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7日星期日

莫之许:中国异议反对运动的死与生



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抗争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抗争不再是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事,而会得到网络中其他力量的支援。
民间社会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中共18大会后,政治新贵和元老们的闭门讨论能够商议出一条能够真正引导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如前篇所述,中共需要有开阔的胸襟来包容异己,和社会抗争力量互动。然而,既得利益者们绝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主动走向政治文明。只有当民间的力量在公民权利和社会公义的旗帜下不断聚集,一次又一次地展示反对的力量、冲击陈腐的体制,民主转型的路径才有可能展现在当权者和反对派的面前。
在总结中国可能的民主路径之时,这篇文章希望回顾和分析中国国内政治反对者的力量以及他们是如何引领和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的。
民间抗争成势,刚性维稳失效
整个1990年代,承继 1989年镇压而来的高压政策仍在继续,对於一切有组织反对採取零容忍的态度,1980年代积累起来的反对资源几乎荡然无存,这意味着中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挑战。此外,1992年开始的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政治反对力量的再度崛起。中国异议反对运动确实陷入到了长期的低潮当中。但是,中国的异议反对力量并不曾完全沉寂下去。与 1990年代的政治高压相伴随的,是中共所推行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战略,其现实运行为中国的异议反对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存活空间.
首先,市场化全球化削弱了中共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和对社会力量的垄断。1992年邓南巡之后,一方面,中共仍然维系着统治集团的统一、继续佔有关键性资源、积极吸纳社会精英、努力控制社会,并表现出适应新情势的韧性。而另一方面,愈来愈多的人脱离了单位和公社的束缚而流动起来,也有愈来愈多的经济资源掌握在私人手中,随着经济複杂程度的提高,也涌现出来数以千万计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在统治集团的统一性、整个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佔有比例、吸纳社会精英的能力、对社会的控制等四个方面,都呈现愈来愈弱的态势。这一变化削弱了直接控制体系的效能,并使得威权体制的社会控制愈来愈困难.
其次,正是有鉴於上述态势,中共愈来愈将其统治建立在直接的控制体系之上,也就是俗称的维稳。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维稳体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支撑这一社会控制体系的,是威权体制对资源的绝对垄断。但随着上述四方面条件的改变,执政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调整为有选择性地对一些被认为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个人和群体进行直接控制。由此建立了“维稳体制”,提出了“将一切不稳定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目标。维稳体制开展的工作,包括国内保卫部门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控制,各级政府的截访,层层包乾的维稳责任等。
1989年之后,这种以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体系,作为控制社会的主要方式,运行得相当成功,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显然存在的。随着时月的流逝,原本强烈的政治恐惧正在消散,敢於抗争的人数增多了,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方法不再那么游刃有余了。以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措施,与威权体制所推行的法制进程之间存在矛盾。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预防措施的合法性,并提升了抗争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有利於抗争者获得社会同情。被打压成为一种荣耀,甚至是可积累的政治资本,这也促成了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冒险.而随着抗争人群的扩大,即使是惩治手段也未必能起到预想的作用。
对2006年初维权绝食群体的打压没过两年,声势更加浩大的零八宪章运动就出现了,而在重判刘晓波之后,中国民间抗争的势头也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这表明,以强力为后盾,以预防为手段,被称作刚性维稳的社会控制手段,尽管在1989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成效显着,但却呈现效能下降的趋势,体现出威权体制韧性背后的局限。
新资源促成抗争组织化
市场化、全球化为的现实运行为中国的异议反对提供了新的资源、平台和技术,为有组织抗争的涌现提供了可能。
首先是市场化媒体和网络舆论。威权体制社会控制的主要环节之一是对言论表达的压制。但官办媒体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开办了以满足民众资讯需求为目的的“市场化媒体”,相当多市场化媒体的从业者并不具备体制身分,他们具有一定的职业理想,愿意主动地宣传和宣导一些价值理念,由此,尽管仍隶属於官办媒体集团,市场化媒体还是为有别於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化表达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平台,使得威权当局的言论控制日趋失效。
1990年代末期,网络舆论开始在中国兴起,由於官方管制的相对滞后,网络舆论在短期之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迭经BBS、博客和微博等多种平台的聚合,网络舆论已经取得了相对於官方媒体乃至市场化媒体的优势地位,而相对而言,网络舆论中,亲自由化的言论又佔据了优势地位。
其次是法制维权。原有的直接控制体系愈来愈不敷应用,威权当局不得不将法制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并於1990年代后期正式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目标,作为其威权体制的重要补充。
作为治理手段的法制体系,犹如一柄双刃剑,也给予了民众一定的保护.在利益被剥夺和表达被压抑的情况下,民众除使用传统的信访手段外,也逐步开始利用现行法制所能提供的手段进行依法抗争,维权这一崭新的词彙被创造了出来。
由於维权群体涉及人数众多,阶层芜杂、议题广泛,不仅催生了以维权案件为专职工作的维权律师团体,也有相当多的民众从主张自己的利益转变为了职业的维权人士。此外,维权运动还将知识分子、NGO社会活动者、媒体人等等卷入了进来,形成了若干可生长的维权微生态.在这个松散的微生态系统中,大家具有高度的价值共识,他们主要通过人际联系和互联网进行沟通和动员,他们之中有具有很强活动能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精英人物,因此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政治异议仍然是重要的反对力量。即便是在严酷的政治控制之下,政治异议人士依然存在。1989年事件之后,催生了一批异议人士。网络的兴起让很多普通民众得到了启蒙而成为异议人士或同情者。异议群体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尽管没有形成明确的组织,但他们会进行频繁的联系,积极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和维权活动,对很多问题以发表公开信的形式表明态度,呼籲政治体制改革,发起了如《零八宪章》运动。这个群体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意志坚定,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从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很高的道德感召力的道义领袖。这个群体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愈来愈多的关注和支持,比如刘晓波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
尽管在当局的严厉控制之下,公开的抗争活动仍处於分散化状态.但通过互联网和现实的人际交流,各种抗争力量能彼此相互联系,在具体的典型性事件中进行集体性的抗争行动。可以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个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抗争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抗争不再是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事,而会得到网络中其他力量的支援。
抗争网络的两种动员
在目前,可观察到的把分散的抗争者联系起来的动员方式有两种,通过互联网进行动员和通过人际网络进行动员.威权体制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有危害的人际交往实施隔离和孤立,但互联网的出现有效打破了这种封锁.维权民众、政治异议人士和各种社会活动者迅速地发现了这一便利工具。从2000年开始,带有政治异议色彩的网络签名开始兴起,并於2008年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零八宪章》这份囊括了上述三个方面活跃人士的签名文本诞生了,随即获得了数以千计人士的回应。
同时,在时政类BBS、政治话题为主的即时通讯软件群组里,人们充分交流,彼此熟识,一旦时机成熟,又走到线下,面对面进行各种名目的带有政治意味的聚会,如聚餐、举办研讨会、开办讲座,进行各种“围观”行动。
中国抗争民众走向联合的第二种途径是人际联系.通过日常生活交往和互联网上的充分交流,以及对具体维权事件的参与,抗争人士之间开始彼此熟识起来,且愈来愈多的人加入了这个群体,这就为通过人际动员採取一致行动提供了可能。各种迹象表明,一个社会抗争网络正在浮现,并已经开始对威权体制的社会控制发起挑战。
网格化维稳压制网络化抗争
但是,威权体制运用直接控制体系控制社会,压制了反对集团的兴起,在目前为止仍然相当成功。
面对正在浮现的社会抗争网络,威权体制则採用网格化维稳的方式加以应对,这在2011年初针对“茉莉花行动”的打压后显得格外清晰,通过将一个个积极分子交付一个个网格加以约束控制,有效地限制了积极分子之间的人际交往和联合,从而有效地遏制了一致行动的产生,减少了社会抗争网络对威权体制的挑战。
在这一情形下,联合—压制—再联合—再压制的螺旋上升进程受到了强力打压,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由民间抗争网络完成其街头化、组织化的动员整合的可能性并不大。
强力维稳引发无序暴力反抗
在网格化维稳之下,无论怎样乐观地看待民间抗争网络的发展,由於长期的威权压制,民间抗争网络的规模及其拥有的社会支援都很弱小,而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危机可能不期而至,在民间抗争网络实现街头化组织化,又或是大规模有组织抗争出现之前,因偶然事件而引发的群体无序暴力很可能先期而至。
大规模群体事件表明,因为偶然事件而引发的群体性聚集,无论是动员人数还是暴力倾向,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大。
一旦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徵兆显现,那么,10倍乃至更高於此的群体性事件都有可能发生,一旦这样的群体性事件走向无序暴力,威权当局将别无选择,唯有使用强力镇压的方法。
强力镇压会强化统治集团内部强硬派的地位,并附带对民间抗争网络的压制,中国将进入到类似於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治僵化、经济停滞状态,与1989年后不同的是,无论怎样压制,社会力量已经拥有一定的自主能力,面对政治僵化和经济停滞,在有组织抗争被压制的情况下,取而代之的将可能是分散而带有象徵性暴力特徵的城市游击,以及随时爆发的小规模骚乱,中国将由此进入到一个威权压制与零星反抗此起彼伏的长期动荡时期。
也存在一种勉强抗争可能,即上述的群体无序暴力对体制的冲击,可能带来一次大规模有组织抗争,并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
而威权体制内部由於最高统治权位随着代际更迭不可避免的削弱、以及追求集体领导所带来的权威分散,加上多年来财政联邦主义带来的地方权力上升,加之无序暴力的威胁在前,威权体制面对大规模有组织抗争,很难统一其意志而出现分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排除一次大规模有组织抗争促使威权体制放弃其全面控制,允许自由化改革的可能性。
而在此时,长期的异议反对运动将为民主转型提供不可缺少的道义资源和组织基础。

转自民主中国 20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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