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5日星期五

陈卫:制度之疾与宪政民主之药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希望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共同生活。人们不断的追寻社会组织的法则,将这种法则赋予公正的含义。人们进行了无数的尝试,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才来发现,公正往往跟我们擦肩而过。人们得到的都是被篡改了的公正。在冠冕堂皇的标签下,一代一代的人们像奴仆一样,撵走旧主又成新仆,从来没有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公正渴望的火苗一次次燃起又被无情的浇灭。人们在历史的迷宫里转着圈,公正似乎离我们那么近,仿佛伸手可得,实际却总是遥不可及。

总是受伤害的人们盼望一个公正制度的到来,他们可以拥有最基本的东西,他们不想一直成为别人的工具,或者是在老虎淫威下瑟瑟发抖的羔羊。理想从来没有在人们心中消失,但一再失败的命运说明人们仅仅收获了空想。

不公平的竞赛规则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人们很简单就能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是如何消除竞赛的不公正,建成一个人间的天堂,人们却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人们对朴素的公正理念的追求在征途中蜕变为争交椅的闹剧。

以某种方式欺压和掠夺他人是社会最大的恶。但是最独裁者也往往以最公正的面孔出现。不得不说掠夺者们也是最具智慧的人,他们编撰出种种匪夷所思的理由以使他们站在社会权利的最高层,他们用神圣理由来愚弄人们,他们用他们优秀来为占据高位辩解,他们用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来镇压违背他们利益的异己。总之,权力者在注释着社会公正,他们的承诺象鲜花一样美丽,但人们却只得到无法兑现的支票。

我们渴望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但是可惜我们缺少制度设计的知识。制度设计的知识被权利者从公共视线里抹去,只留下他们希望人们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服从,让社会的公正转到集团公正的歧路上。

历史从未过去,黎明不会到来。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方向、持续的努力和正确的道路,光明不会象早晨的太阳照到我们。掠夺者拥有一切,而人们却仅仅拥有理想。权力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开动了所有机器,而反抗的人们却只得孤军奋战,依靠朴素朦胧的正义的思想。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再强壮的人也难免生病。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偶尔生病就对他的整个体质产生怀疑。但是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健康跟表面的强大是没有关系的。表面的强大很可能是苦苦支撑的假象。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它是仅仅患有一些局部的毛病,还是整体溃烂了呢?对于它的疾病,是局部修复还是大动手术呢?这些都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回答。

治疗必须先进行诊断,而诊断以症状为依据。我们在此可以简单的列举一部分“临床症状”:
1、人们的权利大肆被侵犯,比如:强制拆迁使许多人失去居所,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非法买断工龄,让许多职工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使国有资产被中饱私囊;农民的土地被强行征占;公民被非法拘禁和限制人身自由;由于政府和官员的过失造成公民的损失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和合理的赔偿等等。
2、人们被剥夺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是写进了宪法的,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一块遮羞布。除了信政府,人民什么也不能信仰。政府设立的宗教部门其目的就是监视那些已经被打压到角落去的宗教团体,使它们成为政权的附庸,或者在无人观看的舞台上唱着独角戏的演员。而法轮功则直接被冠以“邪教”的名字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严格的学术审查制度,凡是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文章在中国境内都不可能出版发行。中国的社科方面真可谓是“一花独放,百花凋零”。
3、社会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成为社会动荡最危险的因素之一。经济学家常用基尼系数作为社会分配差距的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二○○七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早已超过了0.4的警戒线。有研究表明中国的财富聚集具有相当的权力色彩,大量的财富是依附于权力产生的。
4、司法不独立,司法严重不公已经使人民失去通过法律寻求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国的法律存在三个问题,第一,立法的精神偏离了公正的轨道,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平等、体现正义,而是为了维护特定集团的统治。我国现行的宪法和法律充斥着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和人人平等的矛盾描述,实际上法律已经毫无公平可言了。第二,我国的司法系统不是独立的,是在所谓的政法委的领导下,这也就是说政治决定了法律。我们不难想象,在社会利益集团干预下法律还有什么公平可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冤案特别多的原因。第三,中国的司法是不受人们监督的,在法律执行过程中执法人员自由度非常大,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将公共权力转化成了个人利益,产生了大量的司法腐败。而弱势群体根本无法对此监督。因此,司法腐败产生了双重的损害,既危害了当事人的利益,更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5、官员大量腐败,权钱交易盛行。由于公共权力不受人民监督,体制内的监管服从于权力需要,腐败的成本极低而收获太高,促使中国的官员在腐败成绩上不仅远超历朝历代,而且名列世界腐败国家前茅。从硬性的贪污受贿到软性的公款吃喝,从巧取豪夺到以亲友名义侵占各种资源,从卖官鬻爵到结伙营私,腐败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也成为官员的“投名状”。

凡是关心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中国人无不对此忧心忡忡,大家都不愿这艘船沉掉,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的国家经不起太多的折磨。人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们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权运动不断高涨,法学家们对从立法到个案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学者们、知识分子不断的指出现有社会的弊病,将人权、宪政、民主的知识传播开来,宗教人士和文学家们则宣传他们的真理号召良心的回归,民运人士则不惧牢狱的危险组党结社不断冲击专制的底线等等。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否则我们就无法对中国这么多不正常现象作出判断,也无法确定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来改变这个社会。医生要治病,必须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也必须弄清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是偶然的还是内在必然的

如果这些现象是个别的、偶然的,当然就比较好办,只需要局部修复有错就纠就行了。但是我们很遗憾的发现这些现象不是孤立、个别和偶然的,而是制度造成的。

其实,这个结论是非常容易得出的。权力就是猛兽,它是可以作恶的,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非常准确的指出:权利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国家的现状为这一名言做了最好的注释。

我们现在的制度首先是先天不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偶然,接受者思想准备是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当作类似“杀富济贫”的幌子来表明自己的正当。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当然不可避免的就具有缺陷。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认为自己处处正确的人犯下的错误往往无法弥补,“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最良好的愿望铺成的”。

再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它是一种理想主义,是一种决定论。不得不说,它也是一种赌博的政治哲学。在妄言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清楚历史发展方向后,这种学说不惜一切代价将社会发展的其它可能性全部抛弃,进行了一场要么全对要么全错的赌博。在这种赌博式的试验中人类积累的所有对付专制洪水的堤坝都被拆除了,人们再没有任何可以自卫的工具。

所以,我们这个制度根本的病因就是权力的不受约束。我们现在的制度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将人民视为工具,在理想消失时将人民视为草芥。人民既不是这个制度关注的对象,也不会将制度的基础建立在人民同意之上。党政权力完全是一种自我认可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当然也免不了贴上一些民主的修饰。

一切苦难和奇怪的根源我们不难找到了,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昏官之所以成为昏官,并不是他们本来就这样,而是他们没有必要理会这些犹如草根的人们。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愚蠢和卑劣付出任何代价。在人民眼中他们的行为失去理智丧失公正,但在他们的同类眼中却是正常和合理的行为。我倾向于将现在的制度描述为经济上是权力市场经济,政治上是分赃政治。官员的权利不受限制的后果越来越严重,给社会带来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基本没有什么他们不敢干的,他们只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分赃,借口总是能找到的,给人民造成的伤害他们不需要顾忌,军警察作为打手随时都在为他们的贪婪和自私灭火和擦屁股。

公共权力被一些人永久地把持,老虎在羊群中散步,这就是最好的比喻。贪官是这样炼成的,嚣张也是这样炼成的。老虎会对羊群讲什么仁慈,发昏它也不干!

我们处在一个头大脚小的体制中,一切都不奇怪。你的房子被拆了,你的财产被占了,你受到冤屈了,你无处申告,你拿他没办法!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武器。

我们知道了病因,当然也就找到了治疗的办法,你上访、你跟贪官决斗、你呼吁权力者拿出良心根本就没有用,“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们必须根本改变这个制度。

在公平原则和普世价值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必须确立公共权力的合理性来源于人民,并将对每个人的尊重放到最高位置,这就是民主和人权理念。

其次公共权力是服务性质的,不可缺少,但不能让它为非作歹,所以我们必须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将老虎关进笼子里。这就是宪政的主要意思,就是要“限政”。
当然,真正的宪政民主有许多具体的内容,是无数代人们在与专制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去年12月,中国各界联署发表了《零八宪章》,表达了中国各界对宪政民主要求,至今签署人已经过万,说明大家都已经知道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也知道宪政民主才是解决中国制度之疾的唯一良药。

但是我还要强调一点,知道了正确的方向并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利益的对峙是无法用道理讲通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理,自由从来就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每一点自由的获取都意味着无数的努力,宪政民主不可能等来,我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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