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4日星期一

卢峰:两制分野变得模糊 藉释法来算政治账



北京政府高层及他们在香港的代理人不断说,今次人大释法及时解决了宣誓风波产生的问题,在法理上、政治上带来更大的确定性。但不管从逻辑上及实际发展来看这样的解释都站不住脚。释法带来的结果不是一个更清晰的宪制环境,也不是一个更稳定的政治局势,而是引发更多的不确定性,更多的质疑,更大的矛盾,实在是下下之策。

两制分野变得模糊

首先,释法并没有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础更坚实。根据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的设定,人大常委会虽然拥有最终的权力,但为了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为了保持香港的独特制度与生活方式,并尊重普通法及原来的法治传统,人大常委会及北京愿意自行设限,令自己同样受《基本法》的框架约束,不会随便介入香港的内部事务,这也是香港五十年以至更多时间保持不变的基础。

今次人大释法却破坏了自我设限的原则。北京在特区司法机关有能力、机制处理宣誓风波的时候悍然出手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以形同立法的方式进行释法,把北京的政治概念及意图直接加在法院头上,逼法院跟从。这样下来,两制的分野变得模糊,香港司法制度的确定性大减,不管香港居民及国际社会再不能视本地司法制度为保障公民、企业权利及自由的柱石,因为谁也不知道北京会以甚么借口、甚么理由释法,把政治意旨强加在香港身上。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信任而言,今次释法的损害实在非同小可。

此外,今次释法对法制及司法独立的损害同样严重。所谓司法独立就是让法院能按法律、法理及案例独立处理案件,不受其它权力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左右,不受任何政治计算影响。一旦法院不再能按法理法律处事,要听命于其它权力机关,要受到「太上皇」指点,那不但具体案件的审理及判决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整个制度的权威及公信力也大减。因为当公众及国际社会发现政治考虑可以轻易透过释法渗入法院裁决时,各方对法院及司法独立的信心将大打折扣,他们是否愿意在香港司法处理争议便成了疑问,这对香港维持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地位也相当不利。

藉释法来算政治账

人大释法不但令宪制、法制上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政治上、政局上的震荡同样严重。在北京把「宣誓风波」小事化大后,多个北京同路人、土共团体及政党借此大搞政治清算,不仅对风波的始作俑者如梁颂恒、游蕙祯穷追猛打,誓要令他们失去议员资格;还把打击面不断扩大,借口其它部份本土、民主派议员就职宣誓时有问题质疑他们的议员身份,并向政府施压要跟进他们的情况;有人更提出司法复核希望令八位甚至更多议员因宣誓问题失去议席。向来「左口左面」的港澳研究会会长、前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就直指不符宣誓要求的议员「大有人在」,明示暗示要追究以令他们失去议席。

这样的做法其实已把宣誓风波弄成内地的政治审查,搞人人过关,并且以打击一大片为目标。试想想其它被指「不合规」的议员都已完成宣誓程序,确认了议员身份;而他们在宣誓时的言行表现并没有所谓的侮辱性,把他们划为打击目标已不再是法律问题,而是浑水摸鱼,藉人大释法搞乱了局势来算政治账。一旦让他们成功,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固然面目全非,整个普选制度也将因民选代表被清洗而失去权威与公信力,不能再反映市民意见及选择。往下来市民对立法会、选举制度以至整个政治建制只有更蔑视、更反感,并将选择体制外的方式争取本身权益,令任何社会、政治争议只能在街头处理及解决。这对香港的政治、社会稳定实在有害无益。

北京及它的同路人可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他们把宣誓风波激化、扩大化没有解决甚么问题包括港人的离心倾向,反而令市民与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有更多质疑,引发停不了的宪制、法制与政治危机。

文章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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