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6日星期日

江棋生:说真话的自由



在我出狱5天之后的2003年5月22日,自由亚洲电台谷季柔女士通过越洋电话对我进行了专访。我当时的想法一是要说真话,二是要挑战“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的恶法。2005年11月,我根据节目录音并参照原始录音将专访内容整理成文。2006年7月,我对文稿进行了最后的订正和润色,并首发于《独立中文网站》。
谷:听众朋友,很高兴又在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与你们在空中相会了,我是谷季柔。北京著名异议人士江棋生先生于今年5月17号刚刚刑满获释。他在1999年参加了纪念六四10周年的活动,后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博士生,因为担任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团常委而被关进秦城监狱1年零5个月。出狱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经常公开发表传播民主理念的文章。《不同的声音》曾经在1997年对江棋生先生进行了专访,在与他的对谈中,我和听众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强权之下他开朗、豁达的心态。那么1999年再次入狱,是否使他的价值观,使他的心志有所改变呢?如今他重获自由,我们请他谈谈他的狱中经历和个人感受,现在就请听江棋生先生不同的声音。
谷:江棋生先生,我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采访你了。你才刚刚获释有几天?
江:5天。
谷:才5天啊!能不能先请你说一下这5天的情况?
江:5天中就是忙,很忙。各地的朋友通过电话问候我和我的家人,我也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的岳父母,我的一些亲朋好友。平均下来,一天要花6、7小时呆在电话机旁,说得夸张一点,真是比坐牢还累,但心情是绝对的好。
谷:你的获释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台里的同事心情也特别的好。你这一次是被监禁了4年,是吗?
江:整整4年。
谷:这次比上次天安门事件后坐牢坐得更久?
江:上次是1年零5个月。
谷:啊,天安门事件这么大的事情只坐了1年半牢。那么这次,怎么坐了整整4年?比较这两次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江:应当说上一次坐牢,我的思想准备还不够;这一次我对坐这个牢,思想准备是比较足的。上一次他们并没有判我刑,而这一次我经历了全过程,先后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打交道,最后经过一审、二审,进入监狱,完整地度过了这么4年的刑期。心态方面,我想大概差不多,是一种不想坐牢,尤其不想往里撞的心态;但是,如果轮到我了,如果非要强加于我,则我不逃不躲,坐就坐呗。
谷:1989年时,你是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而被关的?
江: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愿意作自我检查,尤其不愿意揭发别人。是这么两个原因,他们非要把我投入监狱。
谷:而且那是充满神秘和恐惧的秦城监狱。
江:秦城监狱是中国的第一监狱嘛。
谷:还不是容易进去的呢。
江:不太容易。
谷:那这次你只不过是因为参加了纪念活动,纪念六四10周年,结果居然被判了4年刑。判刑的轻重,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江: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说真话。但是说真话也不是一定会被关进去,现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的各个地方,很多中国人都在说真话,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如果把他们都抓起来的话,那么把全中国的学校都变成监狱也关不下啊!然而,为什么我说了真话就惹祸上身了呢?我跟那些说真话的中国人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之处在于,我偏偏说些官方最不爱听的真话,说到他的痛处了,那么官方就难受了。难受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胆量大一点儿,跟国际稍稍接点轨,承认言者无罪嘛。你不能光是经济上接轨啊,是不是?人权上也要接轨呀,人性上要接轨啊。而且,我这个纪念六四的倡议是很通情达理的,我只是叫大伙儿呆在屋里,点一根蜡烛,默默地悼念一下。我是充分体谅民众的心理和当局的容忍度的。结果当局还是不行,理念上过不了坎,雅量、胆量也都差劲,于是就抓我、判我了。那么,我为什么被判了4年呢?按说我做的事,跟1989年做的事相比,应该是小得多。但1999年时,像我这样的人,相对来说又少得多。这么一比较呢,他们就不能容忍了。而且我可以跟你说一下,我这个人很有点幼稚,政治上不怎么样。我当时还这么想,这儿还有些比我更激进,不仅冲击言禁而且冲击党禁即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一些人,当局也没有下手抓。我心想,当局要恨,也一下子恨不到我头上来。我还有这样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当然,我不会躲,也不会逃。你非要记恨我,我就认了;说真话是我的底线,为了痛痛快快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是再坐一回牢,我也认了,这个牢我还能坐得起吧,就是这样。
谷:那你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这四年牢狱中的情形?
江:四年是这样度过的。将近有两年,我被关在北京市看守所里头。这两年中间,我跟家人不能见面,跟外界无法接触(除了后来我见了律师),也不能向外写信,整个就被密封在看守所里头。这个北京市看守所也叫七处,我是在1999年5月19号被关进去的。到2001年3月30号,我从看守所转到了遣送处那个地方,呆了50多天。最后在2001年5月22号,我到了北京市第二监狱,一直呆到2003年5月17日。这四年就这么分成三段,到了三个地方。自到遣送处和第二监狱后,由于判决已经完成,每个月章虹就能来看望我一次,我每个月也能向外发一封信,于是就有了跟家人、外界这么一条窄窄的沟通渠道,一条完全透明、不能有半点隐私的沟通渠道。
谷:你在牢狱中,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有没有受到虐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江:我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在政府嘴里,是不承认你是什么政治犯、良心犯的。他冠冕堂皇地说他从不搞政治迫害,全是法院按《刑法》判的。这样,在看守所里,就全是犯罪嫌疑人;判完以后,就全是刑事犯。但事实上,在内部掌握的条例上,当局把我们这种人决不会当一般刑事犯看待。官司打完后,他叫我们是特管犯,也就是要施以特别管理的犯人;从条例上看,各方面都明显的更为苛严。要说虐待,要说不公平的待遇,应该这么去看。但我不能说,他在条例之外再故意额外地虐待我,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谷:你具体地描述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形。
江:这么跟你说吧,就人身自由被剥夺而言,我跟一般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或刑事犯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被剥夺了。但由于我是特管犯,对我就监管得更严厉。比如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我被规定一般不准走出监区,我的通信、书籍受到特别仔细的检查,我所在的监室经常被放大定格在监控器屏幕上,狱方还暗中指定刑事犯为我写“起居注”,每个月按最低标准购买日用品和副食品,更不能与家属在接见日进监狱餐厅共进午餐。此外,我家里送来的球鞋也被扣下不给我。狱警对我说,不是“担心你越狱,而是按规定不能给你这个待遇”。因此我在打乒乓球或打篮球时,都只能问刑事犯们借球鞋穿。不过,和一般的刑事犯或刑事犯罪嫌疑人相比,我也有比他们更自在的地方,比如在北京市看守所里,我与其他人就有这么一个重要区别:他们一进去还得服从两条额外的规定,一条是你走出监号被提审或被管教找去谈话时,必须双手抱头,不得抬头。第二条是要背诵《看守所在押人员行为规范》。对这两条,我是从不理睬的。
谷:你是不理他们,还是他们不这么要求你?
江:他们要求我,但我就是不理他们,还据理反驳——我说我不仅无罪,而且无错,抱什么头!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自侮,我必须捍卫自己的人格。
谷:他们不对你采取什么措施?
江:我看他们底气不足,于法无据,于理无凭,对我也就没什么招。我对他们说,这个《在押人员行为规范》是有罪推定的产物,是你们十好几年以前就搞的一套东西。现在不是不搞有罪推定了么,你们怎么仍搞这一套呢?他们无言以对。
谷:你用你的理念坚强抵抗,他们对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江:的确没什么辙。按理说,这两条他们都应该取消。就是说,你要人家抱什么头呀!犯罪嫌疑人嘛,头可以抬着嘛,对不对?人身自由失去了,抬头的自由都没有了?!以前人们常常批评共产党的“左”或“极左”,其实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共产党的问题在于对人的自由的不尊重、不买账。
谷:你说得好!那么判了刑以后,还要那些人抱头吗?
江:判刑以后他们也好过不了,因为成犯人了嘛。而且,他们一般自己都认罪;这样,被发送到遣送处后,就更要抱头了。而我根本不抱,我从来都不抱,也从来不认罪。我在法庭上说得很清楚,我根本无罪,是迫害我的人有罪。
谷:而且你自始自终在坚持着这样的理念。
江:从被抓的当天,一直到走上法庭,我自己心里都清楚得很:我无罪,是抓我的人有罪。他们其实也用不着来问我,一看我的眼神就知道我不认罪。而且他们一看我,就知道没法跟我谈。他们可以把我关起来,但在道理上,在道义上,他们都是亏欠的。他们的确说不过我,他们没道理嘛!
谷:那你就给我们描述一下你在法庭上的情形,说说你是怎样为自己辩护的。
江:在法庭上较量,我是后发制人,但我胸有成竹,坚信战胜迫害者是毫无问题的。我在刚刚被送到看守所的时候,我就对预审员说,你们搞的就是文字狱。清朝搞文字狱,现在过去100多年了,说是走向共和了,你们还搞文字狱。他们弄来弄去到11月1号开庭,结果表明,显然不是作为控方的检察院在控告我,应该说是我反过来在审他们。你们看我的辩护词和律师的辩护词就知道当时的情况了。我在法庭上很平静、很坚定地陈述我的东西,而检察官李磊森读起诉书的时候,有气无力,匆匆了事。读完后,他也没什么话可说。而莫少平律师呢,则是清晰洪亮、中气十足地表达了他的辩护意见——整个开庭过程完全是一种倒过来的审判。应当说,检察官和法官事先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当时找了一个很小的法庭,还把旁听席上的椅子大部拿走,只剩下4把,以便让历史见证人越少越好。章虹进去前,他们已经安排3个穿便衣的人坐在那里了。开庭那天,章虹一大早就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领旁听证的窗口,她排在第一个。当他们知道她要旁听我的案子时,就装模作样地对她说:旁听证已经发完了。章虹一听就火了,大声地对他们说:“我是第一个,你们发给谁了?我旁听江棋生的案子就不行?!”他们一看这人利害,虽然显得娇弱,但很有正气,他们慌了,忙问:“你是谁呀?”“我是他妻子,难道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旁听证是发完了,但我可以和审判长联系。”后来没辙,是书记员出来把章虹带进去的。如果我进去没有见到章虹,我是根本不会理睬他们的,我就会退出法庭。当局可以处心积虑地阻住任何别的亲朋好友,但为了使“公开审理”的幌子不至落个底儿掉,就只能让她进去;也因此,后来才出现了我作最后陈述时,章虹起来鼓掌的事情。
谷:章虹在法庭上竟然有这种鼓掌的表现,可见得不光是你的精神可佩,章虹的精神也非常令人敬佩。
江:我也觉得她的举动难能可贵。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一般的老百姓都是被迫敢怒而不敢言,章虹这个行为就是敢怒而敢言了。敢言,就是敢于表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是敢于先自由起来。当然,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提前驱离法庭。
谷:你们俩真是志同道合,精神上是这样的契合。
江:这个确实可以这样说。而且我回来这几天后,她跟我说了一件事,我先前不知道的一件事。我小的时候,她在苏州读书,我在常熟读书,我们俩相距百里之遥,根本不认识。后来我们结识后,我的一些同学校友跟她说,江棋生从小在学校里,跟几百人说话,跟几千人说话,跟人辩论,是从来不用稿子的。章虹不信,以为我的同学在编瞎话抬高我,因而也就从来设有找我核实过。这一回她亲眼目睹我在法庭上,什么稿子也没有,在那儿很有条理地把该说的话说得义正词严,她算是心服口服了。她看到这么一个亲人,的确能做到有一点大义凛然的样子,这对她的心灵是有一定震撼的吧。
谷: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你在法庭上的这种表现,真正使她折服。
江:(笑)这么说吧,我平常对她家人一直比较谦虚,一直藏而不露。
谷:(笑)要感谢共产党给你这么一个机会,让你充分表现出来。
江:(大笑)我的确感谢他们,我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想扬名,他们非要整我、治我,遂使我青史留名。他们粘不溜地把我关了30天放了,不就结了嘛,我出来不就是说说真话而已嘛。但他们非要弄到法庭上去审我、判我。其实他们不太清楚,他们根本说不过我。开庭的结果是留下了一篇让人传诵的辩护词,留下了一篇用正气和真情凝成的最后陈述。这两篇东西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你看,他们不是亏了吗?
谷:反而制造了这么好的机会给你。
江:对呀!而且,如果他们当初难得糊涂一回,在开庭时敢搞现场直播的话,他们就更是亏大发了。
谷:听众朋友,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我是谷季柔。现在为你们采访的是刚刚服满4年刑期获得释放的北京著名异议人士江棋生先生。现在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访谈。
谷:那你现在谈一下,你终于恢复自由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预计从事些什么工作?
江:第一个想法是把4年来的这么一段亲身经历,这么一个人生道路上比较难得的过程,好好写下来。写下来后,我想出本书,题目暂定为:跨世纪的良心犯(2005年3月,书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书名为:看守所杂记)。第二个呢,我在监狱里还意外地有了一个收获,完成了三篇物理学论文。我自己认为我得到的结果能站得住脚,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有待于经受严格的评审。你知道,我从小就有当科学家的愿望,后来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老大不小地上了大学后,又曾雄心勃发,想当大科学家,但以后又被另外一些政治中间很恶的因素打断了。那么我在监狱里有这么一个机会,完成了我的论文,我自然会努力使它们得以公开发表。第三个心愿,先好好检查身体,尤其是我的右眼,状况很不好。我今年50多岁,我想活到90多岁,我还想好好地活下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看一看中国。上次我就跟你说过,我很热爱生活,所以我想把身体调理一下。
谷:目前就这三个最主要的愿望?
江:目前就这三个愿望。谷季柔,你也知道,太大的事情我也干不了,一件件来嘛。
谷:如果你把这三个愿望都达成了的话,其实对人类也作了不小的贡献,那我们一个个谈。最让我意外的是你写了三篇物理学论文,虽然你说你从小就想当科学家,但你读的是哲学系。
江:我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的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在叫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读的是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飞机导弹那个东西。本科读完后,我还读了三年硕士呢。后来是他们非不让我报考博士研究生,强制中断了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进程。于是我只得改行,去攻读科学哲学这么一个博士学位。不管怎么说,我是有物理学功底的。而且,我从1992年秋天开始,就在琢磨手中的课题;到1999年5月,已经读了许多相关文献,化了大量的心血。论文在狱中得以完成,称得上是十年磨一剑了。
谷:失敬失敬。
江:(笑)可以原谅,可以原谅。还主要是我这个人深藏不露。
谷:还真的是深藏不露。外面很少报导你是学理工的。
江:我不太愿意多说自己。
谷:那你能给我们说一下,你的物理学论文说的是什么?当然我们都是外行,你不要讲得太深,要深入浅出。
江:不讲太深,那好,就这么说吧,从小孩到大人都喜欢问这么一个问题:时间能够倒过来流吗?日子过得好的,不太希望倒过来,希望就这么一直流下去。过得不好的呢,希望时间能够倒过来流,重过一遍,或许会出来新的希望。
谷:过得好的也希望倒过来流,他可以长生不老嘛。
江:时间能不能倒流这么一个问题,不光是哲学的猜想,也不光是小孩的发问,物理学上对此也早有严格的探讨,而且在我之前,很多人都做了这件事,我也是从物理和数学上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快乐和幸福的是,我觉得我有了比较重大的突破。
谷:那我现在越来越好奇了,到底怎么来看时光能否倒流这个问题?
江:物理学上先前的结论是:宏观上存在时间之箭,就是说时间不能倒流;微观上,除了有一丁点儿例外,不存在时间之箭,就是说时间能够倒流。而我的看法是,微观上同样普遍地存在时间之箭,这样就把时间倒流的可能性给杜绝了。谷季柔,是不是很有点可惜?我们都无法长生不老呵!当然朋友们都说,你蹲了4年大狱怎么没有多大变化呢?我这么回答他们,时光肯定在变,只是我在监狱里很乐观,所以我就显得不那么老,无非是这个,我也挡不住时间的流逝。
谷:从物理学上,从数学上没办法让时光倒流,但你保持健康的心态的话,可以让青春永驻。
江:这话说得好,时间不能倒流,青春可以永驻。
谷:那我们说完了物理学的发现,再回到你的政治理念上。你是说了官方最不爱听的真话,所以官方对你特别头痛。你把你一贯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理念向我们听众描述一下。
江:实际上我是这么想的,从根本上说,中国最需要落实的是人权理念,也可以叫自由理念。比如大家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中国人很穷,所以这个口号应该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这个口号有个重大的问题,里面有个“让”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谷:对,主动权是操纵在他的手中。
江:这就是说,他是救世主嘛,邓小平是救世主嘛。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是救世主,邓也是一个救世主嘛,对不对?我自己体会到,中国人更应该自由起来,我在6年前就跟你说过,一部分中国人先自由起来。关键是没有那个“让”字。你让不让,我都得自由起来。那么这一部分中国人都是谁呢?我认为这一部分人中间就有我。别人胆子小一点,各种考虑多一点,我都不怪他们,我自己先走一步。这是我的良心告诉我的,你共产党让不让,我不管那一套。自由中间有很多自由,那么先把言论自由搞起来,先把说真话的自由行使起来。你看,我做的不过就是这么一点儿,就在说真话的这一点上,而他们就受不了了。我真是有点儿弄不明白,这些共产党人何以是这样的心胸狭窄,何以是这样的忌恨自由,何以是这样的钟爱他们已经抢到手的特权!如果将世界上的共产党排一下队的话,他们也就比朝鲜、古巴的稍稍好些。他们远远不如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与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相比,差得就更远了。
谷:你可以用这个很豁达的心态去和共产党对抗,去争取你说真话的自由。但你怎样把你所争取到的说真话的自由,扩大到一般的老百姓和比较没有胆量的人?
江:我怎么扩大呢?我想首先要说清一个道理:我这么做,第一并不是为了老百姓,并不是为民请命,第一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做人就应该这么做嘛。要是你有了真话,老憋在肚子里,说得不好听一点的话,可能要憋出什么癌症来。即使你幸运地很高寿,但就你活这一辈子,跟那个猪相比,也高不到那里去,活个80岁、100岁意思也不大。你得把真话说出来,这才像个人——这个道理很朴素,我相信它能打动人。其次是我率先这么做了以后,我想会给别人有点启发,有点鼓舞。最后是跟大伙儿说清楚,你不要像我这样冒太大的风险,你先把你能说的真话说点儿,再说点儿,胆子不就慢慢变大了嘛,是不是?
谷:其实每个老百姓都能像你这样,一点一点做起,这个政府就很难控制了。
江:这么做,就是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一步步从老百姓变为公民,一步步使官方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且,政府本来就不该控制言论,不该搞言禁。控制不了就撒手,他省心了,而且对中国也很好呀。
谷:说得非常好。
江:我在监狱里有个说真话的小故事,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一到监狱里,刑事犯们都比较尊敬我,当然,也有人看到我有些锋芒毕露,会善意地劝说我。他们说:人呢,只能适应环境,不能改变环境。这句老话在中国人中间可听得多了;在稍有阅历的中国人心中,它几乎就是至理名言。我就跟他们说,你这句话恐怕有问题,你改变不了环境,你能否改变自己呀?他说,这个有可能。我说,你有点儿改变自己的话,那么,在别人眼里,你是不是环境的一部分呢?他说是。我接着往下引:那么,在别人眼里,你是不是就起到了改变环境的作用了?他说:对呀,你看我这个猪脑袋!这个“改变自己就是改变环境”的道理被我悟出来后,我在说服别人去接受它时,几乎屡试不爽。我一步步引他们上钩,他们后来是真服了。服了这个道理,不管你是胆大还是胆小,你在把握自己的命运上,就会主动些,就会更有所作为了。这个小故事也说明,我们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还要努力把真话说好,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给识破了,给澄清了。
谷:你毕竟是学哲学的,你讲的故事都比较有哲理。
江:(笑)哲学学得一般,还是物理学得好些。
谷:那你离开牢狱了,能否谈一下对中国大环境的看法。很明显,这4年中,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些变化。你能否描述一下,你对中国今后政治走向的一些看法,你认为会怎么走?你认为希望是什么?
江:谷季柔,这个我得跟你说实话,问题很好,但问我还有点儿太早。你知道我才出来5天,这5天之内我还忙于打电话接电话,我很想说说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我现在说不好这个问题。
谷: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
江:你想嘛,我头脑再灵也不行呀,我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还要好好读点东西,恶补一下。这四年中肯定出了不少好文章,不少好书嘛。
谷:换句话说,你在牢里与外界还是比较隔绝的。
江:真是如此。里面只能知道些最基本的东西,别的东西,我什么都不知道,包括你们这个《不同的声音》,你们这些说真话的好电台。官方不让老百姓听到的,我也听不到。监狱里不让有收音机,监狱里不可能让你上网,他们提供的,也就是部分官方出版物。
谷:其实你刚才说到,大家都来说真话的话,对环境自然而然地会有影响。比如,我们电台开通了很多热线,如我主持的是老百姓声音的热线,有些老百姓很勇敢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确实中国老百姓可能已经受你的启发了。
江:不是受我的启发,最多或许有那么一丁点儿。我想主要还是靠人性。谁愿意把真话老憋在肚子里呀?老说违心话,那多窝囊啊?活得多没劲啊?还是人性在起作用。
谷:说真话应该是人的基本要求。
江:说白了,说真话要有勇气,其实是咱们中国的悲哀。说真话应该是每个人起码的权利,说真话应该免于恐惧。这种国情说明咱们中国在这一条上还很落后。
谷:必须要这么大的勇气才能说真话。
江:说真话还需要勇气?!这在民主国家是标准的笑话,而在中国却是严酷的现实。在我看来,真正要点勇气的,不应当是说真话,而应当是像炒股这类事。中国股市不看好,但那么多的股民冲进去,我倒是很佩服这些股民,我江棋生不敢。中国的股市,你不能说它是牛市,也不能说它是熊市,搞不清楚它是什么市。以前说是“朱”市,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市了。正如非典来了,搞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谷:谈到非典,正好和说真话很有关系。
江:的确很有关系。一开始不说真话,后来事情就闹大了。一开始是天灾,不说真话后,人祸就进来了,搞得这么狼狈。但愿他们从这一次非典事件开始,就从制度上确立说真话这一条,不要搞临时的,过了非典他又老毛病复发了。我看出来,政府的老毛病根子很深,很难改。就说刚刚出事的潜艇,潜艇那个事就又犯老毛病了。你潜艇失事了,你就应该如实告诉老百姓,把与军事机密无关的事都告诉老百姓,这不行吗?俄罗斯的潜艇失事了,你电视里天天播。你自己的潜艇失事了,就只播一丁点儿。我看老毛病还没有改。
谷:对啊!中国政府也要学习说真话,也要拿出说真话的勇气来。
江:没错!他们必须对人民说真话,必须向人民具结悔过,痛改说假话的恶习。如果他们死不改悔,人民就有权使他们混不下去。
谷:今天你重获自由了,你是不是也要通过我们的电波再和朋友说几句话呢?
江:我很高兴再说几句。我在出狱的时候,曾经写过一份保证书,题目叫:一生说真话。保证书的最后有这么几句话,我想说给听众朋友们听,那几句话完全代表了我的心声。我是这么写的: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所有那些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我的人类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地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将再不会有国人因为说真话而被投入监狱;此时此刻,我愿对天发誓、以明心迹: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
谷:写得非常感人。我记得上次你接受采访时,你曾高歌一曲《涛声依旧》,现在你还很爱唱歌跳舞吗?
江:(笑)现在身子骨比较虚,跳不动,也没有时间。而且非典期间,歌厅舞厅都关了,去了也没门啊!
谷:不过,你开朗的心境我听得出来还仍然保持着。
江:这个是没得说的。我在监狱里,也是这么哈哈大笑的。我觉得自己这么说话的口气和透出来的心境,其实和四年前没什么两样。
谷:经过这么多年的牢狱之灾,还能保持这种开朗的笑声,是非常的不容易。
江:在此,我也想顺便鼓励一下那些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的人:与其乐观,不如悲观。
谷:与其悲观,不如乐观。
江:对!对!哈哈!真是,我以为采访结束了,就得意起来了,得意忘形必有一失。我纠正一下:与其悲观,不如乐观。我在监狱里对那些刑事犯也这么说,他们判了20年,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无期,我都这么劝他们,与其悲观,不如乐观。我在监狱里对自己说,一定要过好每一天;到了2003年1 月1号,我要求自己过好每一小时。但他们那些刑事犯呢,很难做到这一条。但我总是劝他们:老自己折磨自己与事无补,没什么意思;老哭丧着脸,把环境都给弄糟了。
谷:那好,让我们在这句话中,记取你的开朗心境,谢谢你!
江:请你把我刚才说错的,不要抹掉,把我的自我批评也放进去,也不要抹掉,不要学共产党那一套,老是文过饰非。
谷:好的,谢谢你!再见。听众朋友,刚才为你采访的是于5月17号刚刚刑满获释的北京著名异议人士江棋生,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这是由谷季柔采访、制作、主持的。谢谢你收听《不同的声音》,下次再见!
2006年7月29日于
北京家中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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