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2日星期二

张博树: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台湾讲学录(节选)



(编者按:2010年5月,张博树博士应台湾东吴大学邀请赴台讲学一个月。现经作者授权,本刊首发该系列讲座第三讲的上半部分,内容根据讲课录音整理。)
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这是对前两讲的继续和深入。互联网是广义的公民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但比较具体,所以先从它起头。现在我们要展开这个话题,把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发展的更多面向做一个介绍。
先从澄清概念入手吧。我们梳理一下理解公民社会问题的几种不同思路。
大家知道,“公民社会”这个词,很多国家都在用,特别是一些转型国家或新兴民主国家。它的英文表述是civil society.但大陆学界过去并没有把它翻译为“公民社会”,而是译成“市民社会”。这种译法和学界对300年来欧洲社会演进的理解有关系。17世纪到19世纪,正是欧洲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的时期,很多优秀的思想家讨论过和civil society 相关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一位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他在反驳另一位极力鼓吹国家作用的哲学家霍布斯时指出,“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个人权利,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才是最可珍贵的东西。18世纪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比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则把“市场”凸显出来,所谓“市民社会”指的就是商品生产者从事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私人领域,它和政府行为领域是两分的。再来看稍后的德国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家黑格尔,此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中介环节,“市民社会”一方面与自然社会(家庭)相对,另方面又与政治社会(国家)相对。再往后就到了卡尔·马克思,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早期著作中,这位激进青年把私人交换形成的“市民社会”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与它相对应的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简言之,无论对亚当·斯密、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市民社会”都是一个经济领域,是私人从事产品交换、从而彼此发生关系的领域。马克思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市民社会”观点,又把它生发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么一套历史唯物论的学说。
进入20世纪以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兴起。极权主义有各种形式,比如前苏联,有斯大林类型的极权主义,也可称共产极权主义;在欧洲,有希特勒式的纳粹主义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各类极权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高度膨胀,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角落。人们的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国家力量弥漫一切。二战结束后,人类对极权主义现象进行了深入反思,civil society的用法、含义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人们开始更多地从政治角度使用这个词,civil society 意味着反对国家对公民的控制,反对国家对私人生活领域的渗透。特别是70年代到8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变化,直至1989年革命,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存在,对于保证公民自由,监督公共权力的实施,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合理化,都有重要的意义。显然,这时的civil society 已经不再是一个和市场、交换相联系的市民社会概念,而是一个和公民相联系的政治学乃至政治哲学的概念,它是作为极权主义批判的产物而出现的。
台湾何尝不是如此?台湾民主化针对的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这个威权统治虽然不像极权制度那样无孔不入,但也大大压缩了公民行动的空间。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就是台湾公民社会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国大陆民众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严酷的极权制度,在争取公民权利、从事公民运动方面遭遇了更多的挫折。但从大的历史背景看,两岸都要完成民主化转型,可以说,我们在公民社会的理解上,有着相似的语境。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对公民社会概念的界定,这个界定和刚才讲的、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civil society 还有些不同。除了作为对极权主义的反思这层含义上的公民社会以外,我把这个概念纳入到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这就是我所谓的制度现代化理论,这是过去20余年我本人从事研究得出的成果。
什么叫“制度现代化理论”呢?由于时间有限,这里只能最简单地概括一下:现代化有器物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之分,后者在结构上又分3个部分,一是政治结构,从前现代的君主制度转变为现代民主制度;二是经济结构,从前现代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三是社会整合结构,从前现代的臣民社会转变为现代公民社会。理解这三个转变的更基础性的一对概念也需要向大家交代,一个叫利益原则,这是支撑现代政治结构和现代经济结构的很重要的基础;另一个叫公共理性原则,它构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大家可以参考我的一部书《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那里有对这些概念的更详细的阐释。
在我的理解中,现代公民社会有三大功能和三大支持系统。第一个功能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不同于政治结构内部的监督和制约,比如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分立,通过对抗性权力的设计,实现权力间的相互制衡,公民社会代表社会大结构中的另一种力量来制约政治权力,这种力量主要来自民间,它的支持系统则是传媒,包括传统传媒和互联网这样的新式传媒,此外也还有其他支持系统。第二个功能是理性的文化再生产。公民社会的这个功能主要是通过教育系统实现的,没有教育,文化、文明的传承和现代公民的培养均不可能。比如大家在东吴大学读书,大学是干什么的呢?大学要培养人才,传承文明,大学还要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所以东吴大学设有“人权学程”,鼓励同学们报名,大家来参与讨论。公民社会的第三个功能,是以非官方、非市场形式,来实现社会资源的动员、整合和社会自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些活动是由政府组织的,比如市政服务、公共文化,这当然是必要的,政府有这个责任;但更多的是由民间承担的公益性、志愿性服务或自组织活动。台湾这方面就有很好的经验。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过各种各样、蓬蓬勃勃的社会运动,涌现出大量社会组织,它们不但对完善社区自治、发展教育、慈善等事业多有助益,在政治层面,对推动台湾解严、废除《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以及推动修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NGO,也即非政府组织,乃是公民社会第三大功能的主要支持系统。
现代公民社会的三大功能和三大支持系统已如上述。不难发现,无论是独立的媒体、独立的教育、还是独立的NGO,都和中国大陆当前的党国体制相矛盾。我们的任务恰恰是通过发展公民社会的这些方面,来解构共产党一党专权的党国体制。所以,建设公民社会,和中国的政治转型直接相关。
接下来,我想分别介绍一下这三个领域大陆公民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遭遇的困境。这个介绍不会很深入,因为我们课时有限,但我仍然希望它能有助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整体理解。课前不少同学刚看了胡佳的纪录片,我看完后也深有感慨,因为我身边有不少朋友有过类似的遭遇。但我想强调的是,当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党国体制也在衰变之中。请注意,我用的词是“衰变”,它的意思是,不要看专政机器表面上很强大,似乎有恃无恐,其实它正在发生悄悄的改变。我们的观察,应该同时顾及到官方的和民间的两个方面,这样对大陆公民社会现状和它所遭遇的困难、它的可能前景的把握,才会更准确些。
首先看大陆传媒的现状。
在极权体制内,传媒不过是党国的传声筒。插一句,“党国”这个词本来是国民党的专利,共产党不用这个词,但实际上,共产党把“党国”发展到了更彻底的地步,“党”完全控制了“国”,“党”就代表着“国”。在传媒这个领域,“党国”的特点尤其突出。在过去60年演进中,“党”对新闻传媒的控制达到了非常成熟的水平。
党国新闻制度有这么几个特征:
第一,新闻的属性是什么?新闻要服务于党的工作。在官方语言中,这叫新闻的“党性原则”。也有人称之“喉舌”,当然,这个词不太好听,但体制内新闻人士有时也用,承认自己就是党的“喉舌”。过去,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原则,认为新闻服务于党的事业天经地义。但后来党犯了一系列错误,比如1958年“大跃进”,超英赶美,要求钢产量要翻翻,没有那么多钢铁厂怎么办?发动群众建“土高炉”,没有原料,就把自己家的铁锅、铁铲拿去回炉。这些事今天听起来很荒唐,当年却都是事实。农业就更荒唐了,一亩地要打几万斤粮食。但当时的《人民日报》却套红印刷,大肆鼓吹此类消息。有朋友曾戏言,如果要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真实历史,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人民日报》每一天头版头条的报道汇集在一起,罗列出来,你就能看到,这里有多少荒唐事,有多少对当政者自己来说也是自相矛盾的事,《人民日报》又说过多少空话、假话、骗人的话!所以有些有良知的媒体人就开始思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到底对不对?比如80年代《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就和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有过一场争论:“人民性”和“党性”,哪个更高?胡绩伟主张,新闻应该说真话,“人民性”是第一位的;这个观点立刻遭到胡乔木的严厉批判:怎么可以如此说?亏你还是老共产党人!这场争论恰恰把新闻的属性、媒体的属性应该为何凸显了出来。在党权垄断一切的国家里,新闻被认为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要服从“党的大局”,这是典型的党权逻辑、专制逻辑。它和我们所理解的新闻要客观报道社会事实、媒体要有自己的独立立场完全格格不入。试想,新闻媒体必须唯党的马首是瞻,它又如何发挥公民社会对公权力的批评和制约作用?
可以做一点比较。威权时代的台湾,也有新闻管控问题,但和大陆有所不同。毕竟,国民党承认“中华民国”是个行宪体制,虽然是和“动员戡乱”和“戒严”同时并行的、且因此必然要打折扣的行宪体制,理论上,国民党还是承认新闻自由的。50年代到70年代,台湾允许某种程度的自由报刊的存在,就是今天被封了,明天可以再去注册一家。但大陆不成,共产党在新闻管控上贯彻得非常彻底,而且明确宣称,新闻必须姓“党”,这是媒体最根本的属性。
第二,新闻的主办方是谁?谁可以办媒体?谁不能办媒体?这个也很清楚,只有“党”才是媒体的主人,媒体的经营权是被“党”垄断的。你不要看大陆这么多报纸、这么多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全部是官办,没有一家民营。大陆对媒体注册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私人不能染指这个行业。外国人当然更不行,你有多少钱也不准办。处于“灰色地带”的另说,因为这些年也在变化。比如,有些媒体,名义上还是国营的,但内部结构已经有私人成分,权贵资本成分,特别是一些能赚钱的机构。这反映了大陆作为转型社会的特征。
第三,新闻的功能为何?按照“党”的说法,新闻媒体最主要的功能是“宣传”,“把党的声音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也有人直接把“宣传”解释为“灌输”。那么“宣传”、“灌输”和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究竟差别何在?按照民主社会的一般界定,新闻的客观性表现在媒体要在尽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独立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或事件。而“宣传”更多带有党派色彩,是为了推销某个党派的主张。这个意义上的“宣传”在民主社会中也存在,比如今天的台湾。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或者台湾联盟都可以借助媒体宣传他们的观点。而大凡“宣传”,往往伴随着对某些东西的夸大和对另一些东西的贬损。也就是说,“宣传”不一定是客观的描述,因为它要强调宣传者打算突出的某一方面。这是“宣传”共有的特点。在民主体制中,这样的“宣传”并不可怕,因为甲宣传甲的主张,乙宣传乙的主张,公众可以选择,可以判别。我觉得谁讲得更有道理,我就投谁的票,对吧。宣传固然有其特有的负面特征,但不同宣传的存在,社会声音的多元化,抵消或减小了这种负面效应。然而,如果是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情况就大不同了,因为政府垄断了全部新闻媒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没有任何选择。在这种背景下,“宣传”就非常可怕了。特别当一个国家公民的素质还不是很高,大部分国民还处于愚昧或半愚昧状态时,专制者的“宣传”往往可以收到奇效。整个社会认知将处在一个非常低级的水平,公众情绪极易被当权者所左右。——当然,这也正是独裁者希望看到的情形。
所以,“宣传”不是新闻。当新闻完全被垄断时,“宣传”就成了一种信息暴力。
和“喉舌”、“宣传”相应,这些年大陆媒体界还流传一个概念,叫“导向”。前面讲互联网话题时,已经涉及这个问题。“导向”包含某种积极的意图,是新闻控制、舆论控制的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深刻反映着后极权社会的特点。后极权社会又是转型社会,因为经济毕竟开放了,人们的选择在增加,信息的渠道在增加,对信息自由的渴求也更加强烈,只靠压是压不住的,所以才需要“导向”,由政府或当政者豢养的文人、“学者”、“媒体人士”等高级五毛党充当训导员,“引导”公众远离那些“有害言论”,共同建设“和谐社会”。可以说,近年来大陆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把“导向”工作做好。
“导向”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可以采用很精致化的方式。比如,党的官员也在讲,新闻报道要遵循客观性,要讲事实,这是新闻工作的准则。但他会挑选那些最有利于证明官方观点的“事实”,以最巧妙的方式提供给听众、读者。记得上次和大家谈过大陆电视台对台湾的报道,旅游、经贸之类的信息相对客观,政治、社会方面的消息则负面内容居多。这次我和太太到台湾来,家里老人就嘱咐“到那边要注意安全”。为什么要“注意安全”呢?因为他们每天看CCTV第四套节目,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台湾“乱”,社会治安乱,政治生活也乱。但凡是真来过台湾的大陆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台湾的社会治安比大陆好得多,普通民众的文明程度也比大陆高很多。至少就我和我太太看到的情况言,台北的治安状况、民众的教养程度要比北京好。作为北京人,我感到惭愧,但要实话实说。问题是来过台湾的大陆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还要通过CCTV-4之类了解这边,电视台精心设计的、有选择的“导向”性报道,就让很多人掉进了套。所谓媒体宣传的精致化或媒体“导向”的精致化,指的就是这个东西。这种东西在大陆已经形成一种艺术,高超的驾驭和统治艺术,无声无息、却又十分有效的洗脑艺术。它几乎充斥大陆各类官办媒体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
总之,“宣传”、“灌输”加上“导向”,就使得传媒的内容和能够传播的范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掌控。什么消息可以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消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消息只能以什么形式让老百姓知道,都成为党的宣传部门每天要研究的问题,也是他们最拿手的技艺。在国际问题、民族问题、“维稳”等领域,当政者尤其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媒体控制办法。我们的“愤青”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塑造出来的。
最后,“党”控制着媒体的人事权、财务权,谁出问题就警告谁、甚至炒他的鱿鱼。这是大部分媒体人不得不老老实实“听话”、打起精神“干活”的更深层的原因。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好,刚才是从当政者的控制方面介绍中国大陆媒体的现状,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控制体系极其强大、坚固而有效,尽管这么说也不无道理,专制制度的确有其强大的一面,但我必须同时加上一点:它又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衰变中的体制,为什么会衰变?因为它不符合追求自由的人类本性,也不符合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国家的政治转型,总是要通过民间的努力,不断给自己开辟道路,专制体制势必受到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越来越有力、越来越深刻的挑战。
因此,党控媒体只是当今中国新闻领域的一个面向,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自由媒体人的成长和他们正在发挥的作用。体制内也出现了一些反叛者,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和专制体制博弈。我现在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广州有一份报纸,在中国大陆赫赫有名,就是《南方周末》。这么多年来,《南方周末》坚持报道一线发生的事实,并给出自己的分析,尽管屡次被整肃,但又不断爬起来,继续他们的办报方针,所以《南方周末》的基本风格能够一直保持至今。我自己也纳闷,他们何以能够坚持下来。2008年夏我曾和几个朋友专程去广州调研,问《南方周末》的友人:你们背后是不是有广东省委或官方背景的人支持?回答是:没有。就是我们自己在干。当然,广东省委也没有阻拦。这一点耐人寻味,说明党国体制并非铁板一块。但《南方周末》也要把握自己的尺度,太“过头”的话是不能说的,比如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直指党国最要害的部位,明确否定一党专制,这个他们不能登。他们只能采用很巧妙的、间接的、但公众又能听懂的语言来传播信息、表达意见。在这方面,他们也发展出了一种艺术,和专制体制反抗、博弈的艺术,向公众启蒙的艺术,它恰恰是作为党控“导向”艺术的对立面出现的。
不妨看一段《南方周末》的具体报道,你们来体味一下大陆媒体人的博弈艺术、启蒙艺术是如何表现的。
2010年4月15日,《南方周末》用整版篇幅报道波兰领导人去俄罗斯参加卡廷惨案纪念活动、因飞机失事遇难这件事。这是最近的大新闻。请大家注意这个报道的角度。报纸用的标题是:“卡廷惨案绝不止是一场大屠杀”。毫无疑问,卡廷惨案是一场屠杀,这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干的事情,屠杀了20000多名波兰战俘,而且曾经想把此事嫁祸于希特勒德国。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联人才承认“这是我们干的”。而波兰方面一直在调查。它也是影响波兰和前苏联国家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南方周末》为什么说这“绝不仅仅是一场大屠杀”呢?报纸的编者和报道的写作者通过这篇文章究竟要提供给读者什么信息呢?这是我们要琢磨的重点。请看下列文字:
在波兰总统专机失事遇难者名单中,有一位叫亚努兹·库尔提卡,他是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主席。库尔提卡领导的这个机构参与了“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织工作,突如其来的空难导致原本计划举行的会议、演讲等活动被迫取消。但这个星期,华沙等地仍会如期举办有关“卡廷惨案”的纪录片播放及主题讨论活动。
“刚刚发生的空难让整个世界震惊,但记住70年前发生的事情尤其重要。”波兰历史学博士、“国家记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克日什托夫·波萨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时强调,“卡廷惨案”不只是一次屠杀,他说:“在斯大林时代的波兰,有人仅仅因为谈论‘卡廷惨案’就被送进了监狱。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前,关于‘卡廷惨案’的记忆被淡化了。如今,我们必须牢记围绕”卡廷惨案“曾经发生的一切。”
那么,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又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南方周末》特别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这个组织和它的使命:
一个混合型组织的使命
波萨克:我们研究院是隶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算是个混合型组织,不仅负责研究和教育,也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框架下进行正式调查,同时还管理一个拥有各种苏联秘密警察资料的档案库。所以我们是档案机构、研究机构,也是调查机构和教学中心,我们在波兰有超过2000雇员,预算大约是一年5000万欧元。我们的主席须由众议院通过,每五年换一届。
南方周末:你们也负责将有关“卡廷惨案”或其他有关波兰的历史真相编入大、中学教材吗?
波萨克:不,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职能,也没有固定的学校课程指导方向。我们主要针对“卡廷惨案”的历史,作为学校教学的补充,主要形式是培训教师、组织展览、学生竞赛等活动,主要的目的是吸引年轻人,鼓励他们了解更多有关这段历史的知识。
南方周末:这个组织是否负责敦促俄罗斯政府就“卡廷惨案”道歉并赔偿?
波萨克:没有这个任务。研究院下辖的一个委员会执行“卡廷惨案”调查。1990年苏联承认“卡廷惨案”之后,开始是他们对屠杀进行调查,他们的首席军方检察官启动了这项调查,起初几年进展顺利,得到了不少成果。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他们忽然停止了调查。此后,波兰开始进行独立调查,作为对俄罗斯停止调查的回应,不过进展缓慢,原因在于那时波兰还没有得到接触苏联时期档案的权限,主要是听取惨案受害人家属的口录。敦促俄罗斯当局道歉或赔款并不是我们的任务和责任,这种国际关系事务是外事部门的责任。
南方周末:这个研究院下辖的这个委员会情况是如何的?
波萨克:这有一点复杂,这个委员会要追溯到1945年,其实二战结束后就成立了,最早的名字是“德国所犯罪行调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揭露一些国家或个人在战争期间所犯下的罪行,不只是针对德国。但在斯大林时期,一些国家或个人的罪行没办法调查,直到苏联解体后的1991年,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发生了改变,变成调查那些残害波兰民族的罪行,它的名称改为“反波兰罪诉讼委员会”。1998年,“国家记忆研究院”成立,已经存在的这个委员合并进来,成为了一个部门,应当说,这个委员会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只是在名字上做了变更而已。
现在请问大家:《南方周末》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介绍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对,它在强调“历史记忆”问题的重要!极权国家的共同特点是阻断历史记忆,前苏联如此,波兰如此,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卫星国如此,中国同样如此。如今波兰已经完成民主化的初期转型,有条件恢复历史记忆,而且成立了“国家记忆研究院”这样的专门机构,但中国大陆还不具备条件做同样的事情。《南方周末》是在提醒读者,所有读这张报纸的中国公民,不要忘记历史!要了解被统治者遮蔽的历史真相!要向波兰学习,这是“一个重视民族记忆的国家”!用心良苦哇,现当代中国历史上有多少需要重新挖掘、重新界定、重新诠释的事情呢?所以《南方周末》报道卡廷惨案、报道飞机失事、报道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当政者做过的蠢事、恶事,如果不能如实记录在案,并且让后人公开地谈论它、反思它,这个民族就永远长不大,永远成熟不起来。被遮蔽的东西总有一天要复原,从转型角度看,这是统治者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广大公众应该明白的道理。但这个话不能直接说,所以《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才用报道波兰的方式把这层意思讲出来,何等聪明!
类似手法的运用,在《南方周末》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心的读者都可以明白报纸编者实际在说什么。我们应该为体制内还有这样一批优秀的媒体人感到骄傲。
其实,不仅在南方,北方也有办的不错的报纸、刊物。北京的《新京报》就不错。最近还有一份在宁夏注册的刊物《看天下》引起人们的注意。《看天下》的抱负是“做最好看的新闻杂志”,它的内容也的确十分丰富、大胆。胡佳的案子没人敢报导,但杨佳的案子是有人报导的,这也是进步。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会经常把《看天下》、《南风窗》等刊物刊登的好文章剪辑、整理后送我,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
上面说的是“体制内”,也就是,大陆的公开出版物的情形。我们再来看看民间的、“不合法”(没有正式注册)的、却正在蓬勃发展的各种刊物,它们通常以私下方式流传,起到传递信息和公民启蒙的作用。也请大家看几个例子。一个是《公民月刊》,由一些年轻朋友创办,主要通过网络传播,但也少量地印一些纸版。这个刊物用更明确的语言来讨论公民话题,也更直接地对中国现行体制提出批评。《南方周末》无法报导的事情,《公民月刊》可以报导,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当然,由于它不能公开发行,受众面自然小了许多。再比如《往事微痕》,这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已经连续出了不少期,主办者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一批老先生,他们想通过这个刊物,记载“五七难友”们的遭遇、记载他们坎坷的人生、记载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反思、也反映他们的呼吁和要求。我和这些老先生很熟,也很钦佩他们的努力。但,就是这么一批耄耋老人的工作也时常遭到打压。前不久他们本来想在北京召开一个研讨会,请了几十个人参加,地点已经确定好,定金也都交了,没成想国保找上了门,对主办者(负责张罗此事的老先生)说:对不起,你们明天的会不能开。老先生问:为什么?回答:因为《往事微痕》是非法刊物。老先生勃然大怒:非法?我倒希望它是合法的,但谁给我注册?!难道说,我们这么一批受了几十年冤屈的老人,坐在一起喝喝茶、诉诉苦还不可以吗?警察倒是很客气,一再解释这是上级指示,他们也没办法,希望老先生们“配合”。
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民间刊物的大致状况。
总之,一方面,政府在尽力维持威权统治和对媒体的控制,另一方面,体制内外都有不少人在努力,试图打破这种控制。这种博弈,到现在为止,每天都在进行当中。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学生A:请问老师,前些时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希望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但报纸开了“天窗”,这是怎么回事?)
答:这件事网上报道的很多,大家可以查。如果我记的不错,奥巴马访华时确实点名希望《南方周末》采访他,听说是美国驻华使馆的建议,而且是在访华临近结束时才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以避开中宣部的审查。但结果采访稿件还是要送审。可能是有些内容没有通过吧,报纸没有能按时出,公开刊出的采访内容非常平淡,完全不是《南方周末》的风格,可以想象报纸承受的压力。报导的下面空白地方的确开了“天窗”,这是中国报人抗议新闻管制的一种传统方式,当年共产党在国统区也曾这么干过。这次《南方周末》的“天窗”里有这么两句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这就是大陆媒体人的智慧。你可以把它解读为无声的抗议,也可以解读为巧妙的博弈。
(学生B:张教授,在中国大陆,异议人士聚会是不是都会遭到官方的干扰?)
答:一般来说,敏感人士的活动、聚会都在官方视野监视中,看参加人的情况、聚会的内容和规模,警方会决定是否采取直接的干扰还是暗中监控。可以给大家再举个例子:今年年初,中国转型智库在北京召开第一次转型研讨会,请了几位朋友,都是很温和的人士,结果,开会的人到了,警察也到了,说你们不能在这儿开会。我们听出警察的弦外之音,不能“在这儿开”,那就换个地方开吧(笑)。警察也是在应付,应付他的上级。这也是当今中国后极权社会的特点,权力机关的执行者不见得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他们的内心也很复杂,甚至很无奈。我们就找了附近一家台球厅、围着一张台球桌召开了中国转型智库的第一次研讨会。
附带说一句,中国转型智库有自己的网站和网刊,也少量印一点纸刊,同样属于“地下”民刊的一种。
(学生C: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大陆公安的心态?如果说他们已经没有道德上的自信感,那他们有否可能更勇敢些,共同反对这个专制体制?)
答:好,那我们就再做点讨论,尽管这个问题已经偏离今天课的主题。刚才说了,警察对异议人士活动的干涉,往往适可而止,并不过于认真。与其说他们拥有道德上的自信,不如说只是为了混碗饭吃。所以他们会很坦率地和被监视人讲:没办法,请配合一下,我们也只是听喝儿的。他并不认为他做的事情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他甚至很爱听被监控者讲一讲国家大事,听听他们对未来前景的分析。你们看,中国的现实是不是很有意思?这些专制机器的执行人有着很微妙的心理,监视者和被监视者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年北京的一些异议人士聚会,明明知道外边有人在监视,无所谓,愿意监视就监视吧,如果外边的人乐意,就请进来一块聊。大家不认为被监视有什么可怕。一方面,异议人士有充分的道德自信,有一种崇高感,知道自己从事的事情是正义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社会氛围在变化,包括那些专制机器执行人的变化。所以,像胡佳的案例所反映的警方对异议者的严密监控甚至迫害,固然是事实,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衰败中的体制的内在虚弱的一面。监视者和被监视者之间、专制者和反抗者之间的博弈规则、博弈方式,正在发生悄然的改变。
至于说那些被迫执行命令的警察是否可能更大胆些,采用某种抗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从目前看,似乎还有一定距离。不合作主要表现在公民运动中,“穿官衣”的暂时还做不到。为什么?涉及另一个话题,就是这些年来当政者下了很大力气实施“收买”,花了很多钱来换取“内部人”的忠诚。比如,近年来中国大陆每年的财政支出,即便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字,也有高达20%以上的支出是用在了政府自身上面。如果再加上国家用于社会治安的“维稳”支出,数量就更加惊人。以2007年为例,中国大陆的财政收入大约5万个亿人民币,财政支出也差不多,其中,政府支出一块占去1万亿或更多,维稳费用达到4000亿,和军费基本持平。政府不断给公务员加薪,专政机关的福利待遇也比一般机关要好,目的无非是为了让“内部人”安心,死心塌地地为党工作。而这样一来,全民创造的财富必然向“体制内”倾斜。看看这些年大陆高校毕业生打破脑袋考公务员,就可以理解其中的道理。但财富总量毕竟是有限的,政府自身占多了,用于民生的部分自然就少了。这反映了当今中国大陆财富分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另议。
(学生D:大陆电视新闻有什么特点?哪些节目最体现您说的“导向”特色?)
答:大家可以看每天晚上7点钟大陆的“新闻联播”,这是最具“导向”特色的新闻节目。其实,CCTV的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每天要滚动播出不同时段的新闻节目,但唯有“新闻联播”党的声音最集中,“导向”性最强,其他时段的新闻,这个东西就少了许多。大家可以去体味为什么。它可能反映了CCTV的编导们的某种努力,他们也不愿意把节目都做得跟“新闻联播”似的,只要“真理部”不是盯得那么紧,他们仍然想把新闻做得尽量像个新闻,尽量说些实话。
《自由写作》第79期【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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