才真正接触的事物是互联网。她跟老师讨论问题时,老师给她推荐各种资料,她问去哪里看,老师说Google,她问什么是Google,老师就为她打开了网页。“哇,我简直疯狂了,Google上什么都能找到!”艾晓明说,想知道一个学科怎么开课,她就下到了几十份课程大纲。
从1999年读大三时就选了她作导师的黄海涛,至今记得艾晓明回国后反复推荐学生们使用Google。当时Google还没有在中国大陆被禁。从Google开始,学者艾晓明对接上了互联网时代,才有了之后的公共介入。
艾晓明欣赏美国注重实践、强调批判性思考和社会责任的教育方法,2000年回国时决心将这套教学带回来。恰逢中山大学中文系建设一级学科,学历资历俱佳的她被定为新建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2003年艾晓明又在其上建立了兼具NGO和校园社团性质的“性别教育论坛”,从此有了一展拳脚的平台。
国内首演《阴道独白》、反对约会暴力“白丝带运动”(注:2003年中山大学一名女生被杀,艾晓明倡导关注其中的性别暴力问题)、孙志刚家属访谈、黄静案推动和介入……这些行动都是由艾晓明与其他参与性别教育论坛的师生一同推动。 从本科到候选博士在艾晓明身边13年的黄海涛,用“学生、助手、合作者”来描述自己在论坛中的学习工作。从那时开始介入事件和在媒体发声的他,现在成了专业的NGO工作者和时事评论者。
“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讲到妇女权利,我们都会讲到种族、性别、阶级、性取向之类,讲到所有弱势群体的权利是相关的,”艾晓明说,“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基本的观念框架,我们不会把女权跟其他的东西分开。”
当时被性别教育论坛邀请来拍摄《阴道独白:幕后故事》的纪录片导演胡杰,对这位刚刚认识的老师有强烈的第一印象,“第一次接触就是一名中大女生被杀以后,我看到这个老师她很有号召力。她居然能把她的研究生、博士生弄在一起,马上开始讨论,说我们要回应这个事情。这个老师好像很有战斗性的样子,”胡杰回忆道,“她们就立刻把原来的一个演出改编成跟这个事件有关,然后好像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在中大礼堂演出。那天挤满了人,演出开始之前艾老师有一段发言,这个发言非常的有力量,把对于女性的暴力这个主题说得挺透,我就把它全部拍下来了。”
这也成为艾晓明与胡杰纪录片合作的开端,首尾六年。
“我看不出女权主义哪一条可能脱离现实抗争,”艾晓明说,她本来没有想着一定要挑战什么,但在中大开设女权主义课程之后,她才发现学生们有那么多过去没有被看到的性别压迫经历,而且现实中会有那么多阻力和反对的声音,“在你没有亮明观点之前是没有人要来跟你打仗的。”
艾晓明2004年在“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发展和教学法研讨会”的发言概括了她的教学理念:“我们教授女性主义,不是纯粹的知识传递,而是面对不平等的事实,分析原因,推动改变……我的目标不是给中产阶级输送优雅好太太,而是培养人才去改造社会,改变处于比你更不利处境的人的命运。你要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就得要理念清楚、信念坚定、百辨百胜。”
文章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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