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9日星期六

黄一龙:秀才遇到党—— 为“邵燕祥作品研讨会”作



 
邵燕祥先生作为诗人和思想家,他的成就远非我所能望项背;他成为知名诗人的时候,我不过是他的千百读者之一;他以深刻尖锐的杂文使世惊俗骇的时候,我才战战兢兢开始在报屁股上晾习作。但是他又确是我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挚友,原因是我们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我们於同年出生在同一个城市北平(北京时名),又同在一年受到严重的政治批判,同在次年被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我们的“反党”都同出於对於中国共产党的追随和热爱;这后一不可思议的经历,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秀才遇到党”。我相信,燕祥七十年的创作生涯的历史,一刻都没有离开这五个字。对於燕祥的文学创作,我学习的愿望远多於评价的本领,而对於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我由於与他上述的共同经历,虽然彼此结交於出生半个世纪以后且居住相隔万里,倒深感有话可说.
 
“我死过,我倖存,我作证”
 
作为一个天真而聪慧的少年,他的最初的文学创作很快就和追求光明捍卫自由的政治意识联系起来;而作为光明和自由的像徵,就是那个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为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正在英勇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他对於党的热爱和信赖,曾经使他戴上革命诗人革命作家的桂冠,也使他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到“党和人民”的残酷专政。甚至在后一种情况下,也难摧毁他对党的忠诚,一次再次地对它寄予希望诲以忠言,直到他猛然醒悟而把自己的这段故事总结为“我死过,我倖存,我作证”,那就是他刚刚惠赠我的同名巨作了。他的“死过”“倖存”和“作证”,以及大约佔他作品一成数量的着作,《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等等,其实都讲他和党的关系的“小历史”;而它们反映的,则是领导当代中国的“核心力量”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大历史:“秀才遇到党”。
 
读了他的赠书,我分明看到,当初小小“秀才”燕祥遇到的共产党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在他的心里,一个是党的真身。心里的党,就是上述他的所见所闻的形象,她坚决反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的独裁统治,而以为中国人民服务作自己的宗旨,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施行新民主主义为现实纲领,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大同世界为终极目标。燕祥当年所接触并引导教育他的地下共产党人们,也正是无私无畏为此奋斗的人群。这样的师友,同样也是当年我所崇拜的对象,也同样是我心目中的“共产党”。所以我极能理解,对於心目中这样的共产党,他必然也只能做出他后来做的一切,包括……“反党”!
 
“丢掉幻想”付出极大的代价
 
原来,党的“真身”,是他、我及可能大多数大小知识分子当时所不瞭解、经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才有所认知的。党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列宁党,不仅在组织原则上效法列宁缔造的苏共,而且在追求的目标上实行列宁指示的“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没有政权时全心全意夺取政权,有了政权后全心全意保护政权,也就是“打江山坐江山”了。所谓为人民服务,所谓大同理想,以及所谓除了全人类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等等,亦即所有“人权”问题,都如镜花水月,倒是为了政权而“不把人当人”却成为逻辑的必然了。衡诸史实,革命时期为了解放长春,可以“兵不血刃”地用五个月把它围成死城,五十万居民饿死三十三万(按照党的宣传口径,其中“绝大多数”正在盼望着共产党去解放他们)。政权到手以后成了“镇压之权”,先是不把投降归顺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以及“反动阶级”地主富农当人,杀关管并举予以消灭;继而没收所有私产不把有产者当人;再则大搞农奴公社搜刮农民粮食不把几千万饿殍当人;再则大革文化命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全面地不把全国人民当人。最后乾脆庄严地下达“九号文件”严禁人类普适价值、不把他们自己当人了。党的这个“真身”虽然都是自己实践且自我宣佈的,可是对於衷心服膺它热爱它的燕祥等等以及鄙人来说,认识和承认它却是一个“丢掉幻想”的过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燕祥参加共产党是在一九五三年,虽然他早在六年前就参加了中共外围的青年组织,算是“年轻干部资格老”的“新贵”了,可是依然属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知识分子,党在取得政权以前连“识字分子”都稀缺的时候曾经“大量吸收”,当然其条件是党“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一旦“掌握”在手,就须服它调教了,首先是必须经过严格的思想改造。思想改造的目标是“克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想来,不说燕祥和我那样的小青年,就是留学归来的“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脑袋究竟有多大的容量,除了专攻自己的术业以外,还能容纳多少这主义那思想呢?环视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归来的当朝长官在校教授,哪一位须经哪怕一天的思想改造才有资格上位呢?其实当年的那个改造的目标只在四个字:“转变立场”!做学问不问对象的真伪,断是非不依逻辑的推理,只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即它的当然代表共产党的立场,依党判真伪为真伪,以党的是非为是非。这种要求,其实已经显出党不把知识人当思想人的一段真身,只是热烈崇拜心中的党的燕祥和广大“进步青年”根本注意不到的。
 
“心中党”与“真身党”打架
 
在一九四九年刚刚“投身革命大熔炉”时,他还以谐谑的笔触去预测未来的考验:“把问题/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一颗一颗的花生米里/不断地嚼出”(引自《我死过,我倖存,我作证》,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同),好不自在!而此后的“痛苦”经历,在他的各回忆录中有长篇的记载,可是它们总是驱使他努力地自我改造,觉得这是完成他心中的党赋予的伟大使命的必须。对於这个“心中党”,他像智利诗人聂鲁达所谓“作为您的一部分/我不仅仅是我自己”,不把自己当外人,一头栽进“干预生活”的浪潮里去,用他的笔“干预”起不符“心中党”的原则的生活了。他“认为:作为开天闢地以来最先进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特殊材料制造的』共产党人,它的各级组织和每个成员,应该个个是符合於──至少是接近於党纲党章要求的,如有不合,也该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於是他“开始被纷至遝来的一些现象激起不满”,就按照“党纲党章”的规矩执笔“干预”起来,引起“真身党”的愤怒了。到了一九五七年,早在党的领袖毛泽东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前,邵某就连续发文揭露“领导和群众的矛盾”,而且他的“同情一般都在群众的方面”。对於他的“心中党”来说,这正是克服官僚主义保护人民民主的可贵努力;而对於“真身党”,则是涉及“立场”的严重问题:“官”是政权是领导是专政,与官相矛盾的“民”是蚁民是刁民是乱民,事关无产阶级政权的安危,你共产党员邵某站的什么立场?两个“党”於是公开打架,结果当然是“真身”大获全胜。认真地帮助“心中党”整风的百万知识分子被“真身党”打得落花流水,进而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被打进“两个剥削阶级”之一的深渊.这正是当年“反右派运动”的真谛,什么“引蛇出洞”、“阴谋”“阳谋”,倒属枝节小伎了。
 
不过胜利的反右派运动也导致胜利的破谎言运动,过去和此后“遇到党”的秀才们难得再有那个“心中党”了。而且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得沧桑句便工,我的挚友兼良师邵燕祥同志,从此告别了心中的雾障,成为目光如炬笔下行雷的思想家,走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路了。

文章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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