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9日星期二

刘军宁:从巴士底狱到柏林墙




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该发生的事终究要发生,而且总是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这句话用在柏林墙的命运上最恰当不过。1989年11月9日,随着风雨飘摇的东德政府辞职下台,柏林墙失去了最后的存在理由。东西柏林人随即抄起大锤镐头,拆毁了挡在他们中间达28年的柏林墙。

1961年8月12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头戴钢盔的东柏林军警乘卡车奔向东西柏林间的主要通道。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4小时后日出之时,墙基已经形成了。建成后的柏林墙高度约5米,宽50公分,全长近166公里,其中水泥墙114.5公里,铁丝网55公里(主要架设在以河流为边界的水面上)。沿柏林墙建起了望塔290个,警犬桩274个,数千个电子眼,配备了约250只警犬。沿柏林墙的外围是一道3.5米高、123.5公里长的通电铁丝网,铁丝网与柏林墙之间有50米宽的无人带,墙的上端还焊接着光滑的圆形铁筒,使人无法攀登。举世“闻名”的柏林墙从此建立。柏林墙与中国还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就是“中国长城第二”。

1962年8月17日,一位名叫彼得•费希特的东柏林青年企图越过柏林墙,逃离禁锢他的那个“天堂”。当他攀越混凝土障碍时,东德军警开枪向他射击。他身中数弹,倒在柏林墙下,血流如注。这期间,他不停地呼喊救命,呼声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军人们扔过来急救包,但伤势太重的费希特已无力自救。他就这样在墙下躺了50分钟,没有一个东德警察前来施救。他的呼救声从大到小逐渐微弱。目睹这一枪击事件的西柏林民众爆发出愤怒的抗议声。他们向东德军警高呼,“你们是杀人犯!”“你们是法西斯!”西德的警察冒着生命危险跑到柏林墙边。但是太晚了,费希特已经因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他的血已经流尽,却依然没有逃出东柏林。费希特之死是柏林墙建立以后发生的数百起枪杀事件中一起最没有人性的屠杀。

然而,在1989年之前,柏林墙两边的人都没有想到这堵不断吞噬人命的墙会倒塌,许多人士认为它会永远存在下去。在距此两年之前的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西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演说中曾直言:“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吧。”里根的许多幕僚曾反对把这句话写入演讲稿,认为那样太刺激苏联了,具有挑衅的意味,会伤害苏东人民的感情,加剧美苏的紧张关系。如果他们能预知柏林墙会在两年后倒塌,他们绝不会反对里根总统这样说。当里根称苏联为邪恶帝国时,他也曾被许多人嘲笑。里根的话应验了。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也曾对西方世界说:“我们将埋葬你们!”他的话也以相反的方式应验了。

柏林墙的倒塌,不是因为苏联和东德的军事失败。相反,当时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集团在军事实力上正在超过美国领导的北约集团。更不是因为苏联与东德经济崩溃。当时的东德是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为什么柏林墙会“凭空”倒塌呢?柏林墙的倒塌说明了什么?

依我看,柏林墙终将倒下的命运从它立起来的第一天起就已是定数。柏林墙的建立说明,建墙者深深意识到,在与其敌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竞争中,自身已经处于绝对不利的劣势地位。不建立起这座用机枪守卫的高墙,不足以阻挡其被统治者们大规模地用脚投票。当砖石之墙建起来的时候,信念之墙已经倒塌。围墙越多越高,越坚固,守卫的越严,说明自信越少,潜在的危机越大。围墙的建立是因为自身社会制度的危机,围墙的倒塌是因为自身意识形态的坍塌。只要是柏林墙,终究会倒塌。没有苏东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危机,就不会有柏林墙,因而也就不会有柏林墙的倒塌。

为什么军事上如此强大的苏东阵营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处于劣势呢?那里的统治者们曾许诺要给被他们统治的人建成一个人间从未有过的天堂,使他们彻底摆脱腐朽没落、水深火热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然而,这是一个用“柏林墙”围圈起来的“天堂”,一个人们争相逃离的“天堂”,一个不能拒绝、且一旦拒绝会付出性命代价的天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指出,在这样的天堂里,每个人不过是巴赫恢弘的赋格曲里面的一个音符。任何拒绝做这个音符的人不过是个小黑点,他的人生与性命既无用处也无意义,就像一个蚊蝇,轻轻一捏就成粉齑。费希特被打死,仅仅因为是他想自主地朝某个方向移动自己的身体。

柏林墙从建到塌的历史表明,把人“去人化”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终究不能长久。任何企图“去人化”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都不要低估每个人身上追求自由、回归人性的灵魂。一些统治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阻挡一些人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不可能永远阻挡所有国民对自由的追求。

柏林墙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这一意识形态把个人看做是国家的财产。既然人是国家的财产,统治者就有权决定被统治者应该在哪里生活工作,应该消费什么样的物品,玩什么样的游戏,读什么样的书,说什么样的话,浏览什么样的网站。谁叫他们是国家的财产呢?这一意识形态的最严重的后果在于,它企图通过摧毁人心中内在的道德律来把人“去人化”(dehumanization),使之成为动物,然后再用对待动物的方式加以统治。这个意识形态企图谋杀一切对超验道德与普世价值的信仰。在这种世界观之下,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物体,即便有一些意识,也是由作为物质的身体决定的。意识不过是大脑的一种功能,而大脑不过是头壳里面的一个器官。波兰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发现,苏联东欧集团的意识形态没有道德脊柱。因此,最终也因没有道德脊柱支撑而被自身的重量压塌。体重越大,貌似越强,离倾覆就越近。在这个庞大的躯体里面是道德真空。柏林墙的倒塌说明,苏联与东欧的人民不接受这种视个人为国家财产的意识形态与道德真空的社会制度。

保守主义思想家柯克在《永恒事物的敌人》一书中指出:人间存在着一个永恒的道德秩序,这个秩序是为人制定的,人也是为这个秩序所创造的。人性是不变的,道德是永恒的。与永恒事物为敌的事与物,肯定是短命的。在混乱的世界中体认道德真理,是人特有的能力。如果人只有动物的本能,就不能识别、领悟正义、自由、平等、文明等超验价值。消灭道德,否认超验价值,把人“去道德化”就是“去人化”。

表面上看,柏林墙是一堵企图阻止人们的身体自由移动的砖石之墙。实际上,柏林墙也是一堵精神之墙。作为砖石之墙,它要阻止的是人们用脚去投票。但是,那些企图逃离被关在这个天堂里的人在用脚投票之前就已经用心投票了。脚的驱动力来自心,否则脚是不会不顾性命地朝某个方向移动的。柏林墙表面上要禁锢的是人的身体,实际上它更禁锢的是人的灵魂,人的追求自由的心灵。那些笃信物质决定意识的统治者,以为禁锢了人的身体就等于禁锢了人的心灵。然而,人不是物质的动物,人更是精神的动物。如果物质决定不了意识,如果人的心灵不会因身体而被禁锢,那么这样的禁锢就是无效的,不论墙有多高,多坚固。

1789年法国人攻占巴士底狱与1989年德国人拆毁柏林墙共同见证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共同天性。自由是全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德国是欧洲国家中自由传统十分薄弱的一个国度。曾经有过的魏玛共和国羸弱而短命。德国还是人类有史以来对自由造成最大威胁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发源地,是一切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精神故乡。西德是西方大国中最后一批实现限政民主化的,而且还是因为战败才得以实现。东德的民主化比西德还晚四十年。从此看来,历史上的德国与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专制的传统十分强大,自由的传统十分弱小。追求自由的尝试多,追求自由的成功少。说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是错误的。说中国的自由传统比西方少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传统中没有自由的因子,差别只是自由的传统大与小,得到的自由多与少。

如果人类根本没有追求自由的心灵与意志,巴士底狱与柏林墙就是多余的。如果自由是包括德国与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共同追求,那么,任何巴士底狱、柏林墙都终将是徒劳的。

文章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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