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7日星期一

香港书商案播下恐惧的种子,但也催生了反抗



铜锣湾书店的铁门被锁了起来,自从五名香港书商去年失踪后,这个门就一直锁着。他们五个人曾经营着这家书店,店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他们出版的有关中国政治的八卦书刊。

五名书商都被大陆当局拘留了好几个月,其中有四名已经返回香港。还有一名仍被大陆当局拘留着,他是一名出版商,也是瑞典公民,一年多以前,他在自己泰国的家中被抓到了大陆。

这五名男子的戏剧性失踪曾在世界各地成为头条新闻,并在香港引发了恐慌,人们担心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已受到严重损害,这种自治权曾受一份条约保障,正是该条约在1997年使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

总部设在纽约的作家组织美国笔会(PEN America)发布了一篇有关这五名书商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他们失踪的情况,并对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时过于温和的反应做出批评,在报告的描述中,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越来越愿意将其专制司法制度的影响扩大到自己的边界以外。

这份长达70页的报告还指出,尽管北京在香港和国际上受到了谴责,但中国的做法可能已经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出版这种禁书的最大书商现已停业,这家书店曾发行过大量消息来源不明的、有关中国领导人的政治阴谋和私生活的书籍。其他书商,包括那些发行过资料翔实、有关中国政治的权威书籍的出版商,则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继续经营。

缺乏有关失踪的信息,以及一位返回香港的书商所说的遭受逼供的情况,在香港一度兴旺发达的出版界播下了恐惧的种子。在众多出版商之中,为何仅对这家采取了这种特别的措施?对此中国政府从未给出过解释。美国笔会的报告问道,这是为了阻止某本书的出版?还是为了迫使这些书商披露他们的信息来源?也许是为了得到书店的客户名单?或者也许是要让这家最大的禁书出版商关门?

这些假定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没有任何一个假定得到了确认,这造成了不确定的气氛。报告说:要发行关于中国统治者的书,独立出版商不可能知道如何才能不越界,不变成下一个目标,因为他们不清楚界限在哪里。唯一确定的反应是不要有任何举动。

有几家售卖这些政治禁书的商店,在前来香港旅游的大陆人中人气很高,但它们从那时起就关门停业了。香港国际机场据说是这些书籍最大的市场,但那里很多去年还在卖这些书的书店已经关闭,一些已经换成了间接由中国政府所有的书店。

该报告说,很多发行以中国为重点的政治书籍的香港出版商发现,要找到印刷商比较困难。新世纪出版社发行人鲍朴说,印刷商告诉他,不管是什么内容,都不会再印刷他的书。

在香港书籍出版和发行的整个周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任何公司,要让它们同意接受仅仅四五年前还大受欢迎的那种类型的项目,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在一封电邮中写道。这并不奇怪,这些变化和这里的出版社所有权的变化是对应的,那些接手的公司,就这样说吧,它们和北京很友好。
美国笔会还把失踪案与香港和大陆关系的广泛辩论联系了起来。当英国公民李波去年12月下旬在香港的一条街道上失踪,几周后在中国大陆出现,很多香港人都感到震惊。包括美国国务院在内的很多方面认为,这似乎是对一国两制原则最严重的背离,自1997年以来,这个原则一直是香港与大陆关系的基础。

现在这里有了新的恐惧——甚至警报——香港的自主权再次受到威胁。这源于北京对两个新当选的支持港独议员的愤怒,他们在上个月的誓言中插入了一个被视为对中国有贬损的词语。但是,这些所谓本土派9月选举中取得了成功,美国笔会的报告认为,他们成功当选的部分原因可能是香港公众对书商案的反应。

虽然铜锣湾书商案引发了香港文学和出版界的恐惧,但更广泛地说,它可能还导致一定程度的不满,鼓励更坚定的政治行动主义,美国笔会的报告说。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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