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

人类学家萧凤霞:在大国边缘,别让香港被压成一个官僚细胞



人类学家萧凤霞。
人类学家萧凤霞。图片来源: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Foundation
当代最杰出的人类学华人学者之一,67岁的耶鲁大学教授萧凤霞,乐意形容自己“离经叛道”“不安本分”。
她生在英殖时代的香港,从父亲那里学来一口自豪的“西关广府话”,十来岁便到美国去做“番书女”,普通话是在斯坦福大学学的。政治经济学无法满足她对人类生活的好奇心,便一头扎进了人类学的海洋,但又不满于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僵化,于是“跟历史、跟文学一同跳舞”,从华南地区开始,打破“中国作为一个固定对象”的惯性视角,研究“中国作为一个过程”(process),拆解镇压者与反抗者二元对抗之外的“共谋”(complicity),反思地方在中心强权下被抽空独特历史文化的“细胞化”(cellularization),批评知识分子在内化国家权力结构的“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中批判性不足而为权力机器所操弄……
这场溯洄古今、往返中外的田野调查,一跑至今40年,仍未止息,被她写成新书《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萧凤霞1月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介绍道,书名原本是China As Process(中国作为过程),但两名评议人都反对,认为太抽象,最终用了Tracing China(踏迹寻中),“怎么把政治的东西变成过程?用历史学家给我的功夫才做得到。”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中文译名:《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
作者:萧凤霞(Helen Siu)
出版:2016年8月
萧凤霞不仅不用传统主流的方法观察中国,她也不是站在中国的中心观察中国,华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空间中,长期被视为边陲和具有颠覆性。萧凤霞曾写过,她自己就是一个在边缘的他者,但她欣赏在边缘,享受做他者,不仅可以漠视周边常规礼数,更容易“越界”,有无限的空间可以悠游、可以发挥创意,想像一切不可能——而且在边缘,无论是地缘上的,历史上的,还是权力上的,更可能找到在帝国式一统话语之外的想像,找到对既有观念和权力关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岭南虽然在中国的边缘,但给了中国非常光芒的贡献,也变成了大整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它有背靠中国,放眼世界,”萧凤霞说,“香港也要这样做。”
“‘一国’当然要,但是‘两制’怎么尊重?就是要层层尊重local(本地)、regional(地区)、global(全球)的历史。”

“中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

“我骗了他,说要去广东农村好好地做些研究,但其实不是啦!我就是要去找革命!”一头清爽短发的萧凤霞说起大学时代的自己施的小诡计,还是笑得得意洋洋。
那是火红的70年代,留著黑色长发、爱弹吉他的萧凤霞在斯坦福大学念人类学,“反越战、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我都参与了”,“那时在海外,看到的完全就是‘四人帮’的宣传”。一方面是有几分天真,另一方面也是对正处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社会主义中国产生了学术上的兴趣——“中国式的革命对那些正在经历后殖民时代发展阵痛的社会来说,说不定会是一服良药”,萧凤霞便向她的老师、人类学家William Skinner撒谎,奔去“找革命”。
但是,在70年代的广东农村,萧凤霞想像中火红的革命“当然找不了,我看到的是贫穷和封闭,全国一片红,可是生活一点颜色都没有。”萧凤霞并没有以这样的广东农村作为自己的研究的起点,她困惑,村子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贫瘠、一无所有的,是什么让它变成这样?在这样的历史视角下,她发现,农村失去色彩的过程,正正是她要研究的对象。变革人类学研究的种子,也从此埋下。
“权力关系是辩证的、互动的,每个人一起做出来的,不是压迫和反抗这么简单。”
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作为桥头堡的广东,成为大批农民工涌向目的地,萧凤霞便跟著他们,一路跑进广东的小城镇,去找“市场新动力、商业复兴”,但是,又没有找到,“看到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太子党’和卖货郎,完全没有商业复兴,也没有私营部门”。
90年代,中国社会整体洋溢著一种“向前看”、充满希望和机会的气氛,萧凤霞又跟著农民工跑道大城市,看看他们是否也分享到了这种“新希望”,如何参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她要找“现代性”。但是,又没有找到,“看到的就是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分化,很多针对农民工的障碍,他们的生活是有希望的,但也有很苦的。”
失落、反差和悖谬让萧凤霞看到了中国急速变动的社会中,国家权力和普通个人之间超越二元对立的复杂关系。她在1989年出版的《华南的“能动者”与“受害人”:中国农村革命的共谋》(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落下这样的结语:“某种意义上,我怀著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来到华南,但离开的时候,我却满怀韦伯(Max Weber)的恐惧。”韦伯的理论强调,作为实施有目的行动的能动主体,人们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的同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塑造了社会、历史和他们自身,人们的行动及其出乎意料的结果,让历史变迁显得纷呈、厚重、多向。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中文译名:《华南的“能动者”与“受害人”:中国农村革命的共谋》
作者:萧凤霞(Helen Siu)
出版:1989年
作为70年代最早在中国大陆从事严肃田野研究的学者,萧凤霞开始自我反省——“1989年,是我自己社会科学思考的一个大转变,从70年代非常马克思的观念,变成一个非常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观念,权力关系是辩证的、互动的,每个人一起做出来的,不是压迫和反抗这么简单”。这时候,她也开始与她的“五人帮”伙伴——陈春声、刘志伟、罗一星、科大卫(David Faure)一同,一边在华南的田野里行走,一边开始思考跨学科人类学研究的实验和理论提炼,去“追寻富有意义的生活宝藏,而非受限于非常僵化、桎梏的社会学理论和概念”。
图为70年代文革时期的农村。
图为70年代文革时期的农村。摄:XINHUA / AFP
萧凤霞在《反思历史人类学》和《廿载华南研究》中如此总结这种“人类学的韦伯式转向”:文化不再是静态的、可量化的、摆在那儿的,而是人们创造的、赋予意义的,历史亦然,要研究的不是历史的内容、文化的分类,而是内容的构建、分类的变异和具体化——文化、社会、族群、宗教、国家、民族等名词,也不再是不证自明的研究起点,而恰恰是研究的对象;权力不只运行于政治机器及其制度体系中,也可以内化到我们每个人的知识、语言和行为之中,要研究的不仅是权力制度,更是权力作为一套语言如何实现渗透,并被普通人内化之后,在他们的日常言行中重现;就连时空,也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方式想像、构建和磨合的结果。
“中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最有意思、最激动人心的,我就去,还是去研究中国。”
由此,意义、过程、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批判性阐释,逐渐成为人类学分析的核心。具体到萧凤霞最感兴趣的“中国”,就不应被单纯视为“一个政体、一个经济实体、一个人口大国、一片有疆有界的疆域、一个脱离时间而存在的文化”或“一个固定不变的单元(bounded unit)”,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作为过程”在历史上、文化上是如何形成的,有关中国的概念分类,暗含了怎样的叙事策略和论述意涵,在这些建构和分类的过程中,中国的“人”不应是“群众”“农民”“革命主体”等抽象概念,而应被视为活生生的、有利害关系的、懂得运用文化策略的、具有历史经验、有矛盾心理和情绪的人——比如在萧凤霞研究的中国农村革命中,农民“既是变化的主体,也是其中的受害人,一同创造他们所说的那个革命”。
后来,人们把萧凤霞他们称为“华南学派”,但她对此并不认可,一方面因为他们重新思考的问题不限于华南地区,而是人类学研究中比较抽象、高层次的学术概念,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世界是比较大的”。
大到哪儿去?
“很快中国就要走出世界,我也跟著很多非常成功、非常有朝气、非常努力的企业家,跑到中东,跑到非洲。人家会说,为什么你做中国研究这么多年,现在跑到非洲去了?我说,不是啊,中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最有意思、最激动人心的,我就去,还是去研究中国。走出世界,很多人带著他们的希望和努力跑出去了,所以我就跟他们去看了嘛!”
这次看到了什么?
“2007年开始,我就一直去跑迪拜。看到的最后现代的(建筑),很多都是中国的工程师、建筑师、公司去建的——这不止是在迪拜。实际上,(当地)很多地产实在就是被温州的商人买走了,所以很多物业的主人是中国人。在迪拜的机场,2007年你能看到英国人、美国人、欧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北非人,到了2009、2010年,金融危机之后,剩下的就是中国人了。”
“在广州……(能买到)非洲的土布。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可能不是完全是最好的。什么人没有工作?现在这个布,就是完全在中国做。”“我们在坦桑尼亚北部,看到地标,当地人跟我们说,连绵无尽的农地都被他们(中国公司)买了,旁边就建了路,旁边是输电线和铁路。要问的是,中国的投资是为了什么?”
“我以为看到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新秩序,可是看到的当然也有很多不择手段的力量,非常根深蒂固的国家空间,跟我在耶鲁很多同事看到的新自由主义市场不同的世界,”萧凤霞说。在萧凤霞展示的一张在非洲拍摄的照片里,一个中非合作项目的大门口招牌上,被人用红色油漆,打了个叉。
“在野”40年,萧凤霞说,自己仍然好奇,仍然有非常开放的心态和消耗不尽的热情,她还在寻找关于“中国过程”的新问题的答案:“21世纪,我们怎么跟著那些(历史)轨迹,重新寻找interregional connections(跨地区连结)?”
图为深圳罗湖区邓小平广场。
图为深圳罗湖区邓小平广场。摄:RAUL ARIANO / NURPHOTO

中央要给地方空间,香港要避免细胞化

对和她一样位于“边缘”、充满“他者”特征的故乡香港,萧凤霞也是用这种“跨地区连结”的框架来看。
她说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研究香港的学者,在德国汉堡的法学院邀她去谈一国两制、谈2014年的雨伞运动,她便给人播起梅艳芳、Beyond、何韵诗的歌,竟把那些德国大状听哭了,听她讲了两个小时还不愿放她走。
萧凤霞给德国律师们播放了一段何韵诗2016年Dear Friend演唱会的片段。“你们知道Dear Friend是什么吗?”她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厅问台下的观众,“Dear Friend是1942年,甘地写给希特勒的一封信的address(抬头),就是我们可以完全不同,但我们可以共存,尊重你,也尊重我自己,你不要go into war(发动战争)。”
对于近年每况愈下的中港关系,萧凤霞坦言感觉“不舒服”(uncomfortable)。她当然认为香港是独特的。早在回归前夕的1997年6月29日,她就公开发表过这样的文字:
我们必须认清一点,“主权”可以恢复,历史却不能“回归”;“认祖归宗”应该立足现在,“民族感情”务必首先尊重自己。只有承认这些事实,“一国两制”中的“两制”部份才有可能得到体现。 毕竟,“一国”牵涉到的是主权问题,而主权问题相对容易地在外 交和政治层面上得到解决;“两制”则拖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缠绕 着复杂矛盾的情感,要得到充分的尊重与落实,实有待时间的考验。 经过了多年的历史发展,香港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 “香港人”的身份已变得多元庞杂,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或者 “殖民地”等语词可以涵盖。抽象一点说,“香港人”所依存的这片土地已经再没有清楚的界线,她装载了多层次的社会意涵、经济 利益和政治取向;她能够放眼国际,同时又心怀中国、立足本土。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香港也好,华南什么地方也好,一层又一层的资源,或者是它的机制,慢慢被削减为两点,一点叫‘中央’,一点叫‘地方’。”
回归将满20年,萧凤霞仍然相信,香港之所以是香港、香港的“两制”,在于“立足香港、背靠中国、放眼世界”的辩证关系,“只有本土的boundedness(界定)的话,这三方的辩证断了的话,可能是有问题的”。
她认为,香港要避免“细胞化”——避免变成70年代她在广东看到的农村,“什么都没有了,只是一个细胞化的单位”。如她在《华南的“能动者”与“受害人”》一书中写到,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渗透乡村社区,沉重的政治行政及其逐渐取代了层层叠叠的“民间”社会,原本繁复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乡村共同体,被压缩为单一的官僚细胞,日常生活的定义也被阶级和革命的语言所主导。
“80年代在(广东的)小城镇还可以看到很多古老的大房子,还能找到石碑,(上面写著)规定谁不可以在这里建祠堂什么的,这是权力的语言、谱系的语言,”萧凤霞说起田野调查的例子,“45岁以下的人,我问他们,这个祠堂是什么,没有人可以给我讲,最后有人说,‘你说的是个什么什么工厂吗?’这就是毛时代革命造成的文化真空,两代人之间,有意义的生活宝藏都没有了。”
萧凤霞的学生、香港城市大学中文与历史系教授程美宝在与萧对谈中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香港也好,华南什么地方也好,一层又一层的资源,或者是它的机制,慢慢被削减为两点,一点叫‘中央’,一点叫‘地方’,现在不是这样吗?动不动就问那里什么看法,怎么做”——程一手向上指了指,“动不动就说该怎么做。我们之间本来有很多层的,这一层层可以是乡下,可以是地区,可以是世界,现在实际上也有的,但我们的言词,我们的言说,慢慢没有了这一层一层,这一点是让我比较心惊胆跳的。”
怎么办?
萧凤霞想,香港与北京,要解决的是边缘与中心如何获得积极的互动能量——她曾在《廿载华南研究》中写过,香港人在“边缘”处观看著政权和民族尊严此起彼落,处境和其他“少数民族”不相上下,都是在运用权威(帝国)的隐喻,在时刻变动的政治环境中定位自己。
她曾与刘志伟合作,研究帝国时代的中央与华南地方的关系,从中可以对中港关系观照一二:“明清时候,政治中心不是太明确的时候……当中央给了地方很多空间,很多的文化、社会、精英,可以用他们不同的资源跟中央站在一起,变成中央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这样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可以互补,(形成)有建设性的互动过程。当中央没给地方空间的时候,紧张就出现了……没机会他们就要走了,走不了就转过身来反你了。”如她在回归前夕所写:“只要中央给予地方足够的空间,容许并尊重‘两制’甚至‘多制’并存,‘一国’便越能够得到落实与巩固。”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中文译名:《帝国之于边缘:近代中国文化、族群性与边界》
编者:Pamela Kyle Crossley(柯娇燕), Helen F. Siu(萧凤霞), Donald S. Sutton(苏堂棣)
出版:2006年
如今香港,“最好多一点跟省港澳一层层历史文化,再重新看看有没有互动。这样才是背靠中国。在文化上是可以这样做的。英国的殖民地经验带来香港的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网络,完全不是‘英国和中国的矛盾’这样的东西。一层层的文化资源,(让)我们可以立足香港、背靠中国——背靠岭南,尤其是岭南——尽量利用以前的历史性全球性,香港一方面可能可以找回自己的定位,在世界,在中国,也可以并存。”
但问题是,“以前的国家机器和现在的有什么分别,”萧凤霞说,“还是我很想找到答案的一个题目。”

知识分子,胸前戴三个毛章的上访者是你吗?

无论是农民与国家,还是地方与中央,萧凤霞一直在注视著人与权力的关系,对于参与权力“共谋”而不自知的知识分子同侪,更是毫不客气。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之后三个星期,萧凤霞将《犁沟:农民、知识份子与国家》(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的书稿交给斯坦福大学,准备出版,书中附录只放了一张照片,是萧凤霞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在1976年在北京拍摄的。
照片中是一名上访老人,衣衫褴褛,风霜憔悴,但他的胸前挂著三个夺人眼球的毛泽东大像章——让老人感到自豪、给他庇佑的东西,恰恰是将他至于如此惨境的缘由——“那个震撼是我很难用社会科学讲出来的,可是我的知识分子朋友,说的是农民,我问他一句,这个形象就不是你吗?”萧凤霞说。她曾经这样总结:“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好像中国的农民一样……既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观的创造者,也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观的受害者”。

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中文译名:《犁沟:农民、知识分子与国家》
编者:萧凤霞(Helen Siu)
出版:1990年
“你可以知道我(交书稿时)的心情是什么,”现在说来,萧凤霞神色尤肃然而隐隐有愤慨,“我实在就是批判我的知识分子朋友的,你们没做过文化批判,(没)把自己跟历代政权……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定位,很多时候,很多不同的政权用了你们的热情,用了你们的理想,然后搞到这样,不是什么人的错。”
“这个照片是我对我的知识分子朋友那个时候做的比较强的批评,之后5年,被他们骂到要死,‘天安门已经搞成这样,妳还在骂我们’。可是这本书已经出版了20多年,还在卖,这本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为它问的问题,是一个已经超越了历史时空的东西。”
“很多时候,很多不同的政权用了你们的热情,用了你们的理想,然后搞到这样,不是什么人的错。”
“要好好地自我反省自我定位”,不仅对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如此,萧凤霞对学术研究亦是如此,“我们老了,很快走不动了怎么办,我们的想像、我们的热情还可以去(田野),但跑田野的是靠你们两代(年轻)人。”她鼓励年轻的人类学者不必再走他们走过的华南老路,而应该走出华南,到别的地方去闯一闯,只要装备好理论和方法工具,到哪儿都可以,“所以我就跑到非洲了嘛!”
萧凤霞在中大的演讲现场又播了一首何韵诗的歌:“脱下透明的盔甲,你说什么都不怕,对著北风呼喊,你说胜过装聋扮哑,原来我已爱上属于你的一种傻,你说西伯利亚有你的腊梅花……”
“我为什么要播何韵诗的这首歌?你们不怕冷的话,还是要到西伯利亚去找你的腊梅花,”著一件草绿旧毛衣的萧凤霞笑著,如田野在身。
文章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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