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日星期四

胡平:“六四”不是插曲而是巨大的断裂


中国研究院第20次研讨会:“中国病毒”蔓延,可有解药?(3

“‘中国式病毒’之所以迅速蔓延,说到底,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低劣,如同野草容易生长、低等生物容易繁殖,它不是正常物种,而是变异物种,它对人类文明冲击和干扰的程度,取决於文明社会何时警醒,取决於文明社会用多大力度、何种方式围剿它、消灭它。”“‘中国式病毒’当然会灭绝,否则就是人类文明的灭绝。我担忧的是,人类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

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办人、总裁何频,2015821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的长篇专访中,深入而尖锐地阐发了此前他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提出的“中国式病毒”,引起广泛关注。920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长岛举行研讨会,来自纽约、新泽西、华盛顿、加州的学者、作家围绕这一命题热烈讨论。《内幕》记者苏文森、沈峻、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发言,并经发言者订正和补充,现全文刊载如下。

“六四”不是插曲而是巨大的断裂
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何频这个“中国病毒”的观点非常精彩,我太太读了也使劲称赞。他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人,包括美国人,对这个问题都重视不够。

重视不够的原因,刚才胜平也谈了,人们总是用观念的眼镜来看世界,没有观念的眼镜就不会看世界了。因为他看世界的时候,总是包含一种理解、一种解释,而且总用一种他习惯了的概念来解释。

一直到现在,美国政界那些主张继续与中国交往的人还一再宣称:一旦中国的中产阶级发展起来了,就会自由民主了,他对这个逻辑想都不想,就这麽说。但现在很明显啊,这些都被事实所否定了嘛,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嘛,如果你在十几二十年前这麽说还情有可原,但到现在你就是睁眼说瞎话了嘛。

我觉得现在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变化做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当然就挑战了我们所有习惯了的社会科学的定律、规律,当然,社会科学本来就没有规律可言,它顶多是些机制,无非是说在某种情况之下,从甲会推出乙,而你需要的那些背景条件太多,链条变化的时候,你的结论就不存在。

就像谈经济学,经济学对人们来说是科学的,但经济学家并不一定能赚钱,经济学里所有的公式里都有一句:“人的主观偏好”,而这永远是个摸不准的量,你把它代进去,它不像物理学的公式,你把一些量找着了,一套进去,就算出结果来了;而这里边有个“x”,谁也不知道这个“x”是什麽,所以你永远算不准。

凯恩斯讲过这句话: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永久的经济问题。就像现在,章家敦早就说“中国经济要崩溃”,怎麽没崩溃呢?他的材料数字并没有错呀,但是中国跟你想的不一样嘛。你以为一出这种事,那边就会上街去抗议,就会怎麽怎麽做,但他就不上街、不抗议。


国人在一种环境条件下,大多数人怎麽想,而这样想是互相影响的,是互动。一个变化来了,我觉得对我好或是不好,想做出某种反应,同时我一定会期待、会假设,别人做出什麽反应?我会估计别人的反应,再调整我自己的反应——是这麽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

1989年运动的高潮时候,遇到不公正的事,很多人就敢站出来,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他这麽做,别人也会这麽做,这样他觉得他不是孤立的,他相信会有很多人这麽做,就形成了很大的声势,而且他也估计当局会怎麽做,他估计当局不会做出很残暴的反应,他就敢於站出来。

到现在呢,他没有这个信心了,他觉得我这麽做,别人不见得这麽做,别人不这麽做我这麽做,而当局必定会镇压,於是我就会倒霉,所以我就不去这麽做。很可能,别人也和他想的一样,所以尽管大家可能都有站出来的冲动,都有受刺激本能的冲动,但是大家都会自我遏制这种冲动,结果就什麽事情也不发生了,也就是说,你的社会经验给了你的预期,在这个预期之下就影响了你的行动,所以他们都是自我实现这麽个过程。

我不认为这和中国文化有特别大的关系,它放到哪儿都差不多。我也在力图解释这几十年是怎麽样变化过来的。我一直认为“六四”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它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这一步向哪里去,还是未定之天。

这个问题我过去谈过,今天没有时间再重复了,接着谈何频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需要我们做一个解释——我们在座的是最有能力做这种解释的人。无非就是把我们的经验从头到尾理清楚,当时人们是怎麽想的、怎麽做的?为什麽能那麽想、那麽做?“六四”的问题之所以关键,就是“六四”开枪杀人所造成的影响——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这是很少有人把它谈得很透的。

网上蔡崇国写了一篇短文,提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内是个禁区,大家不能深谈嘛。你想想看,头一天,全国几千万人上街,海外是所有华人男女老少齐出动,怎麽天安门前一阵枪声,全部都没有了?怎麽会变那麽快?这里面,对每个人心理的震撼,是怎麽变成後来那个情况的?

人们免不了讲这一段,讲“前30年”、“後30年”,好像後30年是一个整体,在国内的语境之下,“六四”这麽大一件事,成了一个空白。大家把60年轻描淡写就过去了,好像它仅仅是整个60年的一个小小插曲,至少是30年改革的一个插曲:镇压了,然後邓小平1992年不又南巡了吗?这线就又接上了,“六四”好像仅仅是个插曲。

从改革的基本路径,从1978年之後一直到现在,把它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认为这中间有个巨大的断裂,有个巨大的转折。大家都这麽解释,这件事慢慢地,因为缺少有关的文字,就把这段历史就空过去了,结果又把它“说通”了。这麽大的事情没有了,很多问题就没法理解了,就造成今天的事这麽令人费解。

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可以对何频的这篇文章或是这一类的文章,多做一些研究和解读。另外,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或自己经验的角度,试图对这一个问题做一个回顾。这个问题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来说是最熟悉的,是亲身经验过的,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说明白,不光是对当今的中国,而且对全人类的前途,都是至关重要的。(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文章来源:明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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