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8日星期一

吳虞:卡斯特羅與他那個時代留下的教訓


當地時間11月25日22時29分,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在發表全國電視講話時宣布,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享年90歲。至此,世界各地共產主義國家的第一代領袖全部去見了馬克思。不過與之前的列斯毛胡金等有所不同,菲德爾‧卡斯特羅身後遺體並沒被永久保存,而是遵循其遺願進行了火化。

同時,他也是第一位沒有「死在任上」的開國領袖。早在10年前,菲德爾‧卡斯特羅便已將權力移交給他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自己退居幕後,充當起國家象徵和精神領袖的角色。這一點倒是很像鄧小平,這也大大降低了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死對於古巴國家政治的衝擊。更重要的是,在菲德爾‧卡斯特羅「退休」以後,古巴已經開始了自己的「改革開放」,並在去年,與對峙了逾半個世紀的美國正式恢復外交關係。相比菲德爾‧卡斯特羅個人的生與死,這些或許才是更具標誌性意義的事件。

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古巴彷彿是一個遙遠的存在,儘管作為碩果僅存的共產黨國家,古巴與朝鮮、越南、老撾一道,在官方的文件與宣傳序列中,依舊佔據着特殊而靠前的位置。但人們對它的關注,顯然遠遠小於隔壁的金氏朝鮮。可要是將時光往前推四、五十年,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從古巴糖到「毛粉」切‧格瓦拉,再到那首很多人以為是古巴民歌,其實全完是中國人自己作詞作曲演唱的《美麗的哈瓦那》,那時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乏各種「古巴元素」。

但這僅僅只是記憶的一面。作為蘇聯的忠實小弟,在中蘇對峙的那些年月,中古之間更多時候是在隔空罵戰。當時的中國對古巴有多反感,從中越戰爭前夕鄧小平訪日時,將越南比作「東方的古巴」,稱「越南起的作用會比古巴更壞」這樣一個側面便可看出。可以說,當時的古巴比現在的朝鮮還要好戰,還要具有挑釁性,是國際社會公認的「麻煩製造者」。這一方面固然與菲德爾‧卡斯特羅這位古巴領袖的革命家氣質有關,但另一方面,也是當時整體的國際環境所致。

事實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雖然發生了中蘇論戰、共產主義陣營分裂這樣的大事件,卻並沒有妨礙共產主義理想在全球的傳播。相反,世界性的左傾浪潮正是在那時達到了最高峰。在中國,文革開展得如火如荼;在日本,有所謂「赤軍」運動;在巴黎,爆發了震驚西方的「五月風暴」;在美國,反戰平權嬉皮士運動一浪高過一浪。這種大環境下,革命是必然的,即便不發生在古巴,也會發生在別的地方,即便沒有卡斯特羅,也會出現李斯特羅、王斯特羅。簡單地將卡斯特羅這類克里斯瑪型領袖比作單純依靠暴力維持統治的舊式獨裁者,不說是片面的,至少沒能真正理解那個時代。

當然,經過人類近百年的社會實踐,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已然破滅,那些曾經供人膜拜的偉大領袖也一個個遭到遺棄,但歷史並沒有終結。正如R‧L‧戴維斯在《超越烏托邦》一書中所言:「自由的目的乃是與不自由劃清界限,同樣,自由的人與不自由的人也要劃清界限。自由的社會本質是製造不平等,因為其是人為規定的,它永遠不可能像分蘋果一樣平均分配。當人們嘗試了自由的苦果以後,他們會越發地向往禁錮和限制,各式各樣的對自由的定義正說明這一點,所以斯大林與希特勒的統治才有機可乘,而隨之開始,新的輪回替代舊的輪回,但是本質卻沒有任何區別。」

的確是這樣,由於全球化及自由貿易帶來的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宗教、地域、文化等衝突的加劇,世界似乎正進入到又一個強人政治的時代。從日本的安倍到俄羅斯的普京,從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到咱們自己國家的新核心,他們或訴諸民族主義,或通過操縱宗教情緒、民粹主張等手段,以超高的人氣登上權力的寶座。然而,這些新一代的威權領袖真的能夠如他們所許願的,帶給其國民一個「美麗新世界」嗎?還是正在將世界推到封閉、排他、對抗、彼此仇視的危險邊緣?

這看似是一個關於未來的猜想,但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從卡斯特羅,以及他那個時代留下的教訓中尋找到答案。儘管一個是左下的蛋,一個是右結的果,但背後的邏輯卻是一致的。令我不解的是,一些人一邊痛斥卡斯特羅是獨夫,對他的死歡呼雀躍,一邊卻張開雙臂擁抱那些反全球化、自由化、宣揚民粹的政治主張,這究竟是要有多長的反射弧,才能將兩者黏合起來並心安理得?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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