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8日星期一

张大军:略论中国政治转型的独特性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圣经•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如果以清末戊戌变法作为中国人追求政治转型的肇端的话,在走过112年的风雨历程之后,当代中国大陆依然处于政治转型期的求索阶段,政治转型的任务和100多年前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100年前的中国人因当时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感到骄傲与兴奋的话,那么,在经历过第三波民主化之后的当代世界,中国人则早已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中国政治转型历时之长,难度之大,其中内在的逻辑和道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当代的中国人有必要探究中国政治转型何以在耗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鲜血和生命之后依然蹒跚难行的原因。笔者不揣浅陋,特将自己的思考整理出来发表,供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一言以蔽之,尽管自由民主是普世的追求,但中国转型之路超乎寻常的艰难困苦是由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决定的。笔者认为,中国转型之路的独特性在于它必须要同时解决三大任务:文明价值的重建(也即中华文明体和文化中国的转型)、政体的变革(也即中华帝国和政治中国的转型)与民族国家的建构(也即中华世界体系和民族中国的转型)。这三大任务中的任何一项都必须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和牺牲才能成就,要同时完成这三项任务则就难上加难了。
一、中华文明体和文化中国的更新
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体。很多论者喜欢以台湾、韩国乃至日本的例子来论证东亚文化与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兼容性。笔者不太同意这样的简单类比,因为中国和它们都不一样。中华文明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政治观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和历史渊源,其文明内涵的原生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并非台湾和韩国这些曾经的中华文化外围地区所能比拟,也非日本这一相对单一和孤立的国家所能比拟。对于台、韩、日来说,由于疆域和文化积淀程度的不同,它们很容易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事实上,它们也都是在美国的影响乃至逼迫下走上民主道路的。中国大陆太大,文化的缠绕太深,根深蒂固、严密厚实的文明体系和价值观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有很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更不可能去依附另一个国家或者文明体,只能重塑价值体系。
简单来说,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华文化的表面意识形态是儒教,但其政治哲学则是老聃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儒教将人际关系奠定在血缘的基础上,并由这种人伦秩序衍化出家国逻辑和君臣逻辑,由此造成覆盖全社会的专制文化心态。老聃的圣人之治则将中国人当作统治者手中的玩物,既然被视为“刍狗”,人的价值和尊严根本无从谈起。经过几千年的熏陶和流变,并在统治者隐秘的政治和思想操弄下,这样的政治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每一个毛孔和血管里面了,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结构已经深深地内嵌于一种极其顽固且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专制体制之中。这甚至是在中华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所无法觉察的,因为他们本身已经被教化得认同统治者的逻辑了。最终,民众多多少少都成为专制统治的认同者甚或支持者。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的文明体,必须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作为国家整合的基础,否则其命运不是混乱就是解体。中国政治转型的命运不在于哪个集团或者哪些人会执政,而在于是否最终能形成维系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将以普世的自由和人权标准为皈依,必须彻底超越和取代以儒教为外表、以老子的圣人之治为内核的政治意识形态。职是之故,文化更新是建立新型政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华帝国和政治中国的转型
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是一个帝国。其特征是中央集权加皇权(或党权)专制加官僚治理,治理方式严重依赖于法家的愚民手段和控制技术。这种政治结构是与儒教的等级尊卑、老子的圣人之治和法家的法术势思想所提供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的。政治中国转型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以地方分权和民众自治为特征的宪政民主政体模式。
这种转型的难点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中,大一统在中国人眼中成了一个不容置辩的公理。由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各地的民情也有不小的差异,大一统就必然意味着皇权专制,皇权专制就意味着作为皇权之代理人的官僚势力的崛起,同时也意味着民众权利的萎缩。过去所谓的“皇权不下县”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众自治也有天壤之别,因为过去士绅的治理其实也就是一种基于儒教伦理的自上而下的统治,绝没有现代民众自治所要求的自下而上的授权程序。也许,我们可以说,士绅们也不过是皇权的延伸和儒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其治理的合法性是基于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和儒家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之上的。更不要说,过去的很多士绅实际上就是退休的官僚,也即士绅治理是官僚治理的一种变种而已。
有这样的历史和民情,仅仅靠制订和颁布一部宪法并举行一些形式上的选举是不能让宪政民主体制在中国生根发芽的。中国的宪政民主体制要走上轨道,必须解决大一统的问题。在现代工商社会形成之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更加会成为中国政治革新的羁绊。历史经验表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政治愿望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政治转型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夸张地说,如何在维系国家统一的同时智慧地处理大一统的问题,将影响中国转型的前途和命运。
三、中华世界体系和民族中国的转型
古代中国以及古代中国的外围地区构成一种独特的世界体系,其特征就是中国中心主义。这种中国中心主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中国一直都难以恰当地处理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系。首先,中国通过战争被动地开始融入现代世界秩序。接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了从袁世凯到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的一系列近代中国政治人物。出于天朝上国的情结,这种影响的性质一直都是负面的,因为中国在融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中一直都是弱者,也即被动者和受凌辱者。显然,这是一种受害者的心态。
同样由于天朝上国的情结,很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要扬眉吐气,再获辉煌的渴望。而这种渴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现有的世界体系和格局和平接轨,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这样的情结在很多人的心中不断发酵,中国中心主义的现代变种-极端民族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并借助对远古中国的辉煌想象获得了一定的民意支持。笔者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世界体系与现在的由平等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世界秩序有着显著的张力。中国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就必须转型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纳入现代的世界体系,并遵守现代的国际法律体系。
要言之,民族中国过去的自卑与现在的自大都是要不得的。无论是在中华世界体系的传统地域范围,还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中国都应该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和平参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竞争,成为国际法治秩序和人权秩序的捍卫者,共同追求全世界的正义、和平与繁荣,实现全世界的共赢,而不是以受辱者、复仇者、胜利者或强权者的心态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这对于部分习惯于中国中心主义思维的中国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这也必将成为中国政治转型要面对的一大问题。
四、相互冲突而非互补的转型目标
这三方面的转型本身是互为关联的,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文化中国的转型,因为它为政治中国和民族中国的转型提供价值和思想基础;政治中国的转型则为枢纽,只有政治中国的转型实现了,文化中国的转型才会顺畅,民族中国的转型才有了真实的依靠;民族中国的转型无疑也有助于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转型。所以,理想的情况是,上述三种转型同时发生,齐头并进,互相补充和加强,这样的转型过程将最为平顺和有序,代价也最低。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却显示,上述几项转型目标常常是相互冲突的,比如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是民族中国的转型目标压过了文化中国的转型目标,再比如,在袁世凯去世之后,维系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成为神主牌,为了大一统可以不顾宪政体制,不顾人民的安危,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情结压倒了政治中国的转型。固然,这些纷扰都有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因素,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转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是这些纷扰不断出现的重要背景。
正是由于这些相互缠绕又相互影响的多重转型目标,笔者才认为,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艰巨任务。也许只有印度的转型可以稍稍与之相比,印度也是一个文明体,但历史上的印度没有中央集权体制和庞大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也没有大一统的印度中心主义。因此,其政治转型比中国要容易很多。
五、结语: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总之,笔者认为,为实现中国政治转型的狭义目标-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我们必须既要破除外在的山中之贼(也即独裁专制体制),更要破除内在的三位一体的心中之贼(也即专制文化心理、大一统情结和天朝心态)。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曾经推翻了满清独裁专制政权这一山中之贼,但由于心中之贼难除,中国最终又回归到更为残酷的专制独裁体制之中。正是心魔和心贼的顽梗阻碍了中国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让中国人在历经一百多年的求索之后依然感到路途艰险。
在今后的日子里,也许中国大陆的山中之贼——专制独裁政权——的寿命不会太长久了,但我们准备好去除掉我们的心中之贼了么?我们真的会“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么?可以说,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努力的命运和前景将取决于我们与心中之贼战斗的成效。而这正是中国转型之独特性、复杂性和艰难性之所在。
2010年7月8日星期四于北京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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