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

一真溅雪: 徘徊在老路上的六中全会公报



这次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与去年的五中全会公报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五中全会公报中“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加快建设制造強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強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之类不知天高地厚的豪言壮语已不见了踪影。六中全会公报通篇讲的几乎都是有关贪污、腐败、滥权的所谓“党风廉政建设”问题。这是因为一年来严竣的经济形势和反腐的结果,已经使中共当局开始意识到中共及其独裁政权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年来经济上的形势,尽管中共当局通过自己假造的各种经济统计数据,制造经济情况已触底回升的假象,但也不能掩盖外资持续外流[註:1]、国内资金也以各种方式向海外转移、大批民营企业因国生存环境恶化而倒闭或缩小经营规模[註:2]、扩大基建和房地产业均已到了不可持读的极限,出口进一步萎缩不仅导致当局外汇贮备的持继下降,而且还导致许多外向型企业倒闭或缩小经营规模,从而导致大批的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失业、由于当局许诺的许多旨在扩大内需的所谓惠民政策,总是因为没有配套的具体有效的措施,而沦为一些欺骗民众的宣传口号。高医疗费、高房价、高学费因当局一直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不仅未能下降,甚至还在继续上涨,这些都导致内需因广大中下层民众禳中羞涩而无法扩大、创新又因当局长期以来对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扼杀和打压而少有成效、煤炭、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汽车、装饰材料、房地产……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不仅未能得到缓解;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国际上:把中国大陆排斥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已达成协议,只待各国批准便可实施、《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简称:TTIP)普遍估计近年内即可达成协议并开始实施,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将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大门之外,届时外贸出口形势将更加恶劣。当局大肆宣传并指望以自已主导的“一带一路”来抵销这两大协议对中国大陆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希望,也因响应者寥寥,而沦为某些国家向中共当局辵骗巨额资金的工具。

再看一看社会政治方面的形势,由于中共当局违背当今世界推崇普世价值、实行民主宪政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了一己、一党、一个集团的私利,顽固坚持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的结果,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尽管当局一再加大维稳经费的投入,并采取了一系列严格到荒谬地步的维稳措施诸如:一些地方在某些敏感时期连买菜刀等刀具都要凭身份证,并要予以登记、一些关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一起聚餐、飲茶都会被当局以“聚众茲事”的“罪名”予以抓捕、关押、一些网民在网上发表自已的政见、维护自己的权利或揭露社会的阴暗面都会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加以抓捕、公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并威胁他们的家人,以此要狭这些人士公开在电视上认罪认错,并被判刑关押,以震慑海内外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民众……等非常的维稳措施,不仅未能达到维稳的目的,反而使各地群体事件的发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例如前不久发生的以中下级军官为主的近万复员退伍军人为维权聚集北京中央军委大楼前示威,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的重大维权事件[註:3] ,继此之后许多省的复退军人也聚集各省军区门前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搞得许多省的军区门前,当局如临大敌出动武警、公安、便衣对复退军人进行驱散、“劝返”、“疏导”。

习当局为打击政治对手和重振早已丧失殆尽的民心而大力开展的反贪腐行动,不仅未能重新赢得民心,反而由于在反贪腐行动中揭露出来的贪腐案件涉及的金额一个比一个大、涉及的人数一个比一个多、涉及的官员一个比一个大、涉及的部门几乎无所不包,这让民众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及其政府实在已经到了腐败透顶、无可挽救的地步,导致民心的进一步丧失。当然习当局的所谓“重拳”反腐在打击他的政治对手方面还是有所斩获,例如:将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等高级将领以贪腐的名义先后打倒,对习加强对军队系统的掌控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面对如此严竣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和反贪腐行动揭示出来的中共及其极权政权贪腐的普遍和严重程度,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公报中已完全丧失了说大话、自我吹虚的底气。普遍存在的严重的贪腐现状,已让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意识到中共及其极权政权从上到下各级官员、干部无所不在的普遍而严重的贪腐,对中共及其极权政权的继续存活已构成了巨大的现实威胁。就这一点而言,客现地说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公报比以往各次全会以不知天高地厚的假话、大话、空话以及自我吹虚为主的公报有所进步。然而尽管本届中央全会已从过去那些“95%以上的党政军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之类自我吹虚、自我陶醉的假话中有所醒悟,对中共自身败腐的严重程度已有所认识,但它开出的惩治腐败的药方还是离不开过去的老一套,它至今仍未认识到问题出在它所坚持不改的共产极权体制上,它至今仍未认识到贪污腐败是一切形式的极权政权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弊端。它仍试图在维持中共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不变的情况之下,希望通过中共的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克制、自我约束、加强纪律、自我监督、加强领导干部的自我修养来达到根治腐败的目的。中共本身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已无情地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自中共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一次党代会的公报都强调要通过前面列举的这些措施来克服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的贪腐现象,然而数十年过去了,中国大陆的腐败现象不仅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到今天已到了从中央到基层的村、社区的大小官员干部几乎无人不贪、无人不腐的地步。

公报一开始提到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在一个掌握着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大权的政党和它的领导的独裁极权体制之下能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吗?你对中共领导人或中共的政策.稍有异议,则“妄议中央”、“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便会扣到你的头上。在这种体制之下“批评与自我批评”往往沦为打击政敌、清洗异己的工具。回忆一下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标榜的“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历史就能清楚地看清这一点。胡躍邦、赵紫阳不就是在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名义之下中共元老们举行的“民主生活会”上被打击、被打倒、被夺权的吗?文革期间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帅、老干们不就是被毛泽东打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榥子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遭批斗、遭罢官、被夺政的吗?中共历史上打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榥子进行的残酷内斗的事例不胜枚举。如今中共当局竟指望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内斗工具来清除腐败,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老把戲而已。 

公报提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帶头从谏如流” ,这不过是一句怱悠民众的谎言,既然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从谏如流,又何来“妄议中央”的罪名?又何来对发表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的抓捕、关押、判刑?又为何对网民以言治罪、容不得一点逆耳之音?

公报虽然也声称要加强“党内监督”、“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这在一个共产极权体制之下,特别是中国大陆目前的现状之下谈何容易。目前中共当局上上下下各级党政军官员之间通过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共同贪腐早已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有的只是互相利用、互相依靠、互相包疪、彼此沆瀣一气,为非作歹、贪污腐败。哪里有可能进行有效的互相监督、互相检举揭发。看一看这些年来曝光的众多重大贪腐案件,有几件是由上下级官员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检举揭发出来的?大多数贪腐案件被曝光的当事人都是中共内部权力内斗中的牺牲品,另一些则是一些偶然因素导致贪腐官员被曝光,诸如:官员情妇之间爭风吃醋、官员家中被盗……等等。

公报还声称:“全会強调,党内监督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些所谓的主义、思想、理论和发展观正是造成中国大陆一切贪腐现象的总根源,这些东西正是中共及其领导人拒绝一切有效监督、姿意为所欲为的理论依据,中共当局指望以这些东西來指导和加强党内监督豈非自欺欺人、自相矛盾? 

公报声称:“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然而任何一种极权体制与生俱来的最大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存在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在这种体制之下是绝无可能建成什么“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体制”的,因为人类自私、趋利的动物属性,注定了一个人一旦掌控了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他就不必为自己利用这种权力牟取私利、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责任,也不会为他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承担罪责。这使得掌控了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个人和政党便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必将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并且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回顾一下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斯大林及其苏共、毛泽东及其中共、波尔布特及其柬共、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祖孫三代及其朝共……的历史,无一不是因手中掌控了巨大的不不受制约的权力而给全世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而巨大的灾难。在当今中国大陆由习XX和中共当局独揽不受制约的大权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之下,中共从下到上的各级官员由于掌握的权力越往上越大,所受的制约、监督越往上越来越小,这导致中共当局的各级官员从下到上越来越敢腐、越来越能腐、越来越想腐。在这种体制之下,中共当局怎么可能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唯有在实行以普世价值观为指导的、以一人一票的公平选举、多党竟爭、三权分立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民主宪政体制之下,才能最有效地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体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笔者奉劝以习XX为首的中共当局,若真想根治腐败,唯有忍痛放弃—己、一党、一个集团之私利,彻底抛弃导致贪腐成风以及中国大陆社会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逐步走向民主宪政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不过现在看来以习XX为首的中共当局这样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自习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诸如:不断加强习的个人集权,这次全会公报更是公开提出以习为核心、加强对社会言论的管控、加强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镇压管控、加强对网络的封锁与管控、不断加大对群体事件进行“维稳”的力度、对民主宪政、普世价值观进行丑化歪曲……等等无一不是与民主宪政的方向背道而驰。在习XX上台之前有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异议人士)都对习将领导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抱以厚望,然而习上台以来的种种标志着他正在逐步向毛泽东时代回归的倒行逆施,终于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清醒了过来,无情的事实终于使他们认清了习XX的庐山真面目,他不仅不会领导中国大陆迈向民主宪改的康庄大道,而且只会把中国大陆引到重返毛泽东时代的绝路上去。

六中全会公报表明以习XX为首的中共当局,通过这几年的反腐行动揭露出来的几乎无所不在的严重贪腐和滥用职权现象,已经认识到自身腐败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危及中共及其独裁极权政权生存的地步,这对于一贯不敢正视现实、面对无所不在的严重贪腐现状仍然一贯闭着眼睛坚称:中共的各级干部95%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的中共而言,不能不说是有所进步。但是要在维持中共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认真的反腐就会使中共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它如果认真反腐,那么由于普遍存在于它下面所有的各级统治机构的严重贪腐现象,就会使得这些机构瘫痪,因为中共当局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部门、没有一个机构(包括那些为反腐而成立的纪检、反贪局、巡视组……等部门在内)、没有一个官员甚至一般工作人员不贪腐,把这些官员干部都反下去必将导致这些部门和机构的瘫痪,,这样必将摧毁作为中共统治基础的各级党政军官僚机构,使得中共这架共产极权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下去,这豈不是中共自找灭亡吗?更何况这些贪腐份子是中共当局“维稳”、控制民众思想言论、打压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维权律师……不得不依靠的中坚力量,中共的反腐是不敢、也不能把这些人都反下去的。因为这些贪腐份子自身有贪腐、滥用职权牟取钱财、欺压民众的劣跡在身,他们为避免自己被中共当作贪腐的典型而抛出来以平息民愤,就更有必要在中共面前表现自己的忠诚,因而在“维稳”时、在控制民众思想言论时、在打压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和维权律师时,他们就比其他人更积极、更能下狠手,当然他们也更能得到中共当局的青睐。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所以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是绝不会把这些贪腐份子统统反下去的。这是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不敢真正彻底反贪腐的根本原因。而且你反掉一批贪官后提拔上来的新官,又会因手中握有除他们的上级之外不受任何制约的大权而重新陷入贪腐的泥沼不能自拔,因为在中共数十年的共产极权统治之下,现在中共的干部官员早已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批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那样一批人了,现在中共的各级干部入党,然后削尖脑袋往上爬以谋得一官半职的唯一目的,就是牟取更大的特权以发财致富。这从这几年揭露出來的大大小小的贪腐案件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中国大陆的腐败是中共的共产极权体制造成的腐败,除非彻底改变现在的共产极权体制为民主宪政体制,腐败才有可能得到根治,否则的话,光靠什么这次六中全会公报开出的药方如:“党风廉政建设”、“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谏如流”、“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要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之类不切实际、不切实可行的口号是完全不可能根治腐败的。

既然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不敢也不能彻底反腐和有效扼制腐败的愈演愈烈,而且它若加大反腐力度又将危及它的统治基础。那么它不反腐行不行呢?可以肯定地回答:也不行。从此次六中全会公报中可以看出,此次全会除了公开树立习XX的核心地位这一议题之外,唯一的话题就是“反腐”,这意味着以习有首的中共当局已开始认识到中国大陆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的严重的贪腐现象已经危及到中共及其共产极权政权的生存,严重的无所不在的腐败已危及中共国家机器的“正常”和继续运转、已使中共数十年来通过暴力和欺骗赢得的民心到现在已几乎丧失殆尽,这种危急的现状又逼得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又不得不反腐。这就是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反贪腐问题上面临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之下笔者估计六中全会之后,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反贪腐问题上只能仍采取他上台以来的一贯做法:一方面继续利用反贪腐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另一方面仍将装模做样地采取一些力度不大的反腐行动以达到既能收买民心,又不致损害各级贪腐官员干部维护中共极权政权的积极性的目的。
  
写于2016年11月10日

[註:1]:据大陆当局自己按贯例已缩水的统计2015年中国大陆外汇储备已降至3.3万亿美元,比上年城少5127亿美元,到今年9月末又进一步降至3.166万亿美元。

[註:2];笔者今年乘火车外出已明显感觉到这一变化趋势,从广州、深圳、肇庆开往内地的K字头普通快车(这种车票价较低是农民工们出行的首选),前几年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连过道上都挤滿了往来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到今年不仅隨时都可以买到座位票,而且每节车厢都有许多空位。

[註:3]:这些参与包围中央军委大楼的中下级军官中有许多是因中共这次军中反腐揪出的“大老虎”(如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等)、“中老虎”(军内各部委负责人、军、师长等) 曾是他们的上级领导,这些中下级军官当中有许多人的官是花钱从他们手中或他们下面的军官手中买得的,这些人原指望花大笔的钱买到某级军官的职位后,再利用自已手中的权力把他下面的军官的位置卖给更下面的军官、士兵,以及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腐,以收回自己买官的成本并获得更大的盈利。然而他们的上级东窗事发之后,一级一级查下来,查到这些买官的中、下级军官的头上,他们便因此被清洗或开除出军队,这使得这些中下级军官们不仅买官花出去的钱血本无归,就连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待遇也享受不到,他们被逼到绝境,于是才串联一起上北京包围中共中央军委大楼“维权”。笔者一位朋友的亲戚是陕西彬县的一户农民,他们的独生子成年后参军,他们为改善自已后半辈子的处境和为了儿子的前程花尽自己的积蓄、借遍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前后共花了近三十万元钱为儿子买到了一个连长,后因他儿子所在部队的高级军官因贪腐、买官卖官被查处,他儿子也因买官而被开除军藉,他儿子被逐出军队后,一无所有,买官的近三十万元血本无归,他无臉面对一心指望他当官后赚钱來还账、来改善生话的父母,一直不敢回家,也不敢把真像告知年迈的父母,这种人就是包围中央军委大楼的主要成员。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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