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日星期四

孙乃修:学者的思想、道义与学问——从钱锺书及其《管锥编》谈起



        
批评钱锺书先生,殊非易事;义勇之上,尚需公正;讥诮之外,尤需学识。对他的批评,既关人格,亦关学术。严格说来,这种评价尚未开始。
        
无识者对钱锺书膜拜哄抬,于学术有害无益。三十年来,谀为“泰斗”,封为“钱学”,不识其学问之弊、识见之窄,不见其博中之狭、杂中之偏、学中之小。盲信和迷狂,皆属心智大弊。公正的学术评价,首先须破除盲信和迷狂。
        
说些浅薄俏皮话、轻飘讥刺语,无力深思、论述,试图以二两拨千斤,这种轻薄态度亦属无识,于修身、学术、智慧同样有害无益。
       
七十年来,中国学界恶习成风,极缺埋首书斋、勤奋读书、博学求实的书生精神,奇缺跨越中西、学问深厚、不求名利的学者素质。
        
眼下对钱锺书先生这样知识精博、眼光精敏、学风精审的学者及其著作腾起轻薄嘲笑,完全不识其智力、学风过人之处,只能助长当代学界学人劣质性格、轻薄心态、恶劣学风和低能素质。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迄今七十年,中国学术直线坠落、惨不忍睹,学者行品鸡鸣狗盗、丒不堪闻;或卑微乖顺、以苟活也,或趾高气扬、如江洋大盗;知识者群体既无国学根底亦无外文能力,文化、历史、哲学、理论等各科知识残缺、浮薄,道义修身、人格操守、精神价值一无所有,狭隘功利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取而代之,恭奉教条、依附权杖、追赶时髦成为学界生存之道。以某家理论取代各文化领域的系统知识和学术研究,政治挂帅、以论代史成为风气,没有读书功夫和扎实研究却佯装理论家、批评家,危言耸听、煌煌大言,动辄大批判,摇笔即判罪,对他人肆意讥骂、谤毁,成为那些崭露头角小文人的恶劣性格习气。        
        
“文革”结束四十年来出现的新一代知识群体,秉承上代人的文化缺失,青少年时代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那个黑暗荒原时代铸成,生长在极权时代两个时期——毛氏闭关锁国、窝裡混斗和邓氏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改革开放”——夹缝和夹板中的这代人,总体文化教育更是先天贫弱、后天不足,成为新一代知识贫困、性格孱弱之辈。中国经典文化、西方思想文化、外文能力、哲学根基、历史思维之赤贫,构成这代知识群体的整体缺陷。
        
这代人,知识浅薄却功利心切,读书甚少而胆量甚大,无深思灼见却夸夸其谈,动辄建立体系,拼凑他人牙慧,讥笑大地、藐视森林,不知孤陋而写文著书,万言不值一杯水。读了一本黑格尔《小逻辑》(《哲学全书》中的“逻辑学”)或康德“三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挂靠于某教条轭下,以为天下学问尽在此彀中,读书寡少、知识浅薄、才情贫弱而立论乖张、文字铺张、气势扬厉,新一代无知汉皆成“专家”,浮夸之风甚嚣尘上。
 
        
钱锺书生于民国前一年,长于民国初期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文化开放环境,受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潮双重培育。那个时代,经典得到尊重、世道风气向善、文化思想宽容、读书治学成风,古典文化和西方思想兼容并蓄,为他青少年时代读书求知、心智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前代有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文化界著名学者开路,有东西文化兼通的吴宓等教授为师,辅以家学有方、资质聪颖,大学毕业旋即留学欧洲,受到英国式科班重读书、重实证的严格学术训练,与中国乾嘉学术重考据、重事实的优良学风东西合璧,构成日后读书、笔记、写作的朴学风格、严谨态度和通儒基质。就这种时代氛围和良好条件而论,在知识成长上,后来三代人皆无钱氏这代人幸运。严寒冰冻、万物肃杀的荒原秃岭,除了野草荒蒿,极难长出饱满稻穀。
        
        
治学殊非易事,需要天份良质,需要性格力量、人格正气,需要思想睿智、非凡意志。换言之,治学需要良知、智慧,亦需勤奋、耐久,需要高度智力,亦需非凡体力。治学的道路,是精神向广、向深、向高、向远的无限挺进,是体力向青春、强健、持久的蓬勃发展,是追求精神境界的超越性、思想眼光的卓越性、艺术感悟的非凡性,是对人类各种极限——精神、体力、思想、社会——的挑战。
        
做学者,意味著一生投身茫无涯际的书籍和思想的大海。做优秀学者,沉浮于知识的汪洋,需要精神北斗做心灵灯塔,需要古今中外博极群书,思想雄放而眼光精敏,思维穿越千古迷雾,扫荡一切谬论邪说,打通一切壁垒禁区,求深求真、超然名利,长年累月孜孜不倦,手不停披百家之文,笔不停书独家之见。
        
作为卓越学者,钱锺书最大优点是外文娴熟、读书勤奋、笔记不倦、不求功利、不鹜虚名。他于书无所不窥,古今中外、诸子百家、佛道经典、正史野语、笔记杂谈,皆在涉猎中。他读书系统,中国自先秦汉魏六朝唐宋直至清代,西方自古代希腊罗马、文艺复兴、现代著述,以中国文化为经,时时穿插援引西人言论为证,打通文化畛域、学科分野、古今界限,开拓东西文化整体观照之先河。
        
三十多年前《管锥编》问世,那时中年学者和我这代青年学者有避实就虚、高言阔论习气,这两代人读书寡少、肚中无学,不通古今、不懂外文,以若干“理论”教条取代潜心读书,摇笔崇论宏议、撰写大块论文,拿足一副哲学家、理论家、评论家姿态。整个学界浮论飞扬,缺乏踏实读书、追求真知的学者态度。三十年、一代人、一批腾云驾雾写手一闪而逝、永远消停,飞扬浮论皆成过眼云烟。钱锺书一管一锥虽小,却有根有据,不作空论浮说,其书作为笔记谈薮、杂俎百家,仍可一阅而解颐。
        
那个年月,理论宗奉一家,教条成为棍棒,论文空疏无学,观点强词夺理,无才无学无品,徒有浮躁喧嚣。我一概不读这类东西,只读西方文史哲学、晚清以上文学史学。
        
此时出现《管锥编》,不取论文形式,不摆花架子,没有这“论”那“论”,独取笔记文体,直切话题、条条有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毫无陈套虚语,其文体文风显系对两代学界恶习沉痾的反拨。这种勤奋治学、言而有据、不虚不飘态度,这种脱略俗套、长短自如的文体文风,是学者钱锺书的优良素质,时人无出其右。他通晓古典,知其肌理,如庖丁解牛,而非新潮虚飘之辈孤陋逞能、自作聪明、任意谬解,以理论教条随意切割古人之意。《管锥编》打通东西文化、纵横千年文史、求证人类共性,显示中国学者深厚功力、广博见识。此著是对七十年来中国学界浮薄心性、恶劣风气的响亮掌嘴,是对三代学人不下帷读书、无真才实学却沽名钓誉的有力闪击。
 
        
作为学者,钱锺书有颇佳的智慧素质和知识准备。他有很高悟性,勤奋读书,博学强记,性情机智而富诙谐感,中国古文之外,兼通多种西方语文;以治学为至高目标,一生奋发追求学问,大力拓展才能视野,古今中外,勤奋阅读,不倦摘录,写出大量笔记。
        
钱锺书身上表现出来的学问的神圣性、学者的专业性、知识的尊严性,与中国当代学界心性弊端、知识贫弱构成强烈对照。时辈以学问为敲门砖,以学界为终南捷径,钻营个人名利地位,知识在这种媚俗、依附之辈心中没有尊严地位、独立价值,不过工具而已。此辈无学、招摇、牟利、剽窃,并不奇怪,为其劣迹辩护者亦不奇怪,那是一个利益集团。此辈自知无资质治学,因此需要像盗贼那样剽窃、菟丝子那样依附、戏子那样粉饰。
        
数十年来,人文学界,社科领域,高才绝少,多为中质、低质、芸芸滥竽,更莫提那些满嘴喷粪、动辄詈骂的棍子痞子。权力独霸,思想专制,扑杀才智、培育低能、讚扬愚昧、混充人才,中庸之人钻营门路、低质之辈不学有术,加剧学界劣质性、肮葬性,最是戕害人类智慧、人间道义、人格正气、民族生命。
        
那些谋生学界者,囿于读书、学识、能力局限,不懂古文、不懂古典、不通外文、不知西方文化,遂栖身现代当代文化圈,成其避难薮。文化的发展是一条切不断的流,不懂古典、不懂西方文化、不懂哲学、史学,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当代文化。以贫瘠资质、薄弱能力从事现代当代文化研究,这种知识瘸腿现象,通过讲著述、讲课、指导研究生诸方式繁衍,会在中国学界和高校持续相当长时期。
        
中国学界这种知识贫困和学者弱质问题,是“文革”及其前后数十年来野蛮对文明的剿杀造成的精神毁灭、知识毁灭、人才断裂,是黑暗势力对两代人心智、青春横加虐杀的文化恶果,是散播仇恨、鼓动迫害、反对文雅智慧、反对读书求知等等诸多恶政邪行对中国民族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这片土地,有著古典的丰饶,现代的败落,当代的贫弱。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部精神痛史。
        
钱锺书及其《管锥编》显示的潜心读书、勤奋求知、严谨态度,是对七十年来中国学界弊端的疗救,是对那些理论虚浮、文字无学、动辄建立体系者及其玩耍外来理论术语和“主义”的学界懒汉恶习的针砭。末流学者靠耍弄术语新词这种徒有其表的虚飘小把戏撑门面,一流学者则勤奋读书、深入研究,以思想的穿透力扫荡一切虚假门面,向问题的实质开刀、向学术的真知挺进。
        
人文学界,如同社会,中智为多,精博极少,大智尤少。就当代文学界而论,韦勒克(René Wellek)这样缜密周详、精博透彻、洞察深刻的学者绝少。
        
钱锺书是百年中国学界学力富赡、知识深厚、眼力精敏、性情诙谐、极其难得的才智之士。中国乾嘉学术优良学风得以传承,当代钱锺书一人而已。
 
        
学问(Learning)是知识的积累、学术的基础,它的冰冷生命需要学术来激活;学术(Scholarship)是学问的昇华,是对现象、问题、知识的研究。学问主要靠阅读力、记忆力、联想力,学术则靠智慧力、思辨力和创造力。
        
学术是人类的一种高级智力活动,在这个充满思辨性和判断力的複杂思考中,思想和道义起著核心作用,由此构成学术的人文性。有学问而无思想,是书橱,是陋儒。思想和道义,最见学者的人格力和英雄气。
        
管锥编学问多,学术少,满篇摘录多,理论思维少,是只言片语、零章碎简的材料彙编,不是系统完整、体大思精的学术研究。这种资料收集工作,只要有零碎时间,开卷阅读即可随手摘录;学术研究则是创造性思维,需要长期、深刻、系统地思考,而非随时坐下来就能产生。
        
管锥编缺乏思想建树。它洋洋百万言,厚厚四大册,涉及古今中外数千年文史人事,却无一处对人间道义和人类是非做出明确判断。书中罗列的中外语句、轶事,不过是一堆缺乏思想力、缺乏生命力的死知识、死学问。其字裡行间有机智、有诙谐,时而让人解颐,然终乏精神性格之大气质、大境界,没有思想和心灵的震撼力。试与王夫之《读通鑑论》、赵翼《廿二史札记》并读可知。读书需要机智调味篇什以开胃,然尤需摆脱心灵迷途、令人精神高朗、大气磅礴之著。
        
管锥编採取灵便的笔记方式,却鲜能在笔下显示思想的深度、学术的力量、批判的锋芒。他对笔下所涉人物事物,不敢褒贬,而取处处藏锋的世故态度,显示心灵的怯懦、性格的阴柔、笔力的柔弱。帕斯卡(B. Pascal)也面临著思想的威压和异端的指控,他的《思想录》也是一种长短不一的笔记杂谈,但是思想的闪光、批判的锋芒、智慧的力量时时闪射于字裡行间。
        
黑暗势力无法使一位心性正直的学者笔下不发出思想的光芒。笔下发不出光芒,是因为心灵没有光芒。知识者而无思想光芒、道义立场、文字锋芒,实不如那些敢于骂街抗争的引车卖浆者流。
 
        
管锥编治学,尤重词语、典故、轶事,一切有趣好玩的东西,随手摘录,爬梳一过,备日后与他书比附对照以相映成趣。此书就是这样一部涉及古今中外的词语典故彙编。脚注学问、典故来源、词语传承、来龙去脉,辅以西方同类说法,这是书橱陈列式死知识,属于学问范畴,在此材料基础上做整体思维和文化研究,方构成学术。作者勤奋过人、精细过人,惜欠缺巨眼通识、恢宏大气。这是一位博学多知的学问家、典故家、注释家,而非思想家、史学家、评论家。学问需要精微,亦需由平面走向立体;知识需要细密,尤需思想来激活。
        
学者治学,需下刻苦读书功夫,细察精辨、以小见大;学者立论,须戒迂阔空疏、凌虚而行。但若精细而落入琐屑,捕捉一颦一笑之小巧而不见大境界,注重小词、趣事、笑料而非思想的光芒、历史的契机、闪光的细节(Luminous Details),不关注制度性、规律性问题,不探究现象之原因、事物之内质,则是另一弊。
        
管锥编中的态度,有浓厚戏谑性、玩笑性,源于作者性喜挖苦、取笑,这种性格取向对其知识态度有浓重影响,在此书中亦时见投影。
       
管锥编中的学问, 格局小而狭,功夫深而细,缺乏宏大境界和理论思维,局限于一词一语互证,不涉道义是非、治乱之理。读者会感其精细、叹其勤奋、赞其功力,不免惜其志小、终非大器。
        
管锥编是功夫,是好玩,是拼凑,不是醒世、启智、深邃,是材料的蒐集、罗列,不是系统研究、文化思考。这是比较容易的初级工作,读书摘句、分别集纳而已,虽然满眼缤纷、东西杂陈,实属餖飣獭祭、雕虫小技,而非见微知著、灵光照人之大智慧。
        
若把学者比作开店铺的商家,可以说钱家铺子花色繁多、别具一格,有中国古董,有西洋货色,补丁、钮扣、针头线脑,一大袋(rag-bag),极少有成衣。管锥编作者视野广阔,眼光精细,学问广博却不深刻,知识零碎而缺乏体系,心性顽皮而缺乏理趣。一条条笔记轶事,像一杯杯早餐的咖啡,正餐前的开胃头盘。读者需要咖啡、开胃品,更需要厚实、高级的东西以满足精神的渴望、心灵的需要、智慧的成长。
 
        
顾炎武《日知录》亦是集三十年之功、“稽古有得、随时札记”而成的一部内容丰富、纵贯古今的笔记作品。笔记所录,事关国政利弊、盛衰治乱、经义文明、典章制度、财赋吏治、天文史地以及军事、艺文、世风、外国事物、各类考辨,皆系读书心得,笔墨冷峻,时加评点。其所引录,涉及暴政与苦难、野蛮与文明问题。卷十五谈石勒诸人掘墓焚尸、父母之墓亦不能免,顾炎武评论道:“惨虐之门既开,因以施之极恶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诛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这是文明立场。卷三十谈“始皇备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此条列举各代例子,虽无论说而意思豁然。
        
道义精神和文明观念使这部史料丰富的学术笔记闪射思想光彩。书中贯穿这种治学观点和写作原则:“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他的名言¬¬——诸如“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显示这位明末清初大学者的精神境界,其笔记作品《日知录》秉承的正是这种道义精神和文明责任。
        
王夫之《读通鑑论》系晚年阅读这部通史而作的史论式笔记。历代人物、各类事件、典章制度、治乱兴亡,数千年历史云烟过眼,作者一一指点,笔下才气纵横,文字洋洋洒洒,评论精到、创见迭出,显示深刻的历史思维和犀利的思想见识。他认为,生、死,治、乱,存、亡,各有其理,“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他提出“理势合一”“理因乎势”这样的历史思想,将事理和潮流结合起来观察历史之流变和发展。他的历史思考和评论具有历史哲学性质。
        
这部历史论札,以史评提挈史料,充盈著思想的快慰。卷一批驳中国历代专制政权厉行严刑峻法以保持政权这种蠢举,锐眼指出法密吏重、贿赂请託、“上下相倚以匿奸”构成的权力腐败是专制政权的最大祸害:“孰谓秦之法密,能胜天下也?项梁有栎阳逮,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其他请託公行、货贿相属、而不见于史者,不知凡几也。”“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吏。南阳诸刘屡杀人而王莽不能问,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闰位之主,窃非分而寐寝不安,藉是以箝天下,而为天下之所箝,固其宜也。受天命,正万邦,德足以威而无疚鬼者,勿效尔为也。宽斯严,简斯定。吞舟漏网而不敢再触梁笱,何也?法定于一王,而狱吏无能移也。”他深刻指出权力非法、心理恐惧、法密刑重、权力腐败构成的恶性因果链必定走向自我毁灭,他告诫时辈后人勿行严刑密法、“勿效尔为”,“德足以威”、宽简才能安定、权位合法性才能无问心之鬼。这是大学者思想眼光。
        
赵翼《廿二史札记》是读历代正史而作的系统、精短的论札,探究中国历代兴衰治乱,是历史研究、深刻思考的结晶,高度浓缩的独到见解,而非旨在令人莞尔、玩弄俏皮的一堆拉杂文字。诸如 “(西汉大臣)上书无忌讳”“王莽引经义以文其奸”“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东汉尚名节”“宦官之害民”“宦官亦有贤者”,“(南朝)陈武帝多用敌将”“北齐百官无妾”“(唐)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宋恩荫之滥” “宋冗官冗费” “元季风雅相尚”“明初文字之祸”“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明乡官虐民之害”等等。各代之弊,一语切中肯綮,思想敏锐深刻,论断精准客观。
        
以上三位身处有清之世、思想禁忌孔多、敢于驰骋笔墨、著书立说的大学者,其各自人格、思想、胆略,在对专制历史和野蛮文化的犀利批判中表现得光彩照人。
        
相形之下,钱锺书及其管锥编的精神体格之弱质、思想道义之贫乏十分明显,儘管这部书多了些西方文字材料,仍无法掩饰其精神体格之卑弱、思想道义之贫弱。一部著作,缺乏这种灵魂性,骨骼性,是莫大缺失,除非把它视为一本随便翻翻的资料书。
        
这种精神体格弱质、思想道义贫乏、既无理论思维又无文化骨气的学者,系何“文化泰斗”?
 
        
管锥编所涉词语轶事,人情物理,中外科诨,雅俗杂陈,上至文人墨客用典,帝王将相轶事,下至市井俗人笑话,小说人物谑浪俏皮,时有深透之眼、机敏之智,充满观赏性娱乐性,不啻一部《笑林广记》、轶事大全,与其小说《围城》一脉系之。
        
其材料来源取自诸子百家、佛道经典、笔记小说、朝野杂记、西方文籍,实乃一部涉笔成趣的杂俎丛谈之汇集。这种读书角度和学问方式,显示作者心性之多智、精细、戏谑、促狭、顽皮,从中自感无限趣味。作者汇集中外各种趣事谑语时,想必心中嘿嘿,自我非常受用。他人一笑了之,恰是他用心处,细细抄下,成一部人类心性相通、世间人情百态构成的人间喜剧笔记大全。
       
管锥编式抄编方式,优点是翔实广博,缺点是细碎琐屑,缺乏思想贯通和问题探究。所录皆系只言片语、琐屑轶事,把同类话语凑成一个大拼盘,供人茶馀酒后玩赏。学问成了寻章摘句、雕虫小技。所引故实不涉重大事件,不涉制度思考,欠缺历史反省、文化批判。这种史料选择和知识态度,显示思想弱质和眼界局限,与清代大学者那种崇高的学术精神、雄健的人格态度、犀利的思想批判力和强烈的道义责任感构成鲜明对照。
 
        
钱锺书先生所引之诸子百家、正史野史、历代笔记、总集别集,笔者大抵皆有,亦大抵读过,唯欠缺钱先生那种志趣、精细。早年读书所见奇闻趣事妙语极多,时有可联翩类比互证者。唯志趣不在搜寻这类趣事奇闻、俗世话语以证人情世故、男女情欲,实以为人性如此,无足为奇,中外人伦,大同小异,此类琐屑,无关大体,一笑而已,遂轻轻翻过去。
        
我读文史典籍、笔记野史、诗文戏剧,探寻的是民族历史的文化基因、心灵胚胎、思维弊端、历史流变、各代制度、权奸祸害、人心弊病、社会问题、人类弊病,何以中国千百年迟滞如此,成为今日这副样子?先秦智慧、祖宗英灵、汉魏胆气、唐宋风度,何以杂交出今日这等玩弄权谋、践踏文明、祸害民族、人神共愤的奸人宵小、劣质贱胎?是否与君臣之邪恶奸佞、刀斧鼎镬、箝口襟声、指鹿为马、大言欺世,犬儒之细巧媚俗、劣质俏皮、无志士仁人大智、大勇、高远之眼,上上下下各类两脚兽、伪君子、鹰犬走卒浑浑噩噩、奔走效劳,有若干关联?崇尚仁爱、标举人格、高风亮节的孔孟儒家文化最初本是人类优质思想文化,何以定为一尊、两千年传承而政治常常江河日下、社会黑暗破烂、权力腐败不堪?是权力集团羊头狗肉之虚伪,还是儒家文化经历宋明理学这种历史变化而增生负面因素,或是根本不应宗奉某种学说为一尊,那极易产生思想的排他性、从而干扰心灵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和文化的丰富性?
        
我读古人文字,思考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寻找的是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世界、潜藏著历史契机的心灵密码、历史事件中重要人物心性动机,历代社会重大问题所在、民族心灵的悲哀绝望和冲天愤慨、各代文化人的心灵性格、精神风貌。我以为这些东西远比那堆小笑话、小俏皮、小幽默有价值。那些历史重大因素、心灵重大决策、社会重大悲剧,会使那堆玩笑俏皮变成哭泣,科诨幽默化为愤慨,从开心寻乐处流出一滩历史碧血。
        
我读中外之书,器重作者心智、个性、特立之行、独到之见,追寻前人灵魂风骨、大智之言、非凡之行。我欣赏精神之高格、大气之凛然、华章之风采,我感受历史大沉痛、人类大悲哀,我分享历史大欢乐、人类大欣悦,为此而慨然掩卷,念天地之悠悠,感生命之美好,叹人类之愚昧,悲人间之苦难。
       
我读书之所乐,在破解历史密码、戳穿人间虚伪、独获历史真知、洞见社会真相、透视人类灵魂。
 
十一
        
人有种种生计活法、价值观念、情趣追求,各自忙碌。学者有种种身胚尺寸、眼界范围、能力限制,大有不同。学问有种种做法,无须一律。有的学者取学术第一义,求思想最高境界;有的学者取学问基本义,编纂翔实史料,间或点评一二,乐在其中。
        
管锥编属于后一种。它是学问,不是学术。它是功力,不是大气。它是智力,不是思想。它是小幽默,不是大境界。中智之人,肯用功、勤笔记、好记性,这种成果不难达到。但是,学术的思想境界,则非单靠用功、笔记、记性所能达到,那需要更高的人格气质、智慧品格、心灵素质。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亚里士多德、司马迁、普鲁塔克(Plutarch)、孟德斯鸠、伏尔泰、王夫之、米开朗基罗、李白、莎士比亚、贝多芬、八大山人。他们或在思想创立上独树一帜,或在历史研究上独闢蹊径,或在文化领域和制度研究上高屋建瓴,或在艺术创造上豪气纵横、飘然不群。他们皆有不同寻常的精神境界、心灵深度、气质才华。
        
管锥编有许多小乐趣、小俏皮,没有大悲欢、大境界。如此纵横古今、出入中外、谈论数千年人类文化之巨量笔记,所思所见大抵在人间、文化之边角旭旯,所寻所录大抵琐屑零碎、针头线脑,虽长于细察,却短于深广,虽精于一管一锥,却欠缺宏大社会文化眼光,不能表现现代当代学者在思想、文化、知识品格诸方面应当具有的高度和深度。
       
搜罗趣事、俏皮好玩,这种态度走向轻佻浮薄。管锥编援引明人嘲弄佛教六字真言“俺嘛呢叭咪吽”,“谓乃‘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他抄来此语,似颇自得,却不识这六个汉字系梵文音译,与“俺把你哄”全无关涉,亦未对六个字音真意做解说,显然不解其意。季羡林写文解释此六字,似针对钱氏轻薄取笑态度和无知,季文不乏暗讥。
        
谈到俗语中的骂人话“鸟”,(《水浒》李逵口头语“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管锥编虽指出此字之意,但未指出其音当读屌,实系替代字。
        
管锥编志趣在这类零碎细物,对那些重要历史事件、典章制度、政治问题、文化事件则置若罔闻,绝少涉笔。例如钱锺书家乡无锡,正是晚明一系列重大文化和政治事件发生地,这些事件及其惨烈结果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并导致明代命数之终结:东林书院之出现、东林党人之掘起、东林清流议政论政、与朝廷阉党激烈抗争而惨遭铁血迫害、朱明王朝迅速走向崩溃而倾覆。他幼年所读,即东林小学。如此重大文化、政治、历史事件,在明代正史野史笔记方志有大量记载,而似乎无所不包的管锥编却毫无涉笔。志趣不在此也。因此,这类史料过目而视若无睹,完全被心灵眼界屏蔽。
       
钱锺书对清代各种笔记杂谈几无所不读。管锥编涉笔清人梁章钜《浪迹丛谈》资料,而对梁章钜、朱智撰《枢垣记略》这本关于清代雍正年间建立的权力中枢机构“军机处”的最重要史料书却一无涉笔。这一权力机构的设立,关涉清代政治生态,亦关涉清代社会文化。显然,钱锺书对此毫无兴趣。他对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这本记载清末民国京城朝野旧闻之书似亦无涉笔。
 
十二
        
管锥编所谈之事,琐屑到古人有“脚疼影响持笔”之说,援引西方同样说法证之;引录前人以“山气夕更佳”之类诗句刻薄取笑对手之生理病患(山气隐指对方有疝气);乃至谈论“放屁”(放气),由《西游记》中“放屁添风”一语谈起,援引中外材料。这类文字趣味,被人捧为“幽默”,实系市井村俗玩笑,显示其心性促狭一面。
        
这类话题文字,实属琐屑无聊,管锥编涉笔此类、津津乐道。这是学问,还是学术?这是小智,还是大智?这是什麽志趣,哪类眼光?这裡有何思想、见识,有何脾益于心灵、文化?管锥编学问渊博、眼光精细,远远超越两代学界寡学无能之辈,但捧作者为“文化泰斗”“文化崑崙”,则显示论者又一大弊。
        
动辄道貌岸然,满口主义,固然可鄙;性喜伧俗,口出恶语,津津于低俗玩笑,同样可鄙。有学问固然好,但需用于正途。中国当代文化,需要的不是伧俗、玩笑,而是清纯、崇高。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鄙俗,这块黄土地滋生过多的俗言语、俗笑话、品质低劣的影视小品,养育那些动辄以取笑他人为乐、以淋漓詈骂他人为快的轻薄之辈,低俗、取笑、讥嘲、詈骂成为那些“名人”的看家本事。这些人、这种文化却有很大市场、受到热捧。中国走向精神文明的道路还相当远。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就是扫荡恶习、恶俗、恶劣,树立道义正气、人格风骨、公民品德。
        
文化是要人们心灵解放、精神自由、走向崇高,而不是琐屑、卑微、俏皮。平凡人关心的是一花一草之修饰,大诗人大学者关注的是人类的道义、精神的博大、思想的崇高。这就是但丁、孟德斯鸠与他人的区别。精神视野不同,文化价值亦不同。
        
读三百年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赵翼诸人论札文字(包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时时有如醍醐灌顶,令人心智大放光明,顿生心灵大欢欣。
        
读管锥编,没有这种心灵正大光明、精神开朗寥廓之感,而是被一堆琐屑之事、零碎材料缠堵在心头,没有理趣来化解,没有思想来提挈。
        
学者、思想者的研究有异于此。那是带有血质和沉痛的精神历程,不是小把戏小幽默构成的插科打诨、调笑戏谑。文字游戏能令人莞尔,却不能让人崇高。
 
十三
        
管锥编的学问,一个很大特点是,话题不涉是非、道义问题,不做是非评论,不做价值判断。所选材料不厌琐碎、看似无所不收,实有内心尺度,它迴避某些重要领域、某些重大问题、某些重要人物事件。自我保护也罢,趣味不高也罢,总之胆识文骨未免卑弱。
        
管锥编的学问,迴避异,只谈同,专注于人类不同文化对同一现象、同一话题的相同或近似表述。不做同中之异研究,亦不作文化差异深究。文化研究、学术研究,不是学问的獭祭餖飣,不仅仅是对同的观察,更重要的是对异质的研究、对弊端的揭示。没有思想锋芒、文化批判、价值判断,也就无缘于思想光芒、道义价值、人格风骨。
        
中外之同,亦需辨析。人情物性,爱欲物欲,大抵相同,但文化不同、心态不同、社会氛围不同,其间差异大矣,这才是最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和深刻话题。薄迦丘《十日谈》(The Decameron)中修道院包括院长共九位欲火中烧的修女如痴如狂地折磨一位痴男Masetto、不肯放他出去、生出一群小修士小修女、痴女痴男皆大欢喜(第三天第一故事),与《醒世恒言》卷三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百馀和尚骗姦来寺祈求得子的妇女,卷十五“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两位妙龄女尼空照静真扣留风流监生赫大卿于尼姑庵、与之日夜纵欲交欢、又招两女童共享此男、直至将之折磨至死,皆写人欲以及禁欲造成人的虚伪和欲望的疯狂。然而,两种文化对情欲的态度、对涉性和交欢的西方修女、中国僧尼的处理截然不同。一为理解、隐匿、宽恕,一为严惩、示众、砍头。
        
两大不同文化裡的貌似之“同”,实含异质。所谓同,在各自文化背景中意义会截然不同。所谓不同,往往内裡相同。同是宫廷画家,西班牙菲利普四世宫廷画家委拉斯盖兹(Velázquez),与中国康熙皇帝的宫廷画家郎士宁(Giuseppe Castiglione)有很大不同,其政治环境、文化氛围、人身自由、绘画尺度、艺术要求皆不同。委拉斯盖兹为国王一家画像,把自己也画入作品,这在康熙皇朝宫廷画家则是大不敬。
 
十四
        
管锥编採用文言文表述,这是作者在书中选择的人格角色(Persona)和自我定位。这种古文体,是一种人格面具,自饰为古人、拿出一副古腔,出入于古今中外文化。与其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不如说这是一种自我藏羞。
        
现代文需要现代笔调、现代思想、现代精神风貌,而文言文可以迴避思想-精神-文化上的现代性,使作者在角色、腔调上混同古人、跻身其间戏谑调笑。这种古典人格角色和方巾秀士古袍包装,使管锥编的文字和思想丧失现代感,容易失去现代文化人的明确身份和角色。读者须小心分辨,不然会把作者话语混同引录的古人角色。这种古腔古调装扮久了,自己会真的以假乱真、心灵上同化于古人思维方式。
        
这种人格面具之选择,多了冬烘、做作、陈腐气,少了清新、明快、现代感。这种人格角色之选择,近了古人,近了古典,远了现代,远了今日今世,躲避了连同现代汉语俱来的现代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
        
作者有多种人格角色可以选择。西方文化角色,中国现代文化角色,皆可备一选,亦各有长处,皆胜于文言古典角色,因为文言古典角色的文化局限性是最大的,容纳的思想空间是最窄的。
 
古文虽然简洁,往往缺乏精确,现代语亦可简洁,表述更为准确。如果说古文可以躲避当代人的思想迫害,那麽孔子孟子就应当免遭现代蠢货们大批判大讨伐的命运。显然,披上一套古人大褂、拿出一副古文古腔写作,不能躲避时政迫害。躲避时政迫害,不在古典文体,而在心灵自宫、思想自残,即自我彻底消灭思想、没有思想,迴避人间是非、人类道义。
        
学者用现代汉语写作而无现代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就像一个白痴蠢汉会讲大白话而没有常人的基本知识,那不仅自身会产生强烈的文化反讽性,而且会使自己产生强烈的自我羞辱感。钱锺书是聪明人,不会感受不到这种文化的悖谬性和文明的反讽性。
        
管锥编中人格角色、人格面具的选择,是作者为自己制定的一件交出自由、自残自宫的紧身衣、酷刑柱。随著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思想眼光的提高,人们会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管锥编及其作者在心灵、思维、文化、性格、学问诸方面的巨大局限性。
 
十五
        
管锥编用中国文言文写作,对西方作家作品的翻译,亦用文言文。无论古罗马演说家、思想家、作家言论文字,还是意大利但丁、薄迦丘、英法德诸国作家作品,皆译为文言文,如此一来,文化是打通了,西方古今文人一口中国古人腔调,似乎皆手握斑管,成了孔孟老庄、韩柳欧苏口吻,给人以西人用汉语古词、穿长袍马褂之感。
        
但丁、薄迦丘的作品用现代意大利语写作,他们喜爱语言的现代性、通俗性、口语性,西方现代作家作品更如此。把他们的文字话语译为文言文,顿生一种滑稽感乃至酸腐气。这种译文,消泯了异域文化本身的活泼性和现代感,成了中国古文的附庸、中国古人的老调陈腔。
        
晚清西方文化东渐,先行者们眼界大开,纷纷译介西方名著以飧中国读者。他们最初皆以文言古体翻译西方作品,以适应中国读者口味。例如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皆以文言体翻译拜伦《唐璜》中的名诗《哀希腊》,苏氏译为五言古诗,马氏译为七言古诗,胡适译为离骚体。这种译文皆把漂亮的天足塞进坚硬的中国小鞋而成三寸金莲,于是,在这种文化移植过程中,崇尚自由、脱略世俗、挑战成见的浪漫派大诗人拜伦成了循规蹈矩、低吟著平平仄仄的村夫子、老秀才。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以文言译西诗,有一佳例,即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短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小诗是个仅见的例子。
        
钱锺书管锥编以文言译述引录的西文语句,遂使异域文化的新鲜变为陈腐,活泼语言变成板滞,成为一堆陈年穀子烂芝麻,反增文化隔膜。这是这部要打通文化壁垒之书的一个很大问题,丧失文化的清新感,抹去文化差异、时代差异,成了古今中外同腔同调。这是一个失策。
 
十六
 
学者治学,当雍容、正大,力戒刁钻、油滑;当精辨细微,而不失宏大眼界。
        
大学者治学,立身于人格风骨,植根于人类道义,立言于博大思想,立说于精深学术。
        
有道义人格,学者方有尊严;有思想照耀,学问才能闪光;有沉雄大气,学术才会挺拔。
        
大学者之大,大在思想、人格、学识、著作构成的整体精神境界之雄放精博、超凡脱俗。
 
2016年8月27日于多伦多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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