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5日星期一

陈永苗:咒死基辛格与中共改革之死



看来川普当选,引发的分裂是世界性,至少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冲突卷入了。我最近在推特、脸书和微信上诅咒基辛格死掉,每日一咒。受到很多咒骂,被踢出微信群。

老一代中国人认为受毛泽东的祸害,无边无际地诅咒毛泽东。我认为我们年轻一代受基辛格的祸害(他延长了中共独裁的寿命),诅咒基辛格。如同老人诅咒毛泽东,我们年轻人诅咒基辛格。你们认为文革是坏的,改革是好的。我们认为改革是邪恶的,比文革更坏。基辛格是帮助中共独裁延续四十年的主犯之一,美国错误对华外交的首恶之一,美国国会友台派受其压制长达几十年,巴不得其死掉。

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敌意。昨日的太阳晒不干今日的湿衣服。对于我们来说,中共独裁的体制在改革开放中延续,是我们最首要的敌人,也就是说改革是我们的敌人。以毛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来说,后者是我们的敌人,而毛泽东的问题,文革的问题,只有通过对改革的革命,才附带解决。

希拉里与川普都是资本主义法权体系内部的各自一端。就是希特勒也没有超出这个体系。因此有跳出这个体系的桑普斯社会主义。但美国不是资本主义的,是宪法的,宪法在「左右」之上,「社资」之上,因此再激进的革命,都在宪法与革命的关系中吸纳。除了超政治的或者把世俗政治之极端渴望投射,例如弥赛亚主义激情。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弥赛亚主义也是能吸纳入宪法框架的。

川普是美国宪法的守护者,那么放到宪法与革命的美国框架内,就是宪法之下的革命派。宪法的守护等同于革命。美国的革命,国体之内的革命,是通过选举,议会和法院来进行的。川普革命是超政党政治,类似于独立候选人一样。共和党对民主党的胜利,是政党政治。川普革命和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政党轮替,是超政党政治与政党政治的混合物,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构成革命与改良的冲突,二者之间的混合,是革命与改良的混合。川普有可能如马克斯韦伯说的,「独裁式」总统通过议会来统治。共和党作为建制派,起缓冲作用,川普作为「僭主」,起激进引擎冲锋作用。

民间学者艾胜立说,宪法意在统治革命,革命暗合着对人类命运的探索许可,宪法意在制约这种动向。艾胜立这句话不错。阿伦特认为美国宪法是向无限可能目标开放的框架。就像一个祭台。

二十世纪所发生过的法西斯主义和共党主义,不管政治理想多高蹈,其政治实践手段和内容,还是旧事物,阳光之下无新事:内战,诛心和对外战争,以生活数据捆绑人以建立人身依附关系。一样是旧的政治事物被当作新的。高蹈的政治理想看起来是走得最远的,最前面的,甚至跨越时代限制的,其一,与现实政治实践内容和手段,是两层分开的,后者有着独立的,受现实必然性约束的逻辑;其二,这一些高蹈的政治理想从来不是新的,也是旧事物被当作新事物。西方左翼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目标的再发现,是启蒙批判运动的延续,是政治幼稚的。当然也是非政治和反政治的。

中共的意识形态说服,在89之后就是演戏。既然是演戏,就应该忽视,不予认真对待。成了名存实亡的空壳,相反对演戏的批判,注入了「人性」或者「普世价值」的依附版本,反而有了血肉,被当了真。这是批判的吊诡。本来是让其死掉的,结果救了它,还能苟活行尸走肉。反共救了共党。

89是改革之死,六四是敌我之分的确立。89六四之后,正是所谓人性的「市场化」或者中产阶级主导论,或者经济自由带来政治自由的幻觉,蒙蔽了改革之死和敌我之分。也就是我说的,往名存实亡的壳里面装「人性」东西。这一些都以促进中国民主转型的面目出现,因此可以断定,推动民主转型的既有格局,延续和拯救了共党体制。帮倒忙。

批判,对共党体制的批判,无助于解决抵达目标的可行性路径困境。八九之后的改革派或者八九一代的背叛者,是知道没法革命,而其公共目标或者个人目标的实现,只能依赖于体制提供的缝隙和弹性空间。因为路径锁定,即使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当诉诸于行动时,还是受路径锁定的控制,一个能干的知识分子骂尽贪官,一旦走上位置,不做贪官很难。所以不是批判,而是提供路径替代,才是更好的批判。例如不说民国当归,就说改革已死,没有替代,就只能回埃及。我看到极多人最严厉的谴责批判改革,但一转眼又谈起改革应该如何。

批判的纪元已经过去,批判形成的立场,本身没有自我批判的内在审查的话,就有着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诱惑缺陷,在行动渴望中妥协投射屈从于必然性。经历过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批判已经到了尽头,乃至走向反面,这个纪元已经终结,到了行动为中心和首要性的纪元。行动的渴望代替了行动,于是只能投射。

美国对华外交的一个中国政策,经济自由带来政治自由,中产阶级主导说,与改革是同构的。我的主张是改革已死。「改革已死」判断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原因在于中共借助于改革开放成了「世界老二」之势。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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