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6日星期日

大唯:“雨傘運動”後微妙變化的法治環境


—— 香港本土主義觀察之三十七

2017年2月香港法庭判決的兩起案件,引起了社會的震動。一起是前任特首曾蔭權貪污瀆職案經過5年的審理,被判公職人員失當罪,監禁20個月。72歲的前特首因為“貪小便宜”墮入法網;一起是七名警察在“雨傘運動”期間的執法過程中圍毆一名示威人士罪成,判入獄2年。警方由來已久對疑犯施以拳腳的慣常做法受到嚴峻挑戰。

曾蔭權案中,儘管眾多社會精英為他求情,最終法官還是出乎預料地判他即時入獄,並稱已經考慮了他過去40年擔任公職期間對社會做出的貢獻,從量刑起點的30個月減至20個月。法官陳慶偉在判刑時失望地指出,從未見過從如此高處墮下的人。

七警案的社會輿情反彈更大。2月22日,四個警務人員協會成員及家屬約四萬人,迫爆旺角警察體育遊樂會兩個草地球場,反對判刑過重,商討籌款協助及支援七警,並要求就辱警罪立法。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在大會上指,集會的目的是取回警隊尊嚴,強調警員不能任由他人無理侮辱。現役葉姓警員在會上指,儘管七名警員毆打曾健超是過火,但刑罰同樣過重。這次警員集會,是繼一九七七年有數千名警員及家屬參與“警廉衝突”遊行以來,最多警務人員出席的集會。

梁游“宣誓案”司法覆核褫奪議員頭銜

除了以上兩起受爭議的案件外,近期頗受爭議的案件還有本土派的梁頌恒和游蕙禎因為在立法會議員任職宣誓上有意改變誓詞并發出對主權國的不敬言辭而受到港府司法覆核的挑戰,最終法庭判決兩人宣誓未能過關,褫奪了議員資格。

香港法庭的快速判決是在人大常委會對梁游宣誓表現主動進行的釋法後作出的,根據《基本法》規定和以往做法,人大的釋法需要由終審庭提出協助要求時才處理,但是對梁游一案,人大並沒有照慣例處理,為壓制本土派進入立法會,從政治鬥爭的考慮出發,啟動了超常規的做法,引來非建制陣營的質疑。直到2017年2月,梁游仍在上訴到終審庭的法律程序上忙於應對。

“雨傘運動”後,政治性的刑事檢控案件突增。香港警方在2014年12月11日對“佔中”者的清場中逮捕了200多人,被捕者陸續被檢控。“雨傘運動”的後續“暴亂”發生在2016年春節期間的旺角街頭,刑事檢控也隨之陸續展開。

建制陣營以法治為依據對抗非建制陣營

“佔中者”認為,“雨傘運動”中的佔領街道是一種政治抗爭行動,以和平的公民抗命表達對人大8.31決定的不滿以及對普選被封殺的抗議,認為政治問題只能用政治手段解決,不能用法律解決。而建制派認為,“佔中”是違法行為,只能用法律和司法解決,強調香港是法治之區,政治參與者應無條件遵守法律。

左派輿論的論點主要是針對違法行為,而警方依照法律採取行動。“佔中”支持者的所有論述幾乎都是法外的因由和當局的逆民之舉,也承認公民抗命的違法性,但同時強調個人權利和公眾政治利益的重要性。

儘管社會上對人大8.31決定和普選模式有多麼嚴重的分歧,建制派能夠用到的無可置疑的依據就是法律,可以輕易地套在任何過激的抗爭行為上。因此,“雨傘運動”以來,香港的法律和司法被頻繁地用於各種政治抗爭行為,也是建制派利用來反制反對派的有力工具。

法治武器的使用,轉移了人們對違法行為之外緣由的探索和解決。建制派佔領的有力位置是施政權力和司法屏障,在整體民主進程中因爭拗發生,非建制派只能夠使用街頭政治和適度武力抗爭,容易受到建制派的法治武器的打壓。建制力量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願管治社會,一方面用法律維護穩定和防範反對派,使反對派在小心翼翼不踩紅線中不能釋放最大的反抗能力,束縛了自己的手腳。更重要的是,由於香港長期的殖民文化,反對派歷史上都難以效仿其它地方反對派那種不怕坐牢和犧牲的捨命抗爭方法,常常懾於當局的法律壓制而動憚不得。

普世價值的各自解讀

“佔中三子”之一的法律教授戴耀廷在解讀曾蔭權案時,提出了“獅子山精神”和普世價值的統一和矛盾的論述。他所說的“獅子山精神”是指港人勇於打拼,努力向上,創造美好前景的奮鬥精神,而普世價值是指香港的一套源自港英管治傳統的價值,即自由、廉潔、民主、平等、法治的核心價值。

戴耀廷認為,香港核心價值不是必然與“獅子山精神”有衝突,但在某一些處境下,要同時實踐兩套價值觀,會面對較大困難。中式管治與英式管治從深層價值、目標及操作方法,都存在根本差異。中式管治模式與“獅子山精神”較接近。曾蔭權在公務生涯的最後一段時間,“獅子山精神”中的某一些價值麻痹了他對香港核心價值的堅持,終犯上錯誤而不自知。

他說,回歸後,香港的建制體制內更傾向“獅子山精神”,體制外卻更傾向普世價值,終於導致這兩套價值觀在體制內外出現嚴重衝突。藍營是以“獅子山精神”為主的一群,黃營則以普世價值為主。

據觀察,建制陣營維護的重點是法治,就是社會的穩定秩序,認為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對非建制陣營所提倡的民主、公平的核心價值有不同解讀。普選課題中包含的民主、平等、公平等價值觀,建制派著墨不多而容易輕視,只是為了維穩需要祭出法治之劍來貫穿於政治鬥爭。非建制派採用的有利於自己的價值判斷確顯得抽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讀爭拗,經過多個來回的較量,也沒有賺到什麼便宜,而建制派所掌握的法律武器具體得多,拿來得心應手,往往在與反對派的博弈中取得優勢。

但是,司法武器對於建制陣營也有失靈的時候。

七警案判決考驗建制派的法治心態

2017年2月,七警案判決後,內地官媒與撐七警的“藍絲”們同一口徑,批七警案判決不公,《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指“佔中者普遍獲輕判或逍遙法外,而辛苦執勤、承受巨大壓力的警察卻因一時失誤遭重判”,質疑判決是否合理。之後借對香港學者顧敏康的訪問,繼續借批評香港港司法體系任命外籍法官的制度。

建制陣營認為,法官的立場引起了公衆的質疑,令人十分擔憂香港的法治。被訪問的建制派學者說,“判決此案的法官杜大衛是英國人,而香港法律系統中不僅有大量外國籍法官,且更多人是港英政府培養出來的”。他認為,《基本法》允許保留這種狀況,但這種制度顯然存在商榷的地方,那就是立場問題可能影響他們對案件的判斷。

北京的《環球時報》同時發表社論,指責對7名香港警員的判決是一聲“偏哨”,批評香港法治體系延續殖民地的色彩,並沒有像港府一樣建立起對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的忠誠,遇到與政治有關案件時,就容易“跑偏”。

然而,這種宣傳攻勢惹來一些體制內知識分子和媒體人擔憂,在微信議論:“有人逼不及待要動搖香港最核心的司法,直接用文革式思維,去針對一國兩制下香港獨立的司法系統。”

建制派對七警案的判決反彈,一反對過去幾年多宗不利反對派的判決所持的支持態度,甚至把矛頭對準外籍法官,值得關注。香港實行普通法架構上的《基本法》,英國籍法官佔多數,《基本法》也沒有限制法官的國籍,過去對反對派不利的判決,外籍法官起了作用,即使是前公民黨成員的高等法院法官區慶祥,在處理梁頌恒與游蕙禎宣誓失效案中,照樣判決梁游敗訴,沒有因為持非建制派觀點而偏幫本土派,從中說明法官判案的獨立性。

七警案中的判案標準和量刑存在爭議,激起建制派強烈的反對,與其它案子敗訴方的不服和反對性質是一樣的,對於香港的法治並沒有危害,但建制陣營這次針對外籍法官,暗示希望將來修改《基本法》,讓更多的本地法官更換外籍法官,使建制派可以更容易控制他們的立場。這就產生了一個司法是否需要真正獨立的問題。《基本法》的原意是通過外籍法官來維持司法獨立性和公正性,現在隨著建制力量的壯大,似乎要重新佔領這塊陣地,那麼香港的法治前景是否將會向建制派傾斜呢?

據觀察,“雨傘運動”之後的法治環境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建制派在判決結果對自己有利時自然積極維護法治,但當判決對自己不利時,便要追究法官的政治責任,是否對香港引以自豪的法治是一種傷害呢?值得觀察的是,當司法成為一種一方可以壟斷的政治工具,那麼法治的環境是否開始要發生本質的改變呢?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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