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6日星期三

顾乃忠:希腊的理性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希腊的西方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之六



【内容摘要】学术界相当普遍地认为,希腊自古以来就是西方。这种观点的具体含义是:西方特别是希腊,自古以来就与东方特别是中国不同,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东方∕中国和西方∕希腊是世界上两种本性不同的民族,而且这种不同的本性将永远保持下去;惟其如此,才构成丰富多彩而又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多元世界。本文认为,上述观点是错误的。西方,包括希腊,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西方。即便是希腊,在远古时代,在文化上也完全是东方性的。希腊文化中的西方性是在历史演化中产生的。本文考察了希腊在文化转型中理性主义的产生过程。

【关键词】希腊;文化转型;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灵魂,也是希腊文化的灵魂。理性主义是使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第一道曙光。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察希腊理性主义的产生。

一 希腊人对宇宙起源的追问实现了从神话起源论到自然起源论的转变

像所有民族在其幼年时期都不能不受神祗支配一样,希腊民族也是如此。在宇宙起源的问题上,在前希腊社会人们信奉的是神话起源论——无论是荷马还是赫西俄德,都是到诸神那里去寻找万物的起源和动因;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他们将第一原理寄之于诸神”。神话起源论的蒙昧特征和幼稚性质,在今人的眼光看来是极其明显的。然而,对于尚未摆脱神祗支配的古人来说,要认识这一点是极其艰难的。希腊人的伟大就在于他们在希腊历史上、也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前无古人地进行了一次摆脱这种神话思维模式的尝试;正是摆脱这种神话思维模式的尝试,使希腊理性主义得以诞生。

希腊理性主义的诞生地是伊奥尼亚的米利都。公元前6世纪初,以泰勒斯为首的米利都学派开创了一个新的传统,这就是西方文明史上著名的自然主义传统。自然主义传统的开创者即“自然主义者”与荷马、赫西俄德不同;他们对诸神创世说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力求摆脱对自然产生、变化的神话解释,代之以在自然自身中寻找自然产生、变化的规律和原因。当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本质”时,这无疑是打破神话思维方式而开始走向自然主义的理性判断。继泰勒斯之后,无论是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定体”,还是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抑或赫拉克利特的“火”,在宇宙本质的问题上,都继续沿着自然主义的理性之路前进。经过米利都三代贤人以及赫拉克利特的共同探索,自然起源论的宇宙观已经牢牢确立。尽管泰勒斯及其弟子对宇宙起源的具体东西的理解互有差异,甚至各自都带有感性个别的色彩,但是,这些观点的共同点和根本点在于:主张“在现象世界的下面,存在着内在的秩序,对自然的解释应该在自然本身中寻找”[1]。这种对宇宙起源及其动因的自然主义解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开始了从神话起源论到自然起源论的转变。如果我们把这种转变称之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那么“这场思想革命显得如此迅速和深刻,以至于人们以为无法用历史因果性来解释,有人说这是一个希腊奇迹。在伊奥尼亚的土地上,‘罗各斯’仿佛突然脱离了神话,就像盲人突然看见了光明。这道理性之光被一劳永逸地揭示出来,似乎应该始终不断地照耀人类思想的进步”。[2]

二 希腊人不计利害的思考导致了科学的产生

科学是理性的产物;理性的产物必须以相当的观测经验和实用技术的积累为基础。东方人不乏经验和技术,但是,从功利目的出发的观测经验和实用技术产生不了科学。比如,莱昂·罗斑指出,在丈量土地和建造房屋的实践中,可以获得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平方之和等于斜边平方的经验,但是产生不了几何学;在预卜吉凶的占星术中,可以获得某些行星的位置和相互关系的经验,但是产生不了天文学。因为在三角形三边关系的经验确定,与这种研究可能引起的数学游戏即对直角三角形的性质的抽象证明之间有一道鸿沟;在为了政治目标或其它实用目标所作的天象观察,与单纯为了解天文现象所作的不计利害的天文研究之间也有一道鸿沟。[3]从沟的那边到这边的跨越需要一个飞跃;东方人虽然观测经验丰富、实用技术精湛,但因从功利目的出发完成不了这一飞跃。

完成这一飞跃的是希腊人。与东方人不同,希腊人关心的不是牟利,而是求知。对希腊人来说,几何学、数学既不是为了丈量土地、打造桌椅,也不是为着其它方面计算的功用;天文学既不是为了编制历法为航海和农业生产服务,也不是为了帝王和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提供指南。对希腊人而言,科学研究是一种为自身而展开的自足自律的学术活动;它是不假外部经验的纯粹观念的演绎,是推论、论证、思辨的过程。以几何学为例,希腊科学家们在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前提下,从公理、公设出发,经过严格的保真推理,得出诸如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平方之和等于斜边平方等一系列新鲜而确凿的知识。这种知识与东方人从经验中得出的知识有本质的不同;这是理性的认知,是人类心灵的自由展示。驱使希腊人走上这条绎演和推理道路的正是心灵追求自由的一种需要:“一种自由的心灵并不是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而是遵循心灵自身内在的逻辑,这种逻辑首先生动直观地体现在了几何学领域。学习几何学,就是学习如何按照心灵内在的逻辑——后人称之为‘理性’——思考和行事,就是在学习如何保有一颗自由的心灵。”[4]在追求心灵自由的过程中,希腊几何学诞生了。在此意义上,柏拉图学园门前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不仅具有标示希腊科学追求心灵自由的象征意义,而且具有教导希腊人追求心灵自由的实际效果。于是我们看到,演绎几何学、行星天文学、世界地理学等诸多门类的科学,一门接一门地在希腊诞生了。

我们说科学出自希腊,并不完全否定东方经验的作用;但是,不应将东方经验的作用估计过高,尤其不能抹杀希腊科学与东方经验之间的区别。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人喜欢谈论希腊文明的东方起源,乃至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在这些论者看来,希腊(西方)根本算不了什么,希腊(西方)有的东西,东方早就有了;希腊(西方)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埃及、巴比伦乃至印度和中国等东方。这种过高估计东方文明的价值,看不到东方经验与希腊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别的观点是很成问题的。对此著者不拟另加评论,因为莱昂·罗斑的论述已经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罗斑写道:“就我们所知,东方的科学在它存在这许多世纪之中,甚而至于和希腊科学接触之后,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或对细微末节的好奇心,以提高到纯粹的思辨和决定原理的阶段。……所以希腊最早的学者所能从东方得到的,是由很古老的经验积聚起来的许多材料,是给不计利害的思考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希腊的科学或者不能建立,而在这意义之下,我们也就不能说希腊的奇迹了。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最早的学者并不是直接着眼于行动,而是寻求基于理性的解释;是在这种解释,和在思辨之中,他们才间接地发现了行动的秘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所从出的新观点。”[5]罗斑的论述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东方人因从实用目标出发,因此只有经验,没有科学;希腊人不是直接着眼于行动,而是不计利害的思考,才导致了科学的产生。

三 希腊人对事物的好奇导致了哲学的产生

哲学的产生首先需要一些必要条件,而这些必要条件希腊都是具备了的。第一,一般说来,只有当终极关怀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并且不是通过信仰的或艺术的方式而是通过理论的方式来思考的时候,哲学才能产生。希腊人对万物起源及其动因的追问,由不计利害的思考所导致的科学的产生,标志着希腊人开始通过思辨的方式追问和探索终极关怀这个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第二,“闲适是哲学之母”。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解决了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问题以后,才能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哲学问题。希腊城邦是奴隶制社会。奴隶制意味着奴隶在受剥削的同时,也意味着作为奴隶主的自由民即公民有足够的闲暇从事哲学思考。事实上,从泰勒斯到赫拉克利特,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几乎无不出身豪门贵族,有的还是名门“王族”。即使出身非富豪门第的毕泰戈拉和苏格拉底,也非贫寒贱民,而是“普通的自由民之家”。[6]奴隶主或自由民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有可能从事哲学研究。第三,哲学的产生需要有思想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7]。而思想自由又必须以政治自由为条件,“所以在历史上哲学的发生,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8]希腊城邦的民主制为自由思考提供了这一条件。恰如伏尔泰所说,“希腊人……的政府从来不束缚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雅典堪为楷模;“雅典不仅给哲学、而且给一切宗教以完全的自由”。[9]虽然雅典人也犯过错误,曾经处死过苏格拉底,但他们知错就改,不仅十分后悔,而且“我们知道,雅典人惩处了告发的人,为被处死的苏格拉底建立了神殿”。[10]正是希腊的这种民主制为自由思考提供了制度性保证,并催化了哲学的产生;而这种保障自由思考的制度条件,恰恰是所有坚持政教合一传统的东方文明所不具备的。[11]

必要条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哲学的必然产生;希腊哲学产生的充分条件是希腊人对事物的“惊诧”即好奇。惊诧或好奇,就是人们对事物追根究底的求知欲望;这本是每个人的本性中所具有的。但是,只有在具备了上述必要条件以后,即只有在希腊那样的环境中,人的好奇心才能被激活。希腊人的好奇心确实被激活了;他们爱知识、求真理;而他们追求知识和真理不带任何功利目的,仅仅是为了求知本身,或者说,求知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的心灵。不求功利的求知导致了希腊科学的产生,也导致了希腊哲学的产生。格思里指出:希腊人与埃及人不同,他们热爱真理和知识,他们“有强烈的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欲望,这种欲望充分体现在他们的一个词philosophia(爱智慧)中。哲学(包括纯科学)与功利的动机无缘,因为它要求对直接经验世界进行更高度的抽象,更广泛的综合,和纯粹概念范围内的理性的自由运动,而不是对被某种意志所允许的实际目的的顺从。”[12]希腊人就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在这种为求知而求知、为思辨而思辨的活动中,终于导致了哲学的产生。而哲学的产生使希腊的理性主义达到在当时条件下可能达到的顶峰,虽然这种理性主义并不成熟。
(未完待续)

[1]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2, p. 44.

[2] [法]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91—92页。

[3] [法]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52页。

[4] 吴国盛:《思想史上有言必称希腊之说》,载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2409497.html。

[5] [法]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52—53页。

[6] 姚介厚:《西方哲学史》第2卷上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2、448页。

[7]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译,三联书店,1956年,第93页。

[8]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译,三联书店,1956年,第95页。

[9] [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00页。

[10] [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00页。

[11] 关于哲学产生条件的论述参见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12]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2, p.31.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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