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

群学君:抵抗黑暗的最好办法,是让自己光明 – - 胡适先生五十五周年祭




胡适先生
1891.12.27—196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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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4日下午,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正在举行新老院士欢迎酒会,参加酒会的,是学术界的最顶尖一群人物。
发表祝酒词的,是71岁的院长胡适先生。他指着台下的一位仪态端庄的女士说:
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大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就是这位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台下坐着的,正是胡适一生引为自豪的学生吴健雄——当时“中央研究院”唯一的女院士,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唯一的华裔女院士,居里夫人之后国际物理学界当之无愧的“女王”。
忽然之间,胡适先生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面上,立刻失去知觉……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吴健雄,当即泣不成声。
一个多钟头以后,噩耗传来。吴健雄号啕痛哭,浑身战栗,如果不是丈夫袁家骝扶着,她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两年前,吴健雄的父亲去世。悲痛之际,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写信给胡适先生:我一生受我父亲和您的影响最大,可惜我父亲在今年正月三日在上海故世,从此生死永别,言念及此,肝肠寸断,泪不自禁矣……
终其一生,吴健雄都记得1936年刚到美国,胡适先生写给她的那封信:
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做一个博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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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吴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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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的死讯像投向平静湖面的一粒石子,瞬间引起一圈又一圈涟漪。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这个消息成为全台湾最大的新闻。
第二天一早,女作家苏雪林在报上读到了讣告,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临近中午,正在家里打麻将的梁实秋接了一个电话,几分钟后他回到桌边,另外三个朋友发现他整个人都怔住了。过了好半天,他才说:胡适先生过去了。傍晚,梁实秋接到采访的电话,他说了八个字: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张爱玲先是惊愕,然后回忆起几年前她和胡适最后的那次分别: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适之先生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同样是在美国,唐德刚、周策纵等人组织的白马社则开始筹备“胡适纪念专号”。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陈之藩在英国曼彻斯特含着热泪开始写《在春风里》;李敖开始写《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胡适的论敌徐复观则放下攻击,开始写《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
那一刻,殷海光看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落日的余晖;那一刻,狱中的雷震满眼泪水——他还要等待很多年才会从监狱中走出来。第二天,狱中的雷震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晚上听到胡先生去世的消息,晚上做了一晚的梦。先是大哭,梦中哭醒。后来又做梦,和他在一起……直到天亮起来为止。今日上午看报,我两次流泪,这是卅六年秋葬母以后的第一次哭,可见悲哀之甚。这里送报人说,拿到报,眼就流泪,许多看报的人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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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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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去世几个钟头以后,蒋介石就在官邸里收到了消息。
第二天,他就安排蒋经国瞻仰遗容,顺便带去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死者为大,但这只是一句客套话。就在胡适下葬以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这才是心里话。
终其一生,胡适都希望做蒋介石的诤友,可惜,历史没有真正给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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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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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死讯,在台湾对岸的大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这与几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从1954年开始,经最高领袖授意,大陆发动了浩浩荡荡的“批判胡适运动”。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作协共举办了21次批判讨论会,全国各地发表的批判文章,总字数超过300万。高压之下,绝大多数他昔日的友朋同事、门生故旧都不得不公开发表违心之论。
据说,身在美国的胡适把所有他能搜集到的批判文字都读了一遍,其中包括幼子胡思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没有写下任何辩白或者回应的文字,却心心念念受此“牵连”的朋友。
他给朋友沈怡写信说:
(批判胡适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两批批判资料(指大陆批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一年以后,与晚辈学者周策纵聊起已在大洋彼岸被树为“神”的论敌鲁迅,胡适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他是我们的人。
又过了一年,大陆方面委托在伦敦的陈西滢给胡适带话:我们反对的是胡适先生的思想,不是胡适先生这个人。胡适回答:离开了“胡适的思想”,哪里还有什么“胡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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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病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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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苏小和说,胡适可能是一名中国人走向现代性的起点。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如果你没有读懂胡适,很可能到现在为止,你依然是一名没有常识的中国人。
学者朱学勤说,最难能可贵的是,终其一生,他始终坚持着与自由主义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他从没有被二十世纪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也没有沦陷在旨在逃避时代的文人情趣中。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这样一种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一辈子,不是圣人,也是奇迹。
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国大使。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他都是偷偷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夫人江冬秀给他寄衣服,他写信说:“一些衣服没舍得穿,还都很新,不要多寄了!”
去世以后,罗家伦去吊唁,江冬秀告诉他,胡先生的全部遗产,台币不到五万,美金一百余元——这就是26岁就拿260块大洋月薪的胡适,这就是拿着“民国最高版税”的胡适,
1962年3月2日,胡适被安葬在台北南港。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北京大学校旗。
参考文献:
林建刚:《当胡适死去的时候》,《南方都市报》2015年3月15日

—— 原载: 《群学书院》2017-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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