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

在台湾,政治人物怎么谈论“二二八”?(上)——从蒋中正、李登辉到陈水扁



“香烟小贩紧抱脑袋,手指黏腻地沾满鲜血。痛楚以缓慢的波浪漫过头颅。”
“查缉员开枪,群众溃散逃逸,裂成百个碎片。”
2016年台裔美籍作家杨小娜的小说《绿岛》,在字里行间召唤“二二八”的记忆。在今天的台湾谈“二二八”,一切看似都自然而然;但27年前,台湾导演侯孝贤发表电影作品《悲情城市》时,仅仅在剧情的推进里对“二二八”一扫而过,就在艺文、政治圈引发话题,热议不休。
那时是1989年,台湾解除戒严不过两年,当时谈二二八、谈“台湾主体意识”的话语,似乎暗合着《悲情城市》中的一幕:
梁朝伟饰演聋哑人士“文清”,火车上,被拿着棍棒的人们包围,吃力挤出怪异的台语:“我,台-湾-人。”
除了小说和戏剧,二二八的记忆更常在政治领域里被召唤出来:从早年的威权政府、本土化后的国民党、“党外”反对运动,到执政后的民主进步党,对二二八历史都有着不同的诠释,甚而“运用”。可以说在过去70年间,二二八历史的记忆和诠释,几乎等同一部台湾民主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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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整理:赵安平、黄威凯。图:端传媒设计部

威权时期,称事件导火线为共产党煽惑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当时官方定调的论述,依据的是包括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室所编〈台湾暴动事件纪实〉、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所编〈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以及蒋中正在国民党“中枢总理纪念周”提出的报告,大致都将事件导火线归因为“共产党煽惑”,远因则是“日本奴化遗毒”。
相对于党政部门的报告,事件发生后赴台调查的监察院“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在〈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中则认为,事变原因是光复后的台湾物价高涨、失业增加、政府统治政策失当、部分公务员贪污失职。他也建议改设省政府,选用台籍人士,并且推动土地改革、对事件的死难者应赔偿及抚恤。
国民党党政部门的诠释和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共同构成了在威权统治时期政府对二二八事件的主旋律。
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严厉控制,1948年到1983年之间,在主流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与二二八事件相关的资讯。只有流亡海外的独派人士能够在海外华文媒体上发声,例如林木顺(苏新与杨克煌合着)的《台湾二月革命》、庄嘉农(苏新)的《愤怒的台湾》,或者日本台独团体刊物《台湾青年》。
“40年里,二二八是禁忌,你不能讲、不能说也不能写。”
二二八70周年记者会上,现任台北二二八纪念馆馆长萧明治这样说。萧明治曾替党外运动者郑南榕制作全台湾第一个“二二八平反运动”的文宣广告。1987年2月4日,“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成立,郑南榕、李胜雄、陈永兴等人,推动21场平反活动。
赖泽涵是《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执笔者,这本官版报告是李登辉主政后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国民党在白色恐怖逐渐成为历史的时代里,第一次正面面对二二八这个历史伤口。
1970年代,“平反二二八”的呼声从海外烧回了台湾。
近代史学者赖泽涵是《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执笔者,这本官版报告是李登辉主政后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国民党在白色恐怖逐渐成为历史的时代里,第一次正面面对二二八这个历史伤口。
近代史学者赖泽涵是《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执笔者。
近代史学者赖泽涵是《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执笔者。摄:张国耀/端传媒
赖泽涵是台中北屯人,小时候二二八事件是禁忌话题,有阵子两个警察都会来村里抓人,听说是一名不良少年参加二二八。这让赖泽涵更想翻开这个历史禁忌的章节。
赖泽涵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念书时,固定会收到了《台湾青年》杂志。那是1970年代初,他看杂志如何讲述二二八平反运动。然而当时他在美国看到的都是二手资料。他到东亚图书馆搜集资料时结识了中国近代史专家,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若孟(Ramon Myers),马若孟邀请他到史丹佛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开始了计划,在1991年出版了英文版《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轰动一时。
赖泽涵对二二八的认识启蒙于美国,在台湾结实、收成。

李登辉,首位为事件公开道歉的总统

“登辉,以国家公仆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李登辉深深一鞠躬,时间是1995年的2月28日。李登辉在这座纪念碑下,成为第一位为二二八事件公开道歉的中华民国总统。
距离1947年二二八事件,已过了近半个世纪。潺潺水声上,是二二八和平纪念碑的主体。避雷针状的顶端,耸入天际。大型立方体,象征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和平共处。踏着水上石板到塔内,可以走到向二二八死者致哀的中心。
纪念碑文下方,躺着几束百合,静静的散发花香。
李登辉是唯一亲身经历过二二八的中华民国总统。二二八发生时李登辉是台大大四学生,在台北街头看到军人随处开枪,当时的他血气方刚,一度想加入台中的“二七部队”。而后,李登辉1968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返台进入农复会工作。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李登辉被延览入阁担任政务委员,成为蒋经国提拔的本土菁英。作为国民党内受重用的“本省人”,李登辉的身份是他处理二二八绝佳的优势,但是也不乏障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仪深认为,李登辉能够推动二二八平反,“是他的charisma(个人魅力)”。但当时国民党内仍有挑战者,党内以外省人为主力的“新国民党连线”就是代表力量,当时称为“主流”、“非主流”之争,“非主流”这股势力后来出走,脱胎为新党。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当年就是“新国民党连线”成员,只是她后来没有选择离开。
尽管李登辉大刀阔斧处理二二八,但碍于国民党主席的立场,他没有处理二二八国民党统治阶级究责的问题。……陈翠莲亦在〈历史正义的困境——族群议题与二二八论述〉中认为,虽然李登辉对二二八事件已有相当突破,“但……错失确立转型正义的最佳时机。”
李登辉是唯一亲身经历过二二八的中华民国总统。二二八60周年时,李登辉仍然有出席公开活动,并于讲话中再次向人民道歉。
李登辉是唯一亲身经历过二二八的中华民国总统。二二八60周年时,李登辉仍然有出席公开活动,并于讲话中再次向人民道歉。视频截图
对于二二八的诠释和态度,正是李登辉带领的“主流”与党内“非主流”势力的重要分歧点。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国民党政府开始逐步揭开这张历史封印:
1990年12月,行政院针对二二八事件组成“研究小组”,请来赖泽涵担任委员,日后他也成了这份官方报告的总主笔。一批过去讳莫如深的官方档案搬上了学者的书桌。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正式出版。随后政府在1994年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受理二二八补偿申请及核发“补偿金”,并陆续修订高中历史课纲、抚慰受难家属、订定国定假日。
尽管李登辉大刀阔斧处理二二八,但碍于国民党主席的立场,他没有处理二二八国民党统治阶级究责的问题。而关于二二八责任,行政院报告中是这么写的:
“……蒋氏因军务倥偬,无暇查证,又度信任陈仪,接受其请兵之要求,不能不说有失察之疵。其后,蒋氏亦了解真相,但历史的错误已铸,难于挽回。绥靖任务。蒋氏的确曾一再严申纪律、禁止报复,但终未能防止弊端之发生。而在事后,台籍官僚(如丘念台、蔡培火)曾建议惩治失职者,以平民怨,他也未能接纳,以致留下长期的社会伤痕,确有考虑未周之处。”
吴乃德在〈书写“民族”创伤: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记忆〉指,这份报告中仅以“失察”和“考虑未周”加以描述,对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中正的责任问题“并不深究”。至于李登辉对二二八的处理,陈翠莲亦在〈历史正义的困境——族群议题与二二八论述〉中认为,虽然李登辉对二二八事件已有相当突破,“但是十二年总统任职期间,并未对威权时期之附从结构,如情治、司法、媒体、党产等问题,加以解构导正,错失确立转型正义的最佳时机。”
在1997年二二八事件50周年时,李登辉公开表示:“希望今后全体国人能够走出二二八的阴霾,心胸放宽、放远,向前看,齐心为我们的家园打拚,为后代子孙奉献心力。”这样的立场当时被总结为“向前看”。看在反对者眼中,这样的折衷主义立场令人无法接受。

陈水扁,责任归属报告定蒋介石为元凶

“族群大团结!牵手护台湾!”
在飘扬的彩纸中,李登辉牵起了陈水扁的手,向空中高举。2004年2月28日,下午2点28分,他们这一牵,串联了全岛。北起基隆市和平岛,南至屏东县鹅銮鼻,支持者一双手牵着另一双,绵延在公路、海边、山边,台湾人将台湾围了起来。
2004年2月28日,大约有200万台湾民众参与牵手护台湾。
2004年2月28日,大约有200万台湾民众参与牵手护台湾。摄:Chen Ri-chen/AFP
此时,陈水扁是艰苦地寻求连任的总统,李登辉则摇身一变成为独派政党“台湾团结联盟”的“精神领袖”。这场“牵手护台湾”为台湾迄今选举史上最经典的一场“反败为胜”的战役拉开了序幕:不到一个月,就是第十一任正副总统大选投票日,陈水扁的对手是“国(民党)亲(民党)合”后的连战、宋楚瑜搭档,一般估计陈水扁成功连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陈水扁的第一任期里,统独立场激烈摇摆,从上任之初的“四不一没有”激烈地摆向2002年8月的“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跨度的摆荡是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二二八论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早期,二二八论述是海外独立运动重要资源,二二八被定位成“台湾民族主义的开端”。陈仪深近期研究“纪念二二八”及台湾民族主义,与海外独立运动的关系,指出最早结合二二八论述的,是1950年代,流亡日本的台独分子廖文毅,他选在二二八当天在日本成立“临时政府”,他的台独论述是“血缘论”的观点,讲“台湾人”与“中国人”的不同。到1964年,独派大老彭明敏发表〈台湾人自救宣言〉,在他的台独论述中,不特别强调“二二八”,也抛去“血缘论”,认为台湾人不分“本省外省”都应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建立新国家。而1970年代,独派旅日学者黄昭堂,和旅美学者陈隆志,也接续这样的观点。
1986 年“民主进步党”成立,做为党内“后起之秀”,陈水扁在1994年选上台北市长,继承了民进党90年代的二二八论述,强调二二八对“台湾民主”的重要性,台北市也成为第一个兴建二二八纪念馆的县市。此外,陈水扁从台北市长到2000年执政中央,一以贯之的做法是清查、搜集各级政府机关里的“二二八档案”,加速档案开放。
2004年的“二二八”,民进党举办“牵手护台湾”的活动,“二二八”转换为政治能量的效率达到高峰。当时活动上陈水扁说道,“手护同胞、手护民主、 手护台湾,是对二二八事件最好的纪念。”
陈水扁建构“二二八论述”的另一项行动,是“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在2006年出版了《二二八责任归属调查报告》,这是政府针对二二八事件的第二本官版报告。
这份报告将二二八惨案的发生,分为元凶、次要责任者、共犯与连带责任者。所以从决策者、军政者、情治人员、甚至“半山”(指日治时期旅居中国大陆,战后回到台湾的政、经人士)、社会团体、新闻媒体,都有其相关的责任。主笔者之一的陈仪深,就在第三章“南京统治阶级”的责任归属中写到:蒋介石为“事件元凶,应负最大责任”。
责任归属报告的发表会上,陈水扁亲临现场并表示这份报告“已让(二二八事件)真相大白”。台大政治系研究所硕士侯汉廷在论文中分析后发现,2007 年11月起,民进党提及二二八事件次数便较往年为多,提及二二八的同时,也请民众支持民进党。陈水扁为2008年的立委选举到各地辅选时,也强调“蒋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
这份“责任归属报告”引发蓝营很大的反弹,国民党籍立委、蒋家后代蒋孝严甚至以“已造成对先人的诽谤”为由,要求二二八基金会董事长陈锦煌与陈仪深三天内公开道歉,否则将提起民、刑事诉讼,并求偿新台币五十亿元,但后来法院以“不起诉”处分。
2004年的“二二八”,民进党举办“牵手护台湾”的活动,“二二八”转换为政治能量的效率达到高峰。当时活动上陈水扁说道,“手护同胞、手护民主、 手护台湾,是对二二八事件最好的纪念。”而此牵手护台湾的活动,“面对中国的飞弹威胁,台湾人民有权向中国说 NO!” ,“体认祖国的名字叫台湾”。
陈仪深近期研究「纪念二二八」及台湾民族主义,与海外独立运动的关系。
陈仪深近期研究「纪念二二八」及台湾民族主义,与海外独立运动的关系。摄:张国耀/端传媒
陈仪深回忆,这个活动起于台独团体提议选前串连,但在竞选期间,民进党党内人士原本很担心,这样的活动会被蓝营操作成“撕裂族群”,但是,活动前中共以武力恫吓台湾,使得“党内大家都轻松了”,因为民进党是让大家牵手,不是要撕裂族群,而是在“保护台湾”。
“这样的操作,我们姑且说二二八的运用,可以到这么大的程度,”陈仪深说。他分析,二二八本来是针对国民党,但因为“中共因素”,纪念二二八的抗议对象,转向了中国。
2004年3月20日投票结果,陈水扁顺利连任总统,得票率差距只有0.22%。【未完待续】
端传媒记者 蒋金 发自台北
文章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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