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

高尔泰:老莫



九十年代初,我来到美国。首站洛杉磯,一个熟人也没。租住聖蓋博,位于闹市区。很小的后院屋,在果树园里。闹中取静,桃李满枝,且主人慷慨,让随意採摘。黄尘行客,得此清凉,很庆幸。
不是政治人物,但是政治避难。身份引起误会,上了中文报纸。不时有流亡人士来访,各有派系,是非很多。我怕复杂,保持距离。后来搬了家,都没再联系。新的地址,只给了老莫。
老莫叫莫逢杰,在一家公司当保安。上夜班,很辛苦。年未五十,顶已微秃,鬓已微霜。短络腮胡,脏劳动服,粗獷驃悍。開一輛大卡車,老式道奇,造型橫蠻,結實耐撞,擦踫得坑坑窪窪,性能却依然良好,像他。
目光真纯,笑起来像个孩子。从不搬弄是非,心里惦记着的,是“老家里”(别人叫“祖国”)平民百姓的命运。上升到价值观,虔诚如清教徒。没有弯弯绕,喜怒形于色。其怒近乎专制,但不会拒绝倾听。只要觉得你对,他也可以接受。可以吵一架,依然哥们儿。
那天同来的,有他的北京同乡,替人搬家为业的老刘。老刘的父亲,是四九年前的銀行職員,五零年镇反被枪毙了。十四歲的他,同母亲一道去收尸,脑子里留下一个鲜红的惊叹号,锋利如锥。用粉筆在牆上寫了几句什麼,被以“反標” 論處,一關二十年。中年出狱,帶著父亲的血衣、血繩、子弹费收据之類,他所谓的“物证”,逃出边境,辗转到了西非洲的小国多哥。
老莫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母在美国行医,四九年响应召唤,回到祖国。父亲出任北京海星医院院长。医术高明,又精通英法两语,各國使館的外交官都愛請他看病。當局要他協助收集情報,他坚拒被捕,判刑十五年。两年后反右,母亲又成了右派,被医院开除。文革第二年,老莫十七岁,正上高中,以“恶攻”罪获刑。十一年后出來,才知道父親已死在狱中。四处游荡,四处碰壁。碰来碰去,也碰到了多哥。
在码头扛磷酸盐包,碰上老刘。一同到洛美市场,街边摊档谈心。“说到恩仇心事湧”,喝掉整整一罈子棕榈酒。老刘最痛心的,是带出来的证物没人要看,看了也没反应。证明不了什么,反而成了累赘。想丢掉,又不服气。老莫说这可是要紧东西,难得你妈保存下来!难得你带出来!怎么能想到丢掉!?话是这么说,不丢掉又能如何?他也不知道。
为了能参加海外民运,两个人辗转来到美国。没有学历政历,没有背景人脉,没有任何组织、团体的照顾,没有任何媒体、舆论的关心,办难民身份很难,多次申请多次被拒。好在最终得以留下。好在体格强壮,吃得来苦。各自打拼几年,都买了房子,成了家,立了业,过上了正常生活。
但是对于老莫,这仅仅是个开始。他對發財没有興趣,自筹经费,成立了一个“政治避難者協會”,帮助新来的逃亡者获得身份。同时作为草根组织,不分派別地支持一切民運團體发动的街头运动。不争资源,不过问精英领袖们之间的矛盾。当后者乘着豪華遊輪在流動風景里開會,從斯德哥爾摩一路開到聖彼得堡的時候,他和老刘一起,上街游行,扛標語、呼口號,汗流浃背。或者在中領館門前静坐,绝食抗議,不吃不喝。
为此他經常请假,不在乎被扣掉工资。家里人来人往,大都是有些国仇家恨的劳工。谁有大难,他倾囊相助。听到国内受害者求救,必定捐款。没钱就加班加点,拼命打工补充。他夫人常说,有一次因为拖欠房贷,险些被银行没收了房子。那是一棟墨西哥社區的老舊平房,开间大,客房多。我去看过,说一间客房够了,干嘛三间?他说这样方便,临时没处住的,这里可以凑合。
凑合就是凑合,不收钱,白住。一天,他看到街边的长椅子上,蜷缩着一个褴褛憔悴骨瘦如柴的中国青年,停车下去搭讪,是一个右派的儿子,只身来美,走投无路。带回家换洗吃住,直到办了身份找到工作才离开。是个有为青年,几年后就当了地方法院办案开庭的同声翻译,人称“赵翻译”。我和这个人通过一次电话,他对老莫的“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心存感激至今。
流亡海外的人们,谋生不易,各有难处苦楚,时不时总会有人,到他家借住几天。节假日,也都爱到他家聚聚,随意地或坐或站,沙发里一埋,墙上一靠,满屋子风霜沧桑。有什么说什么,苦水倒出来,心情开朗了,偶有谁幽它一默,满屋子哄堂大笑。气氛就像列宾画的《给土耳其苏丹写信》。有时也商量商量,怎么給那个流氓政权找點兒麻煩。 能力有限,办法有限,说到为难处,又全都沉默了。
有一家中國企业,在洛杉磯買了一个淘汰下來的工厂,派了一批工人來拆卸運回。老莫老刘知道了,带着大家去策反,為愿意逃跑的人找住處找工作辦身份開記者會,忙得不行。但那些人身份一到手,就“褪套儿”消失,没一个參加民運,又氣得不行。其实冒充被迫害要求帮办政治庇护、成事后就不再理他的人很多,假装有困难来占便宜,占了便宜还卖乖的更多。老莫说,可恶极了。但是不到最后不知道,那怎么办?
老刘带出来的物证,就放在老莫家,破烂衣服上深黑色铁硬铁硬的几大块血渍,触目惊心。 一位民运领袖(劳改基金会主席)要拿走,说他可以到国会作证,也可以收藏和展出。老莫趁此机会,请领袖照顾一位原先在国内大学里教俄文,现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洗盘子的朋友,“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领袖说他的基金会里,正缺俄文翻译。但是开出的工资,比中餐馆的还低。老莫脸色一变,正要发作,俄文老师按住他,表示愿意接受。但老莫还是说,再加一点吧,太少了不像话。
俄语老师没被雇佣。血衣拿走后,再没联系上。老刘要把东西追回来,老莫说,算了算了,放在人家那里,有个起作用的机会,也好么。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领袖们之间的各种传闻,都有损名誉。老莫又说,算了算了,不说那些了,大方向还是一致的么。俄文老师说越是大方向一致,越是大的应当帮助小的。老莫说,什么大的小的,比起老家里那个吃人的党,我们全都是小不点儿,小得和没有差不多了。还不团结,那就真的没了!
这种政治正确论,可能不正确。但,没人答得上来。忧伤的沉默中,有谁哼起歌来,好像是王洛宾的民歌,蓝天白云悠悠。大家跟着哼,声音很低很齐,听上去却悲凉压抑。老莫的夫人说,一股子哭丧调,实在是受不了。夫人上海人,给人做管家,早出晚归,精打细算,一心奔着更好的日子。一直没有融入老莫的这个圈子。后来我搬家到哈岗山上,请他们夫妇来玩。来的只老莫一个,说她离婚走了,不怪她想走,我太委屈她了。
老莫喜欢山上的清净和开阔,对花草树木鸟兽,都有极大兴趣。但他更喜欢的是,我们能参加民运活动。有一次抱来一大卷纸,让我们给写标语口号,游行时用的。我们写了,但没去游行。他说,写了就是参加了,参加了就好。好像是在上帝面前,替我们辩护似的。
一位受港支联委托,代理我們难民事務的朋友,坚持要我加入他所在的组织,我拒绝了,说我不相信你们那些头头。这话很得罪人,以至于移民局通知我們辦綠卡的信寄到他家,他轉告给我們辦手續的地點,讓晚上八點到達。电话来时,正好《国际日报》专栏作家成荷生先生在,說绝不可能是晚上八点,讓再問。再問還是,晚上八點。成送我们去,移民局已下班。
第二天老莫來,我把这事讲给他听,說以後再也不同那些人打交道了。他立即反对,正色說,一共才幾個人?!都不往來,那還有人麼?! 我說我不想湊數,我做單干戶。他苦笑了一下,说,還是得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力量大麼。我说你这话,像村干部说的。他说没关系,哪天我拉上某某,一起吃顿饭,敞开聊聊,消除誤會,大家團結起來好。
我說海外民運的意義,在于促進国內的變革。如果不能起那個作用,再怎麼团结沒用。他拧起眉头,眯缝起眼睛,说,没用?你说海外民运没用?我说,我说的是,如果不能影响国内,就没用。他说做了不一定有影响,不做肯定没影响。算准了结果,有胜利把握才做,和投机有什么两样?!
那年我为一个讨论民族主义的会议,写了篇《民族主义——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普林斯顿开会回来,和老莫谈讨论的情况,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他反對西藏新疆台湾獨立,說那些地方,歷史上都是中國。我說就算是吧,歷史上你是中國人,现在你獨立地選擇了做美國人。你用逃跑來堅持你獨立的權利,又怎麼能借口歷史,不許別人獨立?
他說不,我是永遠的中國人!我說那也是你的選擇。他警惕起來,目光如锥,尖銳地問道,不是你的選擇嗎?!
我說現在說的,不是選擇什麼的问题。而是承不承認,別人也有選擇權利的问题。他說,我知道了,你主張西藏新疆台湾獨立。我說我沒那麼說,我没资格说。愿不愿意同你合伙,要由对方自主决定。这就是民主。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他没说话,似乎愿意考虑。我受到鼓励,又说,何况这里面,還有個国际政治大格局中代價和風險評估的问题。他說,又来了!这不是问题——前怕狼后怕虎的,还做什么事情?!
觉得他自相矛盾,再一想,又觉得不必说了。他的使命感和不计成败的人生态度,正因为自相矛盾,跨越了逻辑公式的平面,兼有诗的美丽,和宗教的崇高。倒是我俗气了,只知道评估实效,何况还,评估能力有限。我的梦想,是拥有两匹好马,两只好狗,一栋看得见地平线的小屋,和小雨一同,“归去青山好读书”。这个美国梦,和他的中国梦相比,不仅渺小,而且俗气。何况还,同样地不切实际。
那时的美国,正经济萧条。洛杉矶北岭地震,南加州房价溺水。据说十来万美元,就可以买个小农场。我路过一些农场,风景都美得难忘。十万美元禅画的润笔费一到手,就跃跃欲试。老莫说,你别以为只要雇人耕种,就可以得愣得愣,骑着马儿兜风?没那回事!你得懂行。不光懂农业,懂经营,还得会自己动手修汽车农机屋顶下水道灌溉系统什么什么的——你全不会,能行?!我有个朋友就是农场主,全都能幹,可不容易!对了,你们要是有兴趣,可以到他那里住几天,那没问题。
他也喜欢狗,没时间养。喜欢园艺,没地方种。下次来时,带着厚厚两纸袋剪报,一袋关于怎么养狗,一袋关于怎么栽花种树。新旧不一,分明是多年的积累。兴趣之浓,可以想见。他说他不喜欢猫,猫对人没感情,狗有。猫有妖气,狗没有。叭儿狗不算。叭儿狗金鱼一类,都像人造假货,不像天生的。天生的才好。夕阳下沐着晚风,望着远山,听他用严肃的口气,说这些闲散的事情,快乐难忘。后来我去了美东,两个做梦人各自奔忙,没再联系。
短短二十年间,形势变化很大。恐怖主义,网际网路,金融风暴,颜色革命,都是新东西。极权大国崛起,硬软实力骤增,也快得出人意料。流亡者价值错乱,内斗刀刀见骨。诸山头相继瓦解,诸中坚各奔前程。以前大喊抓特务,一个都没抓着。后来卧底亮相,反而风光无限。不少人低头认错,以求回国发展。有的争当国师,有的与网路警察为伍。白云苍狗之间,好像大家都羞于承认,自己是曾经的反抗者了。
来到拉斯维加斯,这感觉尤其强烈。就民运而言,这个摇滚得震耳欲聋的城市,完全寂静无声。想起老莫那个松散的社交圈子,和他们不计得失的街头呐喊,不禁若有所失。不久听说,老莫当了“中国民联”主席,很高兴这个海外民运中影响最大的组织,虽人数遽减,底线还在。摧枯拉朽的狂潮过后,坚韧的质地露出水面,总归是壮丽的历史景观。只是不知道,老莫临危受命,既无粮草又无兵马,怎么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种国境以外的运动型诉求,又怎么能落实到实现诉求的国内政治?
那天,老莫和王丹一起来访。带来两大盆茉莉花, 盛开如白锦绣,满屋子清香四溢。还有两件T恤,上面用各种颜色,印着美国《独立宣言》上那一段著名的文字。老莫说,还缺伊斯兰文,我要找人译出来补上,再印一批。别来二十年,他已到七十岁,须发更白,还在上夜班。但风采体魄依旧,价值观先行依旧,说话开门见山依旧,让人欣慰。
我问起他的铁哥们老刘,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说,我本来不想说,他回国去了。/怎么回去的?/  同那边做生意,那边老板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国安,国安让他写了个检讨,他就回去了。/  给你打招呼了没?/  打了,那个检讨,他给我看了,说他参加海外民运,是受了坏人的影响,坏人?不也就是我么。/  真想不到呀。/  想不到的事儿,多了去了。我老婆是个好人,叫我别再骂老刘,说他不过是想发财,倒也是。
对第二任妻子,老莫赞不绝口。说她心眼儿好,特别善良,很愿意帮助别人,对那些有困难没办法的人很好。说时满脸上,闪着幸福的光。王丹说,老莫家后院,种满了树木花草,绿荫荫的。老莫说,地方太小了,将来有地方,我想开一个苗圃,种的树苗,送给阵亡将士家属。背着手在我们家前后院转了一圈,看我种的竹木,如同检阅士兵。说,长得不好。这里是沙土地,只能栽沙漠植物——回头我给你弄些黑土来。
岁月无情,当年“八九民运”中最年轻的一代,“天安门的孩子”们,都已经四、五十岁。流亡二十多年,或销声匿迹,或两头通吃,或做个“原谅”独裁凶手的秀……不一而足。很高兴能有几个王丹这样的例外。王丹的诗文、回忆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展现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强烈关注。潮涨潮落,不改初衷,很难得。联名号召“天下围城”,更难得。
王丹他们和老莫他们的友谊,同样难得。知识分子瞧不起非知识分子,本是艾宾本斯坦《势利》一书中的常例,在中国流亡者中尤甚。洛杉矶那个“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会,从世界各地请来当年的右派和右派子女,却不邀请本地的老莫。文人能源不足,难免思想贫血。我相信王丹的充沛活力,不仅来自哈佛图书馆里的浩瀚书海,也离不开民间英雄老莫他们野性思维的浸润。只可惜,他们都不能回国——且试待,风云际会。
看他们俩站在一起,一个矮壮雄健,一个瘦高英俊,对比强烈,画味儿十足,想起了郑板桥的竹枝词: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幹为扶持。想起现在香港和台湾的民运的主力,已经是八零和九零后的年轻人了。但愿得,明年更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 原载: 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