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

专访卡斯特罗的女儿:我三岁就有了逃离古巴的冲动



Alina Fernández。
Alina Fernández。摄:Allen Eyestone/Palm Beach Post/ZUMA Press via Imagine China
编者按:卡斯特罗的女儿阿林娜·费尔南德斯(Alina Fernández)是他最著名的“叛逆之女”。阿林娜与父亲一直不合,三十七岁那年乔装打扮离开古巴,归入美国。她接受CNN聘请,成为驻迈阿密撰稿人。2015年5月初,作家周勍在意大利米兰DE ANGELI家族庄园举行的一次反卡斯特罗聚会上,遇到阿林娜,在翻译Mexi Can的帮助下,进行了以下采访。这是两人的对话第一次发表。

和父亲的反对者们聚会,我有种赎罪与解脱的交织之感

问:在意大利典型的资本家庄园里和你父亲的反对者们一起开会,你觉得荒诞吗?
答:刚刚开始和他们接触的时候,当然觉得有些怪怪的,不过现在好了。刚开始( 1993年)时,我用西班牙假护照骗过边检人员,从哈瓦那机场飞往西班牙的马德里,然后再辗转到了美国并获得政治庇护后的那个时期还是比较艰难的——每当我在公共场所出席活动或者会议,这些现在已成为我朋友的同胞们(她边说边看着身旁陪同的古巴流亡者们冲我坏笑)不是大声呵斥我闭嘴,就是对我嘻戏嘲弄。他们有时也会用西方民众对付政客的鸡蛋,对我劈头盖脸狂砸。每每面对头上、身上粘糊糊的鸡蛋汁液,我很不理解甚至有些愤怒,因为我当时还算年轻,年轻的女人都爱美呀,何况这又是在公共场合,你想那有多狼狈呀。
不过随着和这些流亡的同胞们接触时间愈久,这种感觉就开始慢慢消退了,到后来甚至有种解脱和赎罪交织的复杂——因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我父亲革命时期的战友,随后却被我父亲迫害、甚至是很多年的黑狱关押,出狱后为了要逃避我父亲的继续迫害,冒死偷渡流亡美国。忍受这几十年背井离乡不能和家人相见的苦痛,更可怕的是这种苦痛漫漫没有尽头。
他们当中的不少普通流亡者,也大都遭受了牢狱、酷刑甚至家破人亡。而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我在古巴是闻所未闻的。后来随着大家一起举办抗议古巴当局的聚会等活动,我们逐渐相互了解,不少人还和我成了不错的朋友。

我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源自看管我父亲狱卒的一次故意使坏

问:能否谈谈你所知道的父母感情经历?
答:我的母亲叫雷韦尔塔,是当时我父亲那个革命圈子里有名的大美人儿:飘逸的长发,深绿色的大眼睛,漂亮的咖啡色肌肤,性格浪漫,热情似火。我母亲的战友们后来都当着我的面,夸赞那个时候的她确实是人见人爱呀。
多年以后听妈妈讲,我能够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上,还要感谢当年看管我父亲的一个狱卒一次故意使坏——我父亲在1953年入狱前已经有了婚姻和子女,可他在1952年遇到在一家大公司当秘书的母亲后,两个热情似火的理想主义者一见钟情,立即电闪雷鸣,火花四溅:他们在一起谈文学,谈革命,憧憬着古巴的未来。
但好景不长,我父亲很快就因参与革命而入狱,他在狱中难耐对母亲的思念,不断给她写情书,狱卒就有意识地把父亲写给母亲的情书递给了父亲当时的妻子,使得父亲的婚外情曝光。
而我母亲对爱情也非常勇敢,1955年父亲获得大赦出狱那天,在欢迎的人群中,母亲兴奋高呼父亲的名字,忘情地投入了他的怀抱,两人立即便不顾一切的生活在了一起。
我1956年出生在哈瓦那一家著名的医院里。在我出生前一年,父亲才获得大赦出狱。而在我母亲怀我时,父亲又离开我母亲去了墨西哥建立游击队。随着我的出生,父亲和母亲就再也没有生活在一起过。
2016年11月26日,一幅卡斯特罗的画像悬挂在哈瓦那一家工厂。
2016年11月26日,一幅卡斯特罗的画像悬挂在哈瓦那一家工厂。摄:Enrique De La Osa/REUTERS

三四岁时,看动画片成了我后来叛逃的最早原动力

问:你的童年过得如何呢?
答: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1959年1月1日他以传奇英雄般的经历夺取古巴革命胜利时,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他,当时我刚刚三岁。母亲告诉我电视上那个经常讲话的人就是爸爸。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就像黑白电视屏幕上经常闪着雪花的儿童动画片中的人物。
问:你父亲经常回你母亲这里吗?你的成长过程是否得到过父亲的特殊照顾?
答:父亲经常来我母亲这儿,一般都是晚上很晚了才来。而他来的时候,电视上就又开始播放动画片了。因为我要等着电视上父亲讲完话继续看动画片,也就睡得很晚,所以经常能见到他。他本人和电视上区别并不大,而且他每次来都会给我带不少好玩的玩具,因而对他我既不惊讶,也不陌生。大概是在我10岁左右,才知道他是个大英雄,如何如何了不起。因为我学的书本上和我周围的人都这么讲他。
我在古巴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很多照顾,从小周围的人们都知道我和父亲的父女关系,自然对我也就非常骄纵和溺爱。每年我的生日都会收到在当时古巴罕见的很多礼物,而这种特殊待遇在平常的生活上就更不用说了。
问:你何时有了逃离古巴的想法?
答:说来大家恐怕都不会相信,我在三、四岁时就有了离开古巴的冲动——当时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非常喜欢看电视上播放的动画片,可每每当我看到紧要处,父亲就从电视屏幕上跳出来,大声而激情地讲着我听不懂的话题,而这时候正在播放的动画片不得不中断,我便守在电视旁等着他讲完后再继续看动画片。可往往是我等得实在熬不住睡了一小觉醒来,他还兴致勃勃地在电视屏幕上讲着,我就很沮丧。
后来听从墨西哥回国定居的邻居小朋友讲,在他们那儿,动画片是连续播放的,甚至还有个专门给孩子们看的频道,我就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能到那里去该有多好呀,可以持续不断地看动画片。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去那里——能连续看动画片的地方!所以谁也没想到,看动画片竟然是我叛逃的最早原动力。

我的三任丈夫不是被父亲关押,就是遭遇他的冷落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你的父亲有分歧的?
答:大概是在我14岁左右的时候,父亲看不惯我的打扮和叛逆行为,而我也正处在叛逆期,觉得古巴很不自由,就萌发了逃到外国去看看的想法。可当时年龄小,也没有什么出逃的渠道,只限于少女烂漫的幻想而已。
真正和父亲发生冲突,是在我中学毕业选择专业的时候——父亲主张送我去莫斯科学化学,而我自己却想学医或者学文学。我们僵持着,各不相让。最后父亲还是让步了,可结果中途我又休学、退学地折腾,其间又在哈瓦那做了兼职的摄影模特儿。这一消息不知怎么就让外国媒体捕捉到了,还发了个标题为《卡斯特罗私生女大获成功》的耸人听闻报导,惹得父亲暴跳如雷,弄得我也很不舒服。
随后而来相关我的恋爱和婚姻问题,把我和父亲的关系推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上——我的三次婚姻都因父亲强烈且粗暴的干预,以失败告终。而我的这几个丈夫不是被父亲关押,就是遭到他的冷落。
对我的三任丈夫,我的母亲每一个都不喜欢。尽管父亲不断有各种女人,母亲却对他情深意浓,再加上母亲是父亲信仰的坚定支持者,而我早已不信任父亲的想法和信仰,因而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太好。
我的第一个丈夫,我们是自由恋爱,当时我16岁,他30多岁,是个很棒的舞蹈家。我热烈地爱上了他,可他一直顾虑我父亲的态度,最后我们的婚姻在父亲的干预下无疾而终。我的女儿阿林娜·萨尔加杜是上帝赐给我的最好礼物和安慰,她是我和第一任丈夫所生。女儿出生后,我的父亲还是干涉我们的生活,同时我还要照顾孩子,就感到很不舒服,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我很爱我的女儿。
我的第一次婚姻让父亲十分生气,父亲对我生活的干预也令我非常不满,从此我就成了他“最叛逆的女儿”,我们两人经常争吵。
后来我相继有过三次短暂的婚姻,第二和第三个丈夫都是军人,父亲似乎满意了,可他们与我的生活和兴趣却格格不入,婚姻关系很快解体。我的第四任丈夫是个南美人,来美国后结的婚,也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所以我离过四次婚,三次是在古巴,一次在美国。
不少拉美国家有悼念卡斯特罗的活动。2016年11月26日,智利有民众拿著古巴国旗及卡斯特罗肖像上街悼念。
不少拉美国家有悼念卡斯特罗的活动。2016年11月26日,智利有民众拿著古巴国旗及卡斯特罗肖像上街悼念。 摄:Rodrigo Garrido/REUTERS

假扮贵妇,我成功出逃了

问:请谈谈你的逃亡过程?
答:我从14岁开始叛逆,经常和父亲发生冲突,就有了出逃的想法,也试过几次都没有成功。等稍微又长大了一点,接触了古巴文化界的一些异议分子,这种想法就更强烈了。期间我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过一些异议分子和政治犯。
1993年12月19日,我在一个古巴移民阿莫斯和他妻子的帮助下逃离了古巴。那天,在一番精心准备之后,我头戴假发,穿着昂贵的衣服,打扮成贵妇模样,凭一本西班牙假护照和浓重的卡斯蒂利亚口音,骗过边检人员,从哈瓦那机场乘飞机去了马德里,然后转到美国的迈阿密住了下来。逃出来以后,我还和阿莫斯夫人在俄亥俄首府哥伦布市共同居住了好几年。

我在美国出版回忆录,父亲阻止过,流亡者也不高兴

问:能不能谈谈你在美国的生活?
答:在美国我有一个广播节目叫Simplemente Alina(简称阿丽娜),工作地点就在迈阿密。每周二和周四播出,是个综艺类节目。访问对象主要是古巴流亡美国的画家和音乐家,偶尔也谈谈古巴的政治与现状,而这类谈话总是沉闷和忧伤的。同时,也去一些大学和机构演讲,这也就是我在美国的主要收入来源。
1998年我出版了回忆录《卡斯特罗的女儿:古巴流亡记》,主要描述了自己如何在古巴长大和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三岁左右电视上被打断的米老鼠记忆等。我的书出版前,父亲也和我联系过,试图说服并阻止这本书出版,我没有答应。随后古巴当局就非常紧张,害怕书中有批评古巴政府和揭秘我父亲的内容。他们通过各种管道经常搞些小动作,直接影响到了我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由于我在书中也写了父亲人性化的一面,书出版后古巴流亡美国的反对派也有少数人很不高兴。幸好英文版卖的还不错,也翻译了其他多种文字的版本。

女儿成为美国公民, 是我最高兴的事

问:你女儿来美国以后适应吗?
答:我的女儿阿林娜·萨尔加杜,在我抵达美国后当即就请求父亲允许她能到美国来与我团聚。几天后,16岁的女儿也到达美国和我生活在一起了。后来女儿有了个男朋友,他是个音乐家,还拿到了伯克利大学的奖学金。
最让我高兴的是2004年2月16日,女儿正式成为美国公民,这时她已经随我移居美国11年了。当时共有6000人在迈阿密海滩会议中心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我的女儿阿林娜·萨尔加杜就是其中之一,这时她正好27岁。
2006年8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宣布聘用我为撰稿人。此后,我虽然受雇于CNN,但并非是想与父亲作对,而主要是点评古巴政局、讲讲父亲的故事。我对自己家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能力都有深刻的了解,所以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和该怎么说。
现在古巴正处于历史转折点,我非常希望全世界都能关注古巴现在的局势和她的未来。CNN是一个全球化的媒体,可以辐射到最大数目的观众群。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父亲了,而我当初对父亲的怨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转换成了思念。

父亲去世后古巴不会马上崩溃,叔叔劳尔遇事不会走极端

问:你的父亲去世后古巴政府会马上崩溃掉?他去世后你会回去看看吗?
答:崩溃?不会!但政府的权力会变得越来越弱。关于后一点能不能去看他,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则取决古巴政府让不让我回去,二则是我的工作原因,是不是到时候我会有假期等等。
问:你和母亲的关系如何?是否还有联系?和父亲联系吗?
答:在古巴时我和母亲的关系就不太好,因为我不信任父亲和他的信仰,而母亲则一直信任他。我和母亲一直都有联系,和父亲——不!
问:你父亲已经交权给你的叔叔劳尔·卡斯特罗,使他一下子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你对他怎么看?
答:我在古巴时和另外7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都不在一块住,逃到美国以后才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因而对叔叔了解的并不多。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随父亲工作这么多年,一直埋头建立自己的班底和权力基础,我估计他遇事不会走极端。但我不知道他与古巴民众的关系如何,也不知道他在民众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些都对他独立执政是很重要的。
问:最后一个问题,对你当年的出逃地——美国感到失望吗?
答:我只是对自己感到失望,而对美国则不感到失望。
(周勍,现居柏林,获多项国际写作奖,包括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导文学奖优胜奖等。)
(编者注:阿林娜·费尔南德斯1998年出版回忆录《卡斯特罗的女儿:古巴流亡记》后,她的姑姑胡安妮塔称书中部分内容诽谤,侵犯了她和家人的声誉,因此对阿林娜·费尔南德斯提起诉讼。2005年西班牙一个法庭判阿林娜·费尔南德斯及其出版商共同赔偿胡安妮塔四万五千美金。书的英文版出版时,也删掉了有争议的内容。胡安妮塔批评“过去吃菲德尔饭的人现在到这儿想求财求权,就不问是非,想说什么说什么”。她承认卡斯特罗家族部分成员应为古巴的情况负责,但同时强调“没人能诋毁菲德尔的家庭,侮辱菲德尔”。)
文章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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