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沈大偉新著《中國未來》:漫長衰落,還是重回政改?



作者:維諾(端傳媒特約撰稿)


理解中共對內部反對派和外部顛覆勢力的恐懼,是理解共產黨領導層過去二十五年裏,在政治領域所作所為的基礎。

2016年3月9日,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發表工作報告。攝:Etienne Oliveau/GETTY
「2009年以來,不斷收緊的控制與持續增加的鎮壓,只是讓中國社會原本已經很嚴重的緊張,變得更加尖鋭,更加突出。在我看來,這樣的硬威權主義道路只會加速共產黨的萎縮與衰敗。不斷收緊的控制是零和遊戲,反映了一個高度缺乏自信,也不信任其人民的政權。鎮壓則反映了(它的)虛弱,而非力量。」
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3月出版的最新著作《中國未來》(China's Future)中,直言不諱的表達了對目下中國的尖鋭看法。沈大偉是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也是美國最著名的當代中國問題專家之一。
在該書中,沈大偉分別從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外交層面,逐一解剖中國現時所面臨的處境,並從可能的不同發展路徑,推演了中國的未來走向。
該書引發熱議,因為沈大偉新的觀點除了讓人想起他去年在《華爾街日報》上,「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一鳴驚人以外,也讓人想起他在2008年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試》(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 Adaptation)。

沈大偉轉向,還是共產黨轉向?

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試》中,沈大偉重點分析了中共作為執政黨具備的優勢、弱點、持久性和調適性,進而得出結論——中共具有長期執政的潛力。
在那本著作中,他認為西方分析家往往觀察不到,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是漸進和難以察覺的改革,並且發生在一黨制之內,目的是加強、而非取代一黨制,所以難以察覺。儘管中國存在諸多社會、經濟問題,但並非西方媒體所言的「隨時可能爆發」——相反,這些結構性的問題與矛盾,尚未嚴重到威脅中共執政的地步。
2008年以前,沈大偉認為,「有一件事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絕不會坐以待斃。儘管中國共產黨清醒的認識到失去執政地位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但是它的領導人和幹部也確信,只要進行自我反省、調整和實施具有先見之明的政策和改革,就可以避免滅亡的命運。」
在彼時沈大偉眼中,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各個方面開始收縮,控制力減弱;而對於社會分化與不平等加劇、腐敗盛行、失業率上升、農村地區動盪,中國共產黨則進行改革與調試,進而走入一個「改革——調整——再改革——再調整」的循環,這些改革足以保證中共繼續執政,甚至加強其執政地位。
以上結論,基本上代表了2008年以前,這位「中國通」對於中國未來的基本看法。
直到去年,他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竟全然反對昨日之我,直指中國即將遭遇「大失敗」——因此引起軒然大波。
中國將保持繼續強大繁榮,還是即將崩潰,也成為海外的一時輿論熱點。而沈大偉則迅速從中國政府的座上客,變成了敏感詞。
今年3月,在新書發布會上,沈大偉對自己的觀點做了闡釋——他認為自己並非中國崩潰論者。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將是衰落(decline),而非崩潰(collapse)。
沈大偉用一本書的方式,更詳實的論證了一年前自己的結論——如果現任最高領袖繼續走目前這條「硬威權主義道路」(hard authoritarianism),的確會暫時將許多經濟與社會矛盾壓制下去;但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的經濟改革藍圖將無法落實,四中全會的法治改革也將無法推行。而現實存在的各類矛盾,從經濟下滑到民族邊疆,都會迅速惡化,一切都將變得太遲。
他認為,如果繼續飲鴆止渴,那末日(endgame)就真的開始了。
但沈大偉並未放棄對中共的另一種預測,他仍然強調它可能的調適能力。他仍然認為,中共可能會轉向,從而走向一條「軟威權主義」道路。如果這樣,那末日就並未到來──所以沈大偉聲稱,不是我變了,而是黨變了。但沈大偉同樣認為,至少現任最高領袖習近平,不可能走這條道路。如果要走,會是黨內其他人。
閲讀《中國未來》一書時,我屢次想起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八十年代末,這位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用詳實的資料和清晰的脈絡,準確預言了不久後蘇聯與東歐的崩潰,以及中國改革可能走向的成功。
多年前,我讀這本「反面教材」時,一直驚訝於布熱津斯基鋭利準確的灼見,但同時也充滿疑惑,該書中對於中國的樂觀預言,如何適用於現在的中國呢?在今天這個外表靜如止水,內裏波濤翻滾的年代,這份疑惑與不安就越來越大。
沈大偉的著作,某種程度上填補了這份空白。
轉向的沈大偉,會成為下一個布熱津斯基嗎?《中國未來》,會是下一本《大失敗》嗎?共產黨還會再度轉向,改變人們的預期嗎?
沈大偉給出了自己的推演。

中共的政治週期率

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沈大偉判斷,中國未來都有四種可能,從而走向不同的未來。但經濟與社會的走向,嚴重的仰賴於政治走向。
在沈大偉看來,中共政治走向一直遵循着「放收週期」(fang-shou cycle),而這種精神分裂模式,來自於中共黨內的兩股勢力,「改革派」與保守派。對於改革派來說,他們主張經濟改革,同時認為政治鬆綁是對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保守派則認為經濟改革不需要伴隨着政治改革,甚至,他們也不贊同市場化,而是強烈主張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
據沈大偉總結的收放模型,中國政治走向如下:
1985-1989年,中國政治是自由化的新權威主義; 1989-1992年,經歷了六四之後,中國回到了新極權主義; 1993-1997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走在硬威權主義道路上; 1998-2008年,江澤民執政後期和胡錦濤執政前期,中國經歷了十年的軟威權主義時代; 而2009年開始,胡錦濤執政後期,到習近平上台,中國則回到了硬威權主義道路來。
「改革派每隔一段時間便興起,然後遇見保守派的抵抗,而被擊退。他們也許會因為懼怕迫害,而退避三舍,保持沉默,但他們的自由傾向,會在黨內和社會持續滲透,直到一個新的政治領袖興起,政治改革就再度時興。」沈大偉寫道,「當然,改革派也同樣認同一黨制和共產黨領導權,但是他們相信,共產黨更加開放和更具包容心,會讓黨變得更好,更能得到社會支持。」
為了論證這種「收放模式」週期律,沈大偉甚至追溯到1950年代。百花運動,「大鳴大放」之後是「收」,反右運動與大躍進相繼發動,55萬右派被打倒,超過3000萬人民死亡。巨大災難後,1962年至1965年因此成為「放」的年代,劉少奇與鄧小平等改革者推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這些改革因為文革終端,但都在1978年之後得到延續),也對被打倒的知識分子適度放鬆控制。緊接着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文化大革命,一場長達10年的災難由此發生。
此後,短暫的華國鋒過渡階段後,中國開始重建秩序。鄧小平在1980年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818講話,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開端。沈大偉彼時在中國讀書,在鄧小平改革年代早期,他親眼目睹了中國社會從漫長噩夢中的覺醒,但也同樣目睹了1984年保守派發動的精神清污運動,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鄧胡趙體制在80年代初成型,胡耀邦與趙紫陽分別探索「政治體制改革」與「黨政分開」的道路,但胡耀邦在1986年被不合黨內程序的打倒,趙紫陽在此後繼續大力推進政改,並一度奉行得到鄧小平認可的「新權威主義」,但一切在1989年中戛然而止。
1989年到1992年,中國回到新極權時代,許多毛時代的殘酷鎮壓手段大量使用,強硬路線的領袖掌握着政權與軍隊,以確保控制整個國家。直到鄧小平不滿「左派」對經濟改革的阻撓,進行了他最後的政治行動——南巡講話,並且設定了當年秋天,中共十四大的改革議程。
江澤民作為彼時名義最高領袖,完全繼承了鄧小平的想法。而鄧小平則在十四大之前,強行命令數位黨內強硬保守派退休,其中包括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並且,鄧小平指定了胡錦濤作為江澤民的接班人。儘管在那一屆政治局常委中,仍然有幾位保守派面孔,比如李鵬、喬石、劉華清等。但直到1998年,江澤民並未推行改革。而中國共產黨也未能從蘇東劇變的恐懼中回過神來,他們仍然相信,1989年如果不進行鎮壓,中國將遭遇蘇東一樣的結局。
沈大偉說,「理解中國共產黨對於內部反對派和外部顛覆勢力的真實恐懼,是理解共產黨領導層過去二十五年裏,在政治領域所作所為的基礎。」
根據這個觀點,理解中共對於1990年代蘇東劇變、2000年之後的顏色革命,乃至於2010-2011茉莉花革命的評估,是人們理解中國後八九時代,政治演變的核心。
但儘管恐懼不斷,中共對於這些事件的評估也在不斷變化。中共保守派素來將其理解為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主張嚴酷鎮壓。但改革派則認為,發展經濟與融入世界,才是維持政權的基本要素。而保守派只會讓政權陷入僵化、萎縮、衰敗,以至於最終崩潰。
保守派在90年代一直佔據上風,直到1997年十五大,因天安門事件而形象敗壞的總理李鵬終於被調任至人大委員長,朱鎔基取而代之,進而迅速推行了經濟改革。胡錦濤也進入政治局常委。仍然在世的天安門強硬路線執行者紛紛退休,其他高級領導重新洗牌。
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用一整個章節強調「政治體制改革」——這也輕微的暗示了政治改革者已經重新站上舞台,開始了維持十年的政治改革。

1998-2008:中共從改革到謝幕

沈大偉對於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段總結是新穎的。
不同於許多中國觀察家,往往習慣以領導人執政週期斷代,沈大偉總結的政改時段,則跨越江澤民執政的後四年,以及胡錦濤執政的前六年。
在十年內,中共進行了一系列民主嘗試,沈大偉總結如下:
差額選舉黨委書記,同時擴大全國範圍內的地方政府官員差額選舉; 讓商人和知識分子入黨(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擴大協商民主與多黨合作; 增加政治局程序透明度; 增加黨內討論與反饋機制,擴大黨內民主; 共產黨與政協進行常規化協商;重建地方黨組織和委員會; 對幹部實施更加精英化的管理評價標準; 對4500萬黨和國家幹部進行強制性職業中期培訓(每三年,三個月); 強制性的任期制和退休制; 放鬆對國有及市場化媒體的控制; 給予知識分子更多空間,發出更多元的聲音; 允許公民社會,包括境內與境外的NGO的大量增長; 在高校介紹更多外國思想……
中共領導層非常明確地試圖在不失去掌控的情況下,用以上的改革措施,增加政治自由度,他們認為,這些改革是避免蘇東劇變等災難的唯一方式。而這樣的「改革派」觀點,直到2009年以前,在共產黨內都普遍盛行,而這種模式被稱為「彈性威權主義」,或者按照沈大偉在此前著述中所提出的,這是中共的「適應」範式。
而中共之所以能維持長達十年的改革之路,其幕後操盤手,在沈大偉看來,就是曾慶紅。他被沈大偉稱為中共政治改革的主要策劃人。曾慶紅由江澤民提攜至中央,屬於「上海幫」,但不僅與江澤民關係密切,也取得了胡錦濤的信任。曾慶紅進入中央後,迅速鞏固並擴大權力,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組織部部長、中央黨校校長,在2003年至2008年期間,擔任國家副主席。
沈大偉特意提到中共2004年16屆4中全會,不同於18屆4中全會的「法治」主題,16屆4中全會的主題,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建設」,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直接任命曾慶紅負責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這份決議也是中共對蘇聯崩潰及其啟示的全面總結,並且認為,中共只有培養危機意識,從失敗與成功的執政黨中,全面提高執政能力,「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並將其上升到中共生死攸關的高度。
而曾慶紅在大會上做了關鍵演講,總結蘇聯崩潰的經驗,這成為政治變革的藍圖與命令。他認為,一個執政黨如果「不能跟上潮流與時俱進」,那麼就會脱離人民,終將消亡。他雖然承認蘇東劇變的多重原因,但仍然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制度僵化、執政能力退化、人們對官員不滿、幹部嚴重脱離群眾……「在他講這番話之前,已經用了6年時間推動改革進程」,沈大偉說。而到2008年,曾慶紅的退休,直接導致了中共政治改革項目,缺乏智囊與高層支持者了。
沈大偉還提到了另一個人,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他認為曾慶紅卸任之後,黨內只剩下温家寶一人,數度公開呼籲政治改革。我在發表於端傳媒的《改革派之死》一文中,也重點談到温家寶在2010年的7次公開呼籲政改。而到2012年,他也卸任之後,中共黨內改革派徹底陷入沉寂。
沈大偉在2009年時,一直住在北京,他說不清是那一年的具體哪天,但親眼目睹了中國政治走向的悄然變化。這份變化不如80年代精神清污運動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那樣顯而易見,沒有正式的文件公布,但在2009年第二季度,氛圍明顯轉向了。儘管2009年秋天的17屆4中全會,仍然在紙面上延續了政治改革的方案,紙面上延續了曾慶紅提出的改革意見,但在現實中,完全背道而馳。
在沈大偉看來,中共最終再次轉向,保守派勢力迅速崛起,除了曾慶紅的卸任,2008-2009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是重要原因,2008年的拉薩,2009年的烏魯木齊,都發生了大規模騷亂。這些事件加劇了中共內部的整體恐慌。沈大偉彼時在北京,親身經歷了這一切緊張的轉向。
當曾慶紅不再能掌控政改進程之後,胡錦濤作為一位弱勢領導人,在黨內與軍隊都沒有足夠權威,「儘管胡錦濤在任內前六年都在推行政改,但他的黨內同僚很可能認為他反對政改。我認為,胡錦濤是一個很容易被權勢人物和利益機構操控的人。」沈大偉說。
沈大偉認為,2009年之後,在胡錦濤的弱勢領導下,四大權勢機構(宣傳系統、國家安全系統、國有企業系統和軍隊系統)強勢結盟,他稱之為「鐵四角」。在政治局常委中,周永康是他們的領袖,並且說服胡錦濤,黨的自由化政策會導致其失去掌控,使黨陷入危機,進而改變曾慶紅路線,回到「硬威權主義道路」上來。而隨着政治收緊,這些權勢機構反而會大獲其利,除了政治,在金錢上同樣如此。比如維穩費用,在2011年高達8350億,首次超過了軍費開支8120億。
習近平的上台,只是延續並加劇了政治收緊。
2015年10月22日,英國倫敦,中國主席習近平出訪英國時會見傳媒。攝:Anthony Devlin - WPA Pool/GETTY
2015年10月22日,英國倫敦,中國主席習近平出訪英國時會見傳媒。攝:Anthony Devlin - WPA Pool/GETTY

強硬而保守的習近平,只是「外硬內軟」

2012年,習近平上台時候,民間曾對他寄予厚望——追溯其父親的改革歷程,進而期望習近平能夠大力推動被中斷的政改。但三年之後,人們看到的是不斷的南轅北轍。
「習近平已經被證明是一個反自由化的領袖」,沈大偉說。
從對異議人士和社會活動家的鎮壓,到對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嚴控;從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到在民族政策上更加嚴格;從上百名維權律師被拘留投入監獄,到公共集會被嚴格限制;從大範圍出版物被審查,到外國教材不能進入大學課堂;從媒體與意見領袖被清理,到NGO遭到史無前例的管理壓力……一系列關於國家安全、網絡安全、恐怖主義和非政府組織的規章和法律出台並付諸實施。
「中國今天的鎮壓程度之大,是從1989-1992年以來,從未有過的」,沈大偉說。
在許多觀察家眼中,習近平已經成為從鄧小平以來(有的人甚至認為是從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勢的領袖。沈大偉形容習近平是一位強硬的領袖,要扭轉共產黨那「失去的八年」。
但目前來看,反腐仍然是習近平任內最大的政績,但這也恰恰是可能的危機所在。反腐運動以來,大量省部級和地方官員被調查和懲處,2013年到2014年期間,有超過180000黨政官員,74名省級官員,和4024名解放軍軍官(包括82名將軍)和68名部長級官員落馬,最高層落馬則包括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郭伯雄……
「儘管這項反腐運動仍然受到公眾歡迎,並且毫無疑問的有利於中國,但這仍然是一項選擇性的反腐運動。許多江派和胡派成員遭到反腐,但沒有一個習近平的太子黨成員受到波及。在他們倆都還活着的情況下,這樣的做法並不明智。」
除了上層政治,這項運動也會讓官僚系統「就地卧倒,啥都不幹」,進而陷入癱瘓,沈大偉也注意到了。而王岐山曾經在2013年說「用治標的方式,為治本贏得時間」,但現在看來,中共最高領導人並沒有要在透明度、媒體監督、司法獨立、減少尋租、降低税收、增加政治競爭等各方面做出努力的跡象。
因此,沈大偉得出結論,這位強硬而保守的領導人,他過分強硬的性格,以及過於自負的政策——實際上反應了極其脆弱的制度。「外硬內軟」,沈大偉還特別使用了一個中文詞彙,「政權的高度壓制,恰恰是它深刻不安的症狀。」
習近平上台之初,對於蘇聯解體的反省其實已經表明了他對於「改革」的態度,在他眼中,蘇聯「竟無一人是男兒」。曾慶紅則在16屆4中全會強調,蘇聯的失敗,根源於政權本身的失敗,因此應該「提高執政能力」。二人的對比,恰恰是沈大偉所論述的,中共黨內對於蘇東劇變的反應,預示着中共的道路選擇。如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所言,目下中國確實在「改革」,只是我們誤以為改革,就是自由化改革罷了。

習近平可能遭遇什麼?

在筆者與諸多黨史學者的交流中,他們普遍認為習近平的精神底色與所接受的教育,不足以支撐他擔任如此名目眾多、完全不同的小組長。也因此,「當他做已經寫好的政治報告時照稿念,往往會講到『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依法治國的核心就是依憲治國』,但一到即席講話,一開口便是紅色的毛時代語言。」
沈大偉也注意到,習近平是鄧小平以後,唯一一位沒有談過「政治改革」的國家領導人,「這很奇怪,但也暴露了一切」。
因此,沈大偉對於這位「外硬內軟」的領袖產生憂慮,他認為,如果在習近平任內會發生自由化轉向,那麼在2017年的19大上,他可能遭遇其他政治局成員結盟,而被強迫進行自由化改革。而如若不然,習近平預計將繼續執政掌權,直到2022年卸任。
屆時,沈大偉認為仍然有兩種可能,其一是他成功執政到2022年,之後再成為幕後教父。
而另一種猜測則更為大膽:政變。「雖然不太可能,但並非完全不可想象,」沈大偉補充。
麥克法夸爾也對中國未來政局的預測:習近平的未來,可能遭遇赫魯曉夫式政變。
沈大偉與麥克法夸爾可能沒有料到的是,中共建政以來,赫魯曉夫與戈爾巴喬夫是中共政治的兩個頭號大敵,中共政治從未出現過赫魯曉夫式政變,在可預期的將來,這種模式也很難出現。
但是中共政治有另一種模式,政治觀察者一般將其視為「七千人大會模式」,即最高領袖退居二線的軟下台模式。據總結,這種模式在中共建政以來一共出現過四次:
1959年廬山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與八屆八中全會),會議主題本來是如何更好地完成「大躍進」,但彭德懷突然發難,反對「大躍進」,被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整肅。「政變」失敗。
1962年七千人大會,會議主題本來是總結「大躍進」成果,但會上劉少奇說了與報告完全不同的內容,直接反對毛澤東的話,認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被迫做檢討,並且退居二線。「政變」成功。
1970年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會議主題本來是討論四屆人大籌備問題。但會上陳伯達和林彪突然發難張春橋,要砍掉毛澤東最信任的「左臂」,毛澤東因此說,「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陳伯達會後受到審查,不久之後林彪叛逃。「政變」失敗。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主題本來是討論農業與經濟計劃問題,但會上陳雲突然發難,「彭德懷同志沒有罪」,會議主題迅速轉向,華國鋒的地位迅速動搖,其後就很快被鄧小平取代。「政變」成功。
在中共歷史上,這種模式的成功率是50%。

中共可能的軟威權主義轉向

沈大偉在書中預言了中國政治走向的四種可能:新極權主義道路、硬威權主義道路、軟威權主義道路、半民主道路(新加坡模式)。但在沈大偉眼中,新極權道路和半民主道路,都只存在理論上的可能,也因此,中國政治的未來走向,要麼繼續延續習近平的硬威權主義道路,要麼走向1998-2008年的軟威權主義道路。
按照沈大偉總結的「收放模型」,中共一般放6-8年,收2-3年,但自2009年這一波收緊,已經長達七年,並且在習近平上任之後,「加倍了全國的控制與鎮壓」。
如前文所述,沈大偉認為,如果繼續沿着硬威權主義道路走下去,會加速共產黨的萎縮與衰敗。在經濟上,這一政策的延續,會讓中國經濟發展陷入停滯,進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導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目標無法實現。而惡果已經顯現,精英正在用腳投票。2014年,上海胡潤研究所研究表明,據393個億萬富翁投票,高達64%的比例已經移民,或者正在移民。
「習近平和他的同僚可能認為這對中國,以及維持自身權力來說,是正確的道路。但我相信,這是一個根本的錯誤。」沈大偉說。
但中共仍然有可能回歸軟威權主義道路,「每一次,改革派重新掌權後,他們會打開塵封已久的抽屜,翻出以前的改革計劃,吹掉灰塵,然後自言自語,『現在我們到哪兒了?』」沈大偉說,「在共產黨體系內,有很多的政治改革派和自由傾向的黨員……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俞可平。」但沈大偉並未點名更多例子,不知是否因為俞可平已經徹底離開官場,回歸學院之故。
沈大偉認為,在19大上,現任7位政治局常委中的4位都將卸任,25位政治局委員中的13位將退休。而留在政治局的12位政治局委員中,有9位都有政治改革記錄,他們分別是:李克強、王滬寧、李源潮、汪洋、劉奇葆、孫政才、胡春華……
「這非常可能組成一個權力聯盟。即便習近平不同意開放政改,這個聯盟也足夠強大去硬推改革。如果習近平繼續反對,那麼政治僵局和最後攤牌就很有可能發生。要麼習近平用武力鎮壓,要麼他將失去權力。」
如果政治改革得以推行,那麼現在中國面臨的許多經濟與社會改革瓶頸,將迎刃而解,而如若不然,「現政權會在停滯和衰敗中,越陷越深。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觀察家,都認為,末日已經開始了」,沈大偉再次斷言,「除非,他們回歸軟威權主義道路。」
這幾乎是沈大偉新書的全部觀點。一切圍繞着他對於中國政局的深刻梳理,當然,這份梳理並非人人信服。比如,喬石在很多人眼裏,並非沈大偉所說的「保守派」,曾慶紅也並未如此的「改革派」。香港《南華早報》對於沈大偉新書的書評最末寫道,2008年在黨內公推直選的李源潮,如今成為近年來,最弱勢的國家副主席。這些都是改革派被大量邊緣化的象徵……沈大偉所預言的改革聯盟,至少目前看來,在19大上幾乎很難實現。但誰也不能否認,沈大偉接近了比大多數中國記者與觀察家更核心的信源,他或許看到了更多暗流洶湧。
不同於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沈大偉的預言是雙向的,他仍然對中共寄予一絲希望,但其核心觀點仍然與去年相同。因此,或許只能讓歷史來證明《中國未來》一書的價值了。它會成為一本失敗之書,還是成為下一本《大失敗》呢?
—— 原载: 端傳媒   转自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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