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4日星期五

律师:曾经帮助斯诺登的难民遭到跨国追杀



2013年在香港庇护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斯诺登的三位难民Supun,Ajith和Vanessa,他们来自三个家庭。
2013年在香港庇护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斯诺登的三位难民Supun,Ajith和Vanessa,他们来自三个家庭。摄:陈焯辉/端传媒
在香港庇护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斯诺登的三个难民家庭,自从2016年9月他们的身分被国际媒体曝光,而他们的故事随著斯诺登同名电影的上映被广泛报导,一时处于风口浪尖,他们被称为斯诺登的“守护天使”,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和同情,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面对被斯里兰卡当局“报复”的威胁,亦可能遭到斯里兰卡刑事调查局(CID)“越境执法”,被迫从香港“非法引渡”回斯里兰卡,再次面临政治迫害的风险。

斯里兰卡刑事调查局(CID)

刑事调查局全称为Crimin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是隶属于斯里兰卡警方的调查部门,负责调查斯里兰卡全境范围内的重大罪行,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根据维基百科,斯里兰卡CID是模仿英国刑事调查局而建立,无需通过警署内级别第三高的副检察长便可在斯里兰卡任何地点对任何人实施逮捕。
2月23日中午,三个难民家庭Supun、Nadeeka、Ajith和Vanessa在香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涂谨申和代表律师罗伯特·提伯(Robert Tibbo)、文浩正陪同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提伯和两位议员发表声明,认为事件涉及跨境执法,关乎香港社会“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呼吁香港警方介入调查事件。
这三个寻求庇护的难民家庭在2013年6月为流亡香港的斯诺登提供了庇护,他们将并不宽敞的房间和自己的床让给他,而那时他们还不太清楚斯诺登的身分,只因提伯提出请求便予以充分信任。2016年9月,斯诺登同名电影全球上映。提伯表示,为了避免上映后媒体的追逐和疑问,他做出了在电影公映前安排三个家庭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决定,而他不后悔这个决定。
据提伯描述,2016年11月,他和他的斯里兰卡难民客户获悉有斯里兰卡警方在香港活动的消息,但尚不清楚是否针对帮助过斯诺登的难民家庭而来。直到12月29日,提伯再次从“众多消息源”得知,至少有2名自称是斯里兰卡CID办案人员的人士手持涉事难民的相片和文件,在香港街上向本地斯里兰卡人打听这几个家庭的地址、联络电话,甚至他们的朋友。这些家庭在斯里兰卡的亲人亦遭到斯里兰卡警方的盘问、骚扰和威胁。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去年发布报告,评估斯里兰卡政府存在“广泛和普遍的折磨、强迫失踪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
现场记者多次追问提伯如何确认CID人员身分属实,以及CID追捕的难民具体是哪个家庭,提伯仅表示通过多个消息源证实CID人员身分,他们包括斯里兰卡难民和香港永久居民,而关于被追杀难民的详细资料已全数交给入境处处理。入境处回复端传媒表示,确实接获涉事难民的书面陈述,但没有收到详细资料,与难民及律师的会面有待落实。
目前,三个家庭已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稍后他们将向香港警方求助。端传媒记者询问港府具体回应措施,提伯表示政府正“进行综合评估”,他希望香港警方能为这些家庭提供保护。
2月23日中午,三个难民家庭Supun、Nadeeka、Ajith和Vanessa在香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涂谨申和代表律师罗伯特·提伯(Robert Tibbo)、文浩正陪同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2月23日中午,三个难民家庭Supun、Nadeeka、Ajith和Vanessa在香港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涂谨申和代表律师罗伯特·提伯(Robert Tibbo)、文浩正陪同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摄:陈焯辉/端传媒
至于斯里兰卡警方的追捕活动是基于涉事难民的本来案件还是与庇护斯诺登一事有关,提伯表示无法确定,可能是“两者的组合” 。
而他可以确定的是12月份斯里兰卡在香港的越境搜查确实针对这几个保护过斯诺登的难民家庭。他认为斯里兰卡军方对这几个家庭和斯诺登的关系非常有兴趣,至于这背后是否有美国在向斯里兰卡政府施加压力,他表示就现有信息无法确定,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因政治观点而逃离斯里兰卡的Supun表示这件事发生后,他担惊受怕,恐惧被抓,“没法正常生活”,但他身边还有同样从斯里兰卡逃难来香港的Nadeeka和幼小的一子一女需要照顾。斯里兰卡军人Ajith在香港滞留14年,免遣返声请(Claims for Non-refoulement Protection)至今未通过入境处的统一审核机制(Unified Screening Mechanism)审批。他在军营中受到虐待和强暴因而逃亡至香港,不敢想像回国会遭到何种对待。他们三人均来自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Colombo)及附近地区。
来自菲律宾的Vanessa亦为自己的安全感到非常担忧。早在电影上映前,她的身分还未被媒体曝光,却有人猛敲她的家门找她麻烦,令她此后不敢随便出门。她的免遣返声请递交亦超过十年,尚无结论,现在与5岁女儿相依为命,但女儿没有身分,上学成为难题。
提伯批评香港政府没有做到切实保障三个难民家庭被赋予的应有权利,更透露在2016年12月底和2017年1月期间,遭到入境处向当值律师服务(Duty Lawyer Service)执委会要求撤销他的当值律师身分,阻碍他向三个难民家庭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提伯质疑这件事涉及越境执法。铜锣湾书店事件后,跨境绑架成为香港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议员涂谨申表示,任何地区的执法人员想在香港调查和执法,必须通过香港政府和警方。议员莫乃光亦批评,跨境和跨国执法令香港变成“无掩鸡笼”,认为如果香港成为“打开的大门”,甚至可能影响中国大陆居民的安全,令“一国两制”受到破坏,他表示民主党将向港府高层呼吁重视处理此事。
斯诺登本人亦知悉这一事件,并持续关注三个难民家庭的安全。提伯希望最终协助三个家庭移民加拿大,他与另几名加拿大律师在网上发起帮助这三个家庭移民的众筹活动,斯诺登亦带头捐款。有意帮助这些家庭的民众可前往GoFundMeFundRazr两个平台捐款支持。
提伯表示这些资金可纾解三个家庭的生活困难,因为在他们的身分曝光后,发放难民津贴的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切断了他们的补助长达四个多月,至今仍没有恢复。但他也承认移民加拿大是一个理想目标,只有在这些家庭的免遣返申请获得港府批准后才可能实现。而入境处现时的审核批准率接近于零,提伯及两名立法会议员表示,除了解决这单与斯诺登有关的“非常规”难民案件,推动港府建立更为高效、透明的难民审批机制是他们长期努力的目标。
端传媒记者 徐然 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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