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

张敬同:追求公义征途上的苦难记忆



因在2005年10月1日去天安门撒传单宣传民主,且和访民接触过密,我被大姐强制送入精神病医院二十四天,后得以出院,回老家静养了几个月。我在2005年5月份回到北京,再次联系上撒传单被抓时认识的访民,她(他)们很高兴得知我获得自由。通过熟悉访民的带领,我又重新去南站了解了访民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到他们中有因为女儿在生产后被强行结扎死去而没得到合理处理,不得不带着几岁的小外孙上访几年的外公;有为土地被侵占得不到合理赔偿上访的农民;有为妻子在污染工厂工作导致怀孕流产且终身不能再育而上访的丈夫;有为因和医院产生医疗纠纷而自家连同亲属的小孩子被雇凶杀害而隐姓埋名上访的父亲;有因退役没得到公正补偿上访的退伍军官;有参加过援朝战争得不到合理待遇的老人;有法轮功;有下岗工人,有经济案,有刑事案,有案件得不到合理判决的,有案件得到判决后未能执行的----
 
这期间接触的访民中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湖南的老母亲,如果我记忆无误,她是因儿子宣传中央对农民税收减免政策而被当地政府(忘记是哪个部门)雇凶杀害而上访。她身上总是套着一个前后都用墨写的大大的“冤”字的白褂子,我不确定这个母亲是否是几年后看到的于建嵘先生画的《母亲》的原型,但第一次看到《母亲》这幅画和每当看到有这幅画的图片,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位儿子被杀害而投告无门的老母亲。
 
在走访期间,还发现有个别访民应该是精神有些异常,她会一开始很有条理的诉说她的遭遇,到后来就会焦躁起来,会没头绪的咒骂起来。这种情况,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试想如果一个正常人在遭遇严重的不幸且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不得不在上访过程中承受经济甚至人身安全上的压力(比如被截访者侮辱、殴打、被关黑监狱、案件被相关部门一次次推来推去等等),还能够保持心态平和,这该有多大的承受能力才能做到的呢?!不夸张地说,中国的上访人算是国人中最最坚强的一个群体了。当年聚集访民的南站(后来因为改建,记不清具体是哪个位置了)那片区域的凄惨情景,至今都让我无法忘记。有的身体很虚弱的老人衣衫褴褛赤足坐在路边,更多三五一群地聚在一起,拿着上访材料互相诉说着自己的冤情或交流上访经验,有人站在人群中唱着自编的上访歌曲,有些穿着破烂的衣服“窝”在四周都是用垃圾围起来的窝里,稍好些的则用破烂的塑料布或被单支起一个简易的窝蓬。很多访民就象流浪的动物一样,找一个自己认为相对安全和舒适的地方建一个窝,晚上就睡在里面。而即使这样低的需求也不能得逞,在走访南站的那段期间(2006年5月至6月),几乎每次到南站,在傍晚时分都会听到访民奔走相告“城管来了”的呼声,然后就看到有城管车开来把访民仅有的窝或窝蓬拆掉,连同他们逃走时来不及拿走的破旧的被褥和衣物一齐扔到车上。那场景就象在抗日影视剧里看到的日本鬼子进村扫荡一样。
 
看到这些,我内心更是迫切地想改变这种局面(借用叶海燕女士的话,我确实是为自已当时的自不量力感到羞愧的)。在几个熟悉的访民陪同下,我开始经常在聚集访民的那条街上演讲,向访民们宣传民主理念,告诉他们:我们只有努力争取建立一个多党竞争的、人民有选举、监督权的制度,选出的政府才会真正为人民负责、替人民做事,他们的冤案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这至少是我的想法),所以大家应该合力为改变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而努力。我又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愿意信任我,把上访材料交到我手中,我们一起去呼吁政府给予重视,这样他们的问题或许有得到解决的可能。我的演说得到了一些访民的支持,虽然他们对我的身份和能力有所疑虑,还是将信将疑地把自己的上访材料交到我的手里(他们担心自己的材料被截访者拿走而对他们打击报复,还有些人认为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确实没有做到)。
 
在我的感召下,在2006年六四那天上午,我和几十个访民分头到了北京站,聚集一起后开始拉横幅(我在复印社印制的标题为“中国,路在何方”的横幅)准备宣传民主,但是横幅拉起来没有多久,刚演讲没几句,警察们就过来争夺横幅,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争执,我主动劝说访民放弃和警察争夺横幅,在我的劝说下,访民们和警察僵持了一会后无奈地放弃了横幅。我们一行人等被带到北京站派出所后,有一个警察把我单独带到一个房间,一个很瘦的着便装的人问了我许多问题,大意就是问我们拉横幅的原因及我的想法之类,我对他陈诉了访民们的悲惨遭遇,说她们的案件得到不合理解决才跟我一起来的,并说这完全是我个人行为,和其他人无关。
 
后来我们被警车送到马家楼,在马家楼大厅看到几个截访者对一个女士大打出手,我带着其他访民上前制止,并质问旁边一个对此漠视的警察说:“你也是老百姓的儿子,为何见到百姓受欺负却不管不问?”那个警察没有回答,只是默默转过身走向另一边。后来有一个访民告诉我说,那个警察流泪了。我想他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话受到触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为访民的苦难感到悲伤。
 
我们被关到下午时分给放了后,就决定晚上到广场去纪念六四死难者,大家说好分头到北京站集合。大约四点多时分,因我先到北京站,为了聚集访民,就拿着高音喇叭招集大家到一起,结果被警察又给抓到北京站派出所。在等着被放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中年男人被几个着便装的警察拉进院子痛打,为了不再惹恼警察以便早点出来,也因认为那人是小偷之类(但这不应该是我不极力阻止警察施暴的借口),我只劝说了警察几句说这样打人是不对的,就没再进一步制止警察对那人的拳打脚踢。等被放出后才从其他访民口中得知被打的人是甘肃的访民王水(化名),因我被抓后他担心我的情况而到派出所门口观看,才被抓进去打。了解情况后我赶紧和其他访民转回派出所要人,后来在派出所附近找到被放出来打得鼻青脸肿的王水。这事之后的很多年我都为当时并没有全力阻止警察对他施暴而难以释怀,也为此多次给他道歉,虽然他早已不介意,但是我还是很觉得对不起他。
 
那天晚上我们在长安街广场入口处给警察拦入,被关在天安门派出所一晚上,凌晨时分得以释放。因为一直没能为访民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在收集到了差不多二百位访民送上的材料后,准备带领他们在七一的时候,到喧闹的地方演讲,以引起关注。但有访民提议说七一可能会警察布控严密,提议六月二十一日举行这样的活动。至于地点,在我长期的观察中,觉得西单图书大厦门前宽阔,也是有文化的人出入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呼吁引起关注(2013年几位人权人士也在那附近拉横幅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因此被抓的许志永先生至今还没有被释放),我的提议得到了其他访民的认同。
 
在2006年6月21日那天早上,熟悉的访民电话告知我说,西单图书大厦那里已经布控了好多警察和警车,问我是否还过去,我问是否有访民到那里,回答说已经有访民过去,我说只要有一个访民过去,我就会去。于是我拉着装满访民材料的箱子和“中国路在何方”的横幅(在北京站被送往马家楼时,警察还给了我),打车来到了西单图书大厦前的街上,看见有几辆警车停在路边,周围已经有很多警察,也看到一此访民聚集在大厦前的空地上。我拉着箱子手抱横幅走到大厦门前,这时有访民主动走过来,准备帮我把横幅拉开,还没等拉开,就从四面八方拥来了大量警察将横幅强行夺下,然后四个警察抓着我的手脚把我连拖带抬到应该是西单派出所的院子里,陆续被抓进的访民大概有二三十人,据他们说我到之前已经被拉走了两车访民,估计是被送到了马家楼。直至傍晚时分,大部分访民被释放,仅留下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女性中有我和上海的一位女士,另外三位中有福建的两位男访民,第五个忘记他的具体情况了,只记得他是中年人,大概姓张)。警察给我做笔录时,问我是不是和那些访民串通好来的,为不连累其他人,我一直只承认是自己个人行为。
 
后来我们被警车拉到西城看守所关押,如果记忆无误,我应该被关在那里共计八十一天(挺有意思的数字),后来得知其他四位访民有的被关一个星期,有的被关了半个月,后释放。西城看守所据说是亚州第一看守所(在里面听在押人员说的),条件相对好些,我被关的监室大概有三十多平米的样子,中间一米多宽的过道,两边是通铺,一个监室关押大概不到二十人。监室连着个阳台,是放风之地,其实也就有十来平米而已,每天放风时才打开。吃的主食以馒头为主,看守所外的麻雀经常飞到有铁栏的窗户台上吃在押人员放在那的馒头屑,所以那些麻雀看起来都很胖。菜几乎是那种从猪脖子上剔下来的碎肉沫煮冬瓜,忘记了几天可以洗一次热水澡,因为可能是条件相对好,还不定期有外国人主要是亚洲人进来参观,我就遇到一次,大家坐在监室里被隔着铁栏门象动物一样被观看。
 
有一次我被管教叫出去问话,回来的时候路过有监控屏幕的大厅,看到那里居然有男警察在屏幕前观看,而女监室几乎是无死角的。被关押的嫌疑人都是在监室里换衣服,而此前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会有男警察观看屏幕让我们换衣服时注意些。
 
西城看守所的女监室里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以前有一个老太太为了能进到西城看守过冬(估计她以前被关进来过,知道这个地方比外面条件好),故意做了违法的事情,进去后居然高兴的跳起来,大呼自己终于进来了。最近在官网上看到有一个老者为了能进监狱生活,故意抢劫,可见这种想以牢养老的事情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西看关押期间,要经常劳动,我被关押期间主要做的就是把胶皮手指套(是商场用来数钱的么?不知道它的用处)套在一个木椎上然后一个个卷成小卷,每个监室都有订量,我们经常为了完成任务不停的从早上一直做到半夜,做这些工作期间偶尔晚饭可以得到一个煮鸡蛋(还有一次听一个被关押人员说,在楼道里听到负责我们的一个管教和另一个管教说不给她们发鸡蛋,她们也得做)。还有那里的个别管教(应该是管教的头,忘记怎么称呼了)会经常问在押人员是否需要律师,或者建议她们退掉自己请的律师,由她来帮着找律师,可见这也是部分看守所工作人员赚钱的一个渠道。当然,那里也会有少数待人友善的管教。
 
在被关西城八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很感谢被关押期间遇到的几个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一个叫张力前的女士,和她关在一起的时候比较长,大概有一个多月(很多人都是经常流动的),我们很淡得来,她比我大四岁,我叫她力前姐。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人算是最温和的,那她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个吧。她被关押西城看守所前被妹妹配合居委会给送到学习班(思想转化班),在学习班被查出她以前给很多政府机关寄过法轮功的资料(根据她寄出资料信封上的笔记查出来的),所以直接从学习班给送到西城看守所,我被关进西看时她已经被关押那一段时间了,虽然在此之前因为演讲发传单等进过派出所好几次了,但每次最多也就被关二十四小时释放,从来没有被长期关押过。那段期间能得以不太煎熬度过,也是因为和力前姐的相处有关,我们交流了很多想法,也从她那了解了很多事情,比如高智晟律师的名字和他勇于为法轮功辩护的事情,最早就是从她那里听到的。坐板(就是盘腿坐着看电视或者仅是坐着)她都练功,因为是夏天穿着稍短的裤子,有一天见坐在旁边的她双膝各有一个圆圆的疤痕,很奇怪什么样的外伤可以造成这样对称的疤痕,就问她缘故,她说这是她被关在学习班时,为了让她转化(就是放弃练习法轮功),那里的两个工作人员用绳子绑着她双手,拉着她在院子转圈跑,她跑不动后仆倒在地,他们还是继续拖着她跑,直到双膝被磨烂,几乎露骨,等愈合脱痂后,就形成了这样对称的痕疤。虽然知道这个政党在以往的历史中做过很多恶事,但看到这个活生生的证明摆在自己面前,还是感到触目惊心,无法接受,同时也深深为法轮功学员们的命运担忧,如果说以前对她们遭受迫害的传闻将信将疑,但从力前姐所遭遇的,我不得不怀疑那些传闻是真的了。
 
不久前看到一个骄车拖拉小狗致死的报导,让我不自觉地想起力前姐双膝上那两个大大的对称的疤痕,想着她被拖跑不动仆倒在地后双膝被拖拉得血淋淋的惨景----人性丧失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和力前姐关同一个监室大概一个多月后,我被调到另外一个监室,不得不和力前姐分开了,后来从那个监室调过来的人口中打听到,力前在被审判时因在法庭上还是坚持劝说法官悔过,被法官当庭判处七年(应该是判法轮功的最高刑期)。如果不出意外,她应该最迟在2014年前出狱。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忘不掉她那双友善的眼睛、柔和的声音,以及气定神闲练功时的样子,还有她那双膝上两个圆圆的疤痕。不知道她情况是怎样了,是否还活着?还是已经死去?或者那双膝上又添了新的疤痕?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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