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9日星期六

赵思乐:抗争书写者,需要站在运动的内外之间



运动的内外分界并不明确,而是一个模糊而狭窄的空间,需要每个报导者时刻以反思的眼光调控自己的位置。
赵思乐:运动的内外分界并不明确,需要每个报导者时刻以反思的眼光调控自己的位置。摄:Greg Baker/AFP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我曾写到:“抗争报导”不仅仅是记录抗争的新闻文字,其本身就是对极权现实的抗争。因此,报导者需要坦诚自己的反极权价值立场,并基于这种立场分别去跟自己的报导对象和读者建立联结。如此一来,抗争报导者就成为运动者与公众间的桥梁,站在了运动的内外之间。
然而,运动的内外分界并不明确,而是一个模糊而狭窄的空间,需要每个报导者时刻以反思的眼光调控自己的位置。
若离运动远了,在政治环境越来越严峻、运动越来越地下化的现实中,报导者很容易被排除出运动的“信息内圈”,从而失去观察运动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2003年到2011、12年,记录民间运动的记者和公民记者很多,而打压愈发频繁之后,能书写抗争题材的报导者,一只手就能数完。
但若离运动太近,事实呈现和批判眼光,容易被同情和认可带偏,这份记录就会失去成为公众窗口和历史切片的可能性,变成又一篇宣传文,偏离了抗争报导的初衷。
因此,书写抗争报导,是一项极为压抑的工作。书写者在观察、提问、写作的每一环节,都像走钢丝一样,不断觉察和调整自己的思维和状态,保持平衡,避免被共情淹没,或被运动甩出局。
说到走钢丝,如果看过高空行走艺术家 Philippe Petit 的传记电影《云中行走》(The Walk),不难发现,走钢丝需要的远远不只是专注和天分,更是关于平衡的一系列计算,风力、自重、螺丝数量、钢丝材质等等,还有旷日持久的练习和反复失败。
写作的平衡虽然没有公式可以算,但也是精密的技术活,尤其对于抗争报导这样充满变量和两难的题材来说。以下是我自己在成功或失败的反复实践中,积累下的一些关于写作位置的想法。

成为“同路人”

从接触报导对象开始,报导者的确需要让对方感受到她是“同路人”。这种关系,比传统新闻记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信要强许多。传统新闻中,受访者一般只需相信记者会如实报导。而在抗争报导中,运动者需要确信自己的谈话对象不是警方的线人,还至少要在某程度上相信报导者即使被警方羁押和威胁,都不会供出自己的身份和行动计划。最后,运动者还要相信报导者有经验和能力,对采访素材和成文报导做专业的安全处理。
这种信任的建立,需要报导者的着意努力。而抗争报导者与运动者在反极权的大立场上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确是“同路人”。
即便如此,要建立“同路人”的信任并非易事。除了真诚,报导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报导者的“信誉积累”:比如有参与运动的履历;曾写过有风险的报导,但没有给受访者带来危险;或有抗争圈子中的资深人士愿意为其可靠性背书,等等。
因此,有意尝试抗争报导的人,或许需要从风险系数较低,或自己人际圈子可达的运动开始。这既是积累信誉,也是探索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角色分离,尽量降低影响

既然成了运动的“同路人”,报导者很自然地会被期待对运动有额外贡献,尤其在传播方面。类似的要求很难全然拒绝,毕竟“闲人”是很难留在运动的现场和核心信息圈的。面对这种情形,我一般会采用两种方法来处理:影响最小化和角色分离。
先说“影响最小化”:当我被要求协助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时,我会尽量用运动本来的方式去完成。
比如,在跟访“709案”家属团时,我陪同家属们去天津检察院现场举牌后,她们驱车赶回北京,又希望现场发生的事能尽早传播,于是她们问留在天津酒店里的我能否替她们写当天的情况说明。于是我模仿家属的操作方式,写了一个简短的说明,用匿名的方式通过她们常用的渠道发布,而没有使用自己作为职业撰稿者的名字或熟悉的媒体平台。这样除了说明文字早了一两个小时出现以外(当然,不能否认这也是一种影响),对运动本身具有的资源和影响力没有带来多少改变。
“影响最小化”的操作方式,仅适用于作为报导者身处运动当中。但报导者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完成报导工作以后,我有可能会转变为运动的参与者,但身份流变之后,就自觉不再回到该运动报导者的角色上。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在保持报导独立性的同时,保持自己留在运动信息圈中的方式。
“角色分离”的原则,适用于报导对象期待报导者为运动做贡献的时候。比如,我在做占中波及的公益人寇延丁的人物报导时,她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我能参与推广她当时在做的“128天耐力行走”,这当然蕴含着正面评价的期待。
这种情形中,我不得不拒绝一些期待。我会跟采访对象沟通自己能做到的程度,比如先写一篇专栏或转发一些微信朋友圈,报导之后再看是否能参与更多。同时,我会用不同的文章、平台或笔名完成这种更“参与”的角色。
“角色分离”有点像在一个场景中将自己分离成两个人,一个作为运动的参与者,一个作为报导者,两个人要尽量不同的空间和文本中活动,前者是为了保障后者的独立性而存在的,但前者太强难免干扰后者,因此要尽力限缩前者的活动范围。

适时的“距离提醒”

在抗争报导的采访过程中,报导者与采访对象在高压的运动中紧密相处,又经常被作为倾诉对象。运动者很自然地会对报导者建立越来越多的情感联结,以至于他或她会展现出越来越多原本不愿意公开的信息。
这对于报导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她既需要、想要知道这些信息,伦理上又不应该让对方在误解中透露这些。于是,及时恰当地做“距离提醒”就成为必需。
在“709”家属团的采访过程中,由于长时间与家属团的中心人物、被捕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相处,我会看见她因其他家属的误解而感到失望和抱怨。这个时候,若仅作为朋友,我应该尽量让她倾诉,并肯定她感受的合理性。但作为报导者,我的选择是在倾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告诉她:我在采访中经常会看到运动中复杂的一面,比如运动者间的信任并非理所当然,很多当事人会希望我只报导运动美好的一面,但我认为,向公众展现运动的复杂性也是报导者的责任。
我的“坦白”在提醒王峭岭:我是一个报导者,她跟我的对话默认是“on the record”的。这个时候,王峭岭就能调整她的期待,并及时告诉我哪些内容她希望“off the record”,我也能趁此机会,跟她谈我打算如何呈现运动的复杂性,使之能有助于公众更立体真实地理解运动,而非流于对运动内部矛盾的“爆料”。
“距离提醒”在我看来是最考验抗争报导者功力的技术,我也曾不止一次因没有控制好情感距离,而与采访对象发展出过于亲密的关系,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向编辑说明自己丧失了独立资格,不得不终止这个题目的写作。放弃,有时是专业操守的最后一道防线。

批判性眼光

距离失控除了会导致信息获取的伦理问题,更深刻的可能是让报导者失去“批判性眼光”。说到批判,当然涉及立场和参照系,对于抗争报导者,参照系就是她秉持的“价值篮子”(这个概念在“书写抗争”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中有详细介绍)。报导者若对运动或运动中的人产生基于情感的认同,自然就会或多或少地失去理性批判的能力和可信度。
但是,拥有“批判性眼光”,并不等同于报导者能在新闻中直接写出自己的评判,相反,她仅仅是应向读者呈现运动可供评判的事实,由读者自行判断,而不是将自己的结论扔在读者面前。
在我去年的作品《寇延丁:128天炼狱,100公里的救赎》的原稿中,我虽然始终带着“批判性眼光”观察她的“128天耐力行走”。但由于我自己对她坚持的“避免触怒官方的温和建设”的有效性持保留意见,我在文章中着意加入了他人对寇延丁的行动认为“意义有限”的评论。
回看这篇文章,我会觉得自己虽然没有直接写出主观意见,但仍然是过于“有态度”地呈现。更好的做法应该是,用更多事实描述来代替直接评论,让读者自行做出对运动有效性的理解。事实上后来文章发表时,编辑也较多删去了他人评论的部分,这是相当有见地的修改。

安全伦理的考量

在中国大陆抗争风险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很多人会对公开报导是否会对运动安全造成负面影响提出担忧。报导者作为运动在反压迫立场上的“同路人”,在公开报导的同时,尽量保障运动的安全,确是重要的能力和责任。
在我的经验里,关于安全的考量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是对真实安全风险的判断;二是考虑运动者对安全的心理需求。
关于真实的安全风险,有两条安全防线可供参考:一条是运动者已自行公开的信息,一条是与运动直接对垒的当局已经知道的信息。
第一条防线很容易理解,大多数关于打压和行动的信息,运动者出于制造舆论的需要,已经自行公开,只是没有经过专业写作者的处理和正式的媒体发表,难以被公众获取和理解。报导中使用这一类信息,是没问题的。
第二条防线,涉及到报导者在采访中观察和了解到的运动信息:比如抗争怎么组织和形成,抗争中使用的手段和技巧是什么。造成读者和受访者担忧的,往往是这一类信息。我个人的考量标准是:这些信息是否是与运动者直接博弈的警方已经知道的?
例如,在温州抗拆十字架的报导《十字架之战》中,我写到抗争者大量购买强光手电筒,在官方聘请的强拆者深夜爬上教堂顶端时,照射他们眼睛,成功抵抗过强拆攻势。这自然是强拆者已经知道的信息。与之类似,同一文章中还写到一间教堂将遭遇强拆时,会动员附近教堂的信众都参与守护,这也是官方已知的情况,我采访时,官方已经动用过多种手段阻止外堂信众的参与。因此,报导这类信息不会对运动造成更多泄密,但会增进公众对运动的了解。
对于直接对垒方仍不知道的运动策划信息,我基本不会在报导中使用,如果确需使用,则会用匿名或模糊化处理,使之不造成安全问题,并向运动者再次确认同意。
另外一类考量——“运动者对安全的心理需求”则是指类似这样的情况:曾有一名受访者希望我不要在报导称他为“维权人士”或“人权捍卫者”,担心会增加安全风险。但我若不这样介绍他,普通读者很难立刻理解他的身份和角色。
这时,我就需要详细地与他探讨:用这样的称谓是否真的会对他造成额外的危险。例如,我会提出,根据大量的案例,官方并非根据一篇报导中如何称呼一个人,来决定对他打压的程度,而是根据当下的管制政策、他的具体行为,以及奉命关注他的警察所提供的信息等等。因此报导中的称呼,往往不会带来风险的升级,相反,打压发生前公众对他有一定的认知度,会增加官方对打压时的考量和压力。
这样的沟通之后,如果他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我就会接受他的要求,并当即与他一同决定要如何在文章中描述他的身份。例如,描述可能会改成“长期关注某议题的人士某某”,或出现他时使用化名。毕竟,一个问题,到底是真实的安全风险,还是过度想象的风险,往往不能精确计算的。若真的发生危险,将面对压迫的,是他而不是我。

抗争书写的历史意义

或许会有人问,考量再多也难以万无一失,那为何不先保持沉默,等待可以说的一天?
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因为运动要获得公众支持及舆论保护,若仅靠宣传,效果非常有限,需要有更多人对运动和运动者产生基于了解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另一方面,尽管很多人会说“等到中国民主了,我就写回忆录”等等,但若看看二战和东欧等经典极权题材,不难发现,可供了解研究的文本之少,与历史之重大相比,简直难以理喻。在黑暗时期结束之后,能写出抗争回忆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在经历过惊心动魄后,都难以回首其中复杂与痛苦。何况,回忆也经常会根据结果被改写。因此,在压迫和抗争正在发生的当下,抗争的书写者努力留下的片段记录,有可能就会成为后来人理解这段历史的珍稀文本。
(赵思乐,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2015人权新闻奖得主)
文章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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