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

从国际法看抗战起讫时间之争议——强权为何篡改历史



作者:茉莉(瑞典)
  
历史的天使”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创造的一个意象。本雅明以此阐释他的救赎历史观:在巨大的历史浩劫之后,天使会凝视毁灭的一切,努力保存历史残片,以避免遗忘。然而,在抗日战争过去七十年后,中国共产党政府肆意更改抗战历史,企图折断“历史天使”之羽翼。

犹如突如其来的一阵狂风,中共教育部一声令下,各级各类教材中凡有“八年抗战”字样,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中外独裁者都有篡改历史的癖好,随意将政治凌驾于历史真实之上。当年希特勒上台后,也曾把耶稣篡改成雅利安人。当历史成了任强权揉捏的面团,我们要做的是:抵制虚假历史,厘清历史事实,以国际法标准来划分与确认历史阶段。


认定战争起讫,应看法律状态

国内外一致公认的“八年抗战”之说法,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8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八年时间。但中共不顾当年抗日主力国民党方面的认定,擅自将抗战时间提前六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称之为“十四年抗战”。

奥威尔在经典小说《一九八四》里说:“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傲慢的中共以为他们控制了天下,历史也就应该在他们的操控之下。对于为什么要将抗战提前六年的问题,当局甚至不屑于给出具体理由。据有关人士解释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东北抗联等武装力量与日本作战,这是要将抗战起讫时间提前的原因。

对于战前曾有少数武装力量在东北抗击日军这一事实,从来没有人否认过。但是,这种小规模的、断断续续而局部的武装行动,是否应认定为抗日战争的开始?对此,历史学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否定“十四年抗战”的理由已经不少,笔者试图引进“国际法”与“战争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抗日战争的起讫时间。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最根本区别是:前者是一种法律状态,后者是一种客观事实。战争的法律状态是指:除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事实以外,还要有一定的法律手续和程序,必须经过宣战和其他交战意向的表示。

按照国际法,我们可以认定:在1937年之前东北地区的武装冲突,只是小部分爱国者的民间行动,没有当时政府所行使的法律手续,不能构成战争的法律状态。直到1937814日,执政的国民党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这一声明表示了中国与日本交战的意向,正式的抗日战争自此开始。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将军在他的《战争论》中说:“一场战争是一个被卷入国家的全部人口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的总和之较量。”这个奠定战争学基础的定义,是“八年抗争”之说的理论基础。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行政院前院长郝柏村宣称:“不是有抗日活动就可纳入抗战范围,必须是进入全面抗战状态,才是战争的开始。”除了视武装冲突的范围大小、宣战与否之外,我们还必须从国家矛盾的角度,确定历史分期。当代学界公认的是:在1937年之前,中日两国的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是以国内事务为主。

自命中流砥柱,中共徒留笑柄

如前所述,从国际法、战争学等各个角度看,中日抗战都只能算作八年。但中共当局为何如此热衷于嫁接不同的时段,为何要荒谬地把历史面团拉长?

其实这个“十四年抗战”的提法并不新鲜,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十五年战争说”。这是一些日本自由左翼知识人出于道德的负罪感,表达他们反战的和平理念,但这一概念并未被日本教科书采用。然而,日本的良知却被中共利用来篡改历史。

中国方面的“十四年抗战说”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是东北抗联的研究者强调本地区的抗日功绩。官方最先的表态是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胡锦涛表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胡锦涛关于“起点”的说法,在十年前受到一些具有学术勇气的中国历史学者的反驳。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张振鹍先生,就曾以抗战亲历者的身份撰文,有理有据地证明抗战只有八年。然而到了2015年,习近平在纪念抗战70周年讲话中正式提出“十四年”之说,俨然有一锤定音之势。一年后,中国教育部下达修改教材的函件。
那么,这样故意更改历史的目的意图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争夺抗战领导权的问题,中共借此塑造他们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形象。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改,就改出大麻烦来,即国人有了兴趣回顾历史,挖掘抗战时的真相。结果是,很多网友对这一更改给予负面的评价,并进行了辛辣的嘲笑。

网友们评论的要点是:一,在1931年最先抗日的东北武装力量不是中共领导的,而是原东北军、保安部队及其他民间力量组成的“义勇军”。后来中共参与的抗联接受的是苏联的领导,还提出过“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二,当时中共红军还未被承认是合法军队,与军阀无异,他们不但没有“北上抗日”,还在江西瑞金建立“国中之国”闹分裂。后来红军受到围剿,其败逃路线是向南向西至西北,然后躲在陕北窑洞里,一个劲扯国民党抗战的后腿。

强权惧怕学者真实有力的声音

由此看来,在民智大开的网络时代,想要把功劳归于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只能给人留下笑柄。无论中共怎么把教材改得面目全非,关于抗战起讫时间以及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愿意求知求真的人仍能在网上找到真实答案。

那么,这样严重缺乏智商、凸显权力傲慢的蠢事,为何赵家会去做呢?这是因为,一旦某人掌握了至高无上不受监督的权力,他就开始迷信自己,误以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无所不能,不但能控制现实与历史,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认知能力。

中国明代皇帝朱元璋就曾动用权力删除孟子的一些言论。孟子是战国时代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家人物,他有一些闪烁道德理想光辉的名言。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言论为一心巩固绝对君权的朱元璋所不喜,于是皇帝命令学者刘三吾修撰《孟子节文》。

西方的大独裁者也闹同样的笑话。希特勒上台后,为了以纳粹意识形态对德国人进行精神控制,于1939年设立神学研究中心,让学者篡改《圣经》。纳粹不但大砍大删有关犹太人的内容,还把“摩西十诫”改成了“纳粹十二诫”,更将身为犹太人的耶稣,改为与德国人一样的雅利安人。

谁能想到,纳粹过去大半个世纪了,我们今天又看到强权介入历史诠释,制造新的虚假神话。好在中国仍然有铮铮铁骨坚守学术良知的历史学者,例如前面提到亲历抗战的张振鹍先生,他曾挨过日本兵一枪托,由此终生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成就斐然。还有在社科院主持《抗日战争研究》的曾景忠先生,他于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以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证明“八年抗战”的概念,指出“九一八”抗战起点说不能成立。

在教育部发下函件之后,顶着歪风发表反驳意见的学者之中,有著名历史学家张海鹏先生。张先生的文章题为:对教育部《通知》的质疑——“十四年抗战概念”取代“八年抗战”远非史学界共识。该文直斥教育部的决定“是不慎重的,导致的后果将是倾覆性的”。然而,强权惧怕学者们真实有力的声音,张先生的文章很快就被“404 Not Found”了。


—— 原载: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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