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9日星期六

杨光:“粉碎四人帮”与共产党国家的政变机制——兼论华国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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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的民众游行(网络图片)


有几类国家比较容易发生政变,比如新独立国家、新转型国家、民粹民主国家、官僚威权国家、军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们正在艰难演进中的政治文化、政府形式尚不能充分反映突然剧变的政治情势,亦不能吸纳激进扩张的政治参与。而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则几乎不可能发生政变——人们别说去做,就连政变的想法也不会有——因为在那里,政变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在与成熟民主相对立的另一极,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也极少发生政变。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样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极权主义终身独裁者,不仅未曾触发过来自体制内部的罢免与更迭程序,也未曾遭遇过任何真正的政变而得以寿终正寝,生前一言九鼎,死时备极哀荣,死后余威不灭。北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三代“领导核心”,一代比一代更愚蠢,一代比一代更疯狂,把个好端端的“锦绣河山”变成了阴森森的人间地狱,但是,朝鲜军民仍然只能逆来顺受,迄今无法组织、发动哪怕一次像模像样的和平反抗行动或暴力政变。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事实。“毛主席的好学生”波尔布特曾一口气杀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其统治之残暴令人不寒而栗,而这个反人类的红色高棉政权其实不堪一击,入侵的越军不到两周就把它打得稀巴烂,但在波尔布特掌权期间,却从未产生过有效的反抗和真正的政变。

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可悲:当坏人坏到了极致,坏到了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三代”那样的高度,除了自然死亡与强敌入侵,人们根本就拿他没办法。而与那些十恶不赦的大独裁者、极权统治者相比,反倒是思想比较开明、政策比较务实的赫鲁晓夫、华国锋、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更容易被体制内外的反对力量所夹攻、所罢黜、所推翻。


不过,尽管共产党国家极少发生政变,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苏共的覆灭、苏联的解体,正是由一场失败的政变——“八·一九政变”——开启了倒计时。“八·一九政变”的失败虽然让戈尔巴乔夫恢复了自由,但并没有让他保住权力,因为戈尔巴乔夫权力的基础已经被这场失败的政变所彻底摧毁。这场政变让苏共内部的改革与反改革势力陷入火并且同归于尽,从而耗尽了苏共中央和苏维埃联盟的最后生机。

而中国文革动乱的终结、改革时代的到来,则是由一场成功的政变——“粉碎四人帮”——打开了局面。虽然“粉碎四人帮”未能毁灭中共统治,亦未能毁灭中共的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但它基本上摧毁了毛的家族势力和政治嫡系,也摧毁了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旨主义,从而使得中国从毛式极权统治蜕变为邓式实用主义政治,中共统治集团也从一个极端偏激的意识形态集团蜕变为一个贪得无厌的特权利益集团。

——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和“八·一九政变”,中、苏两国的历史、国际冷战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都会大为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场政变实在是意义非凡。套用一句老话:没有政变,中国和前苏联人民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虽然今日中国人民和前苏联人民离真正的政治光明还差得很远。

当然,在任何国家,政变都是非法和违宪的行为,但是,恐怕我们必须对政变作一个笼统的两分法:世界上的确存在好的的政变与坏的政变这两种基本的分类。比如,“粉碎四人帮”是好的政变,“八·一九政变”是坏的政变。更进一步说,在缺乏其他有效的政治变革手段的共产党严密专政国家,针对那些本来就丧失了统治合法性的、非宪政的一党专制政权,站在历史进步的角度,我们甚至必须承认,即使是坏的政变,有时也未必不可取,因为它有极可能取得以坏制坏、以毒攻毒的奇异效果。“八·一九政变”的目的本来是要废黜戈尔巴乔夫,并将戈氏改革全盘推翻、重新回到僵化沉闷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但政变的实际后果,则是废掉了苏共中央和苏联帝国。

共产党国家政变的后果往往超出政变者的预期,并走向政变者所不能控制的新方向。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出来什么魔鬼就不是开盒者所能选择;变局一旦形成,旧体制或将摧枯拉朽,新事物必然接踵而来,变成什么样子也不是政变者所能掌握。——“粉碎四人帮”和“八·一九政变”可以证明,在共产党国家,政变——不论好与坏——只要能发动得起来、实施得下去,其对于政坛汰旧沥新、政体打破僵局,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


在中共六十七年的统治中,曾经发生过名义国家元首刘少奇被打倒,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被中途撤换,名义党魁胡耀邦、赵紫阳被非法罢免等非程序、非法治的政治事件,但那些事件并不属于真正的政变。因为中共体制本来就是非程序性、非法治化的体制,刘少奇、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倒台方式——如召开“中央生活会”或发动“群众运动”——虽然在正常国家显然为非法,但在中共体制,则是包括倒台者本人在内的体制中人予以普遍认可和接受——当然是被迫认可和接受——的方式。

唯有“粉碎四人帮”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党内斗争方式。它是一次真正的政变,是由高层少数人完全避开党的正式组织渠道,悄悄进行密谋、策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另一些高层成员发动突然袭击,实施非法拘捕和暴力废黜的行为。虽然“粉碎四人帮”并没有推翻当时在任的最高领导人(当时最高领导人缺位,名义上拥有最高职衔者是已经获得“接班人”名位但尚未正式就任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而只是推翻了毛的遗孀、政治局委员江青,毛的侄子、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毛远新,其他“四人帮”成员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以及“四人帮”在首都北京的代理人迟群、谢静宜等,但它事实上推翻了当时中共体制内部占居正统地位和人数优势的毛派统治。“粉碎四人帮”是一场近乎完美的宫廷政变,不费一枪一弹,未遇丝毫抵抗,毛泽东十年文革所刻意扶植、精心栽培的嫡系亲信集团于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华叶汪政变轻易成功的秘诀,一是文革天怒人怨,“天下苦秦久矣”,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早已人心思变,二是政变者系出同门,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粉碎四人帮”的首席策划者、发动者、指挥者,正是毛泽东钦定的最后一位“接班人”华国锋。毛之所以相中华,是因为华“忠厚老实”,资历较浅,在军队无根基,在中央无人脉,既没有过人才干,又明显缺乏领袖素质。于此,毛的私心与“野心”纤毫毕现。显然,毛选择华的真正原因是:毛认为华国锋离不开毛氏家族和毛派的支持(据说“你办事,我放心”的后半句是“有问题,找江青”),没有另搞一套的政治本钱和能力,是江青、毛远新可以轻松驾驭、随意操纵的傀儡。但大独裁者在“接班人”问题上继选错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再一次打错了如意算盘。

与华国锋一道发动并指挥政变的叶剑英、汪东兴,一道参与政变的李先念、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人也都是毛的晚年宠臣。除了叶剑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同时受贬,被毛以“生病”为由削去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实权之外,其他这些人与华国锋一样,既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更是毛派骨干,是毛晚年信任有加、亲自提拔、委以重任,用以百年之后辅佐江青、毛远新及其文革派班底的托孤重臣。毛死之时,陈锡联代替叶剑英掌管军权,李先念、纪登奎辅助华国锋掌管国务院,汪东兴掌管中办和中央警卫部队(即著名的8341部队),吴德、吴忠掌管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由这样一帮人策划、实施针对毛氏家族的宫廷政变,是雄才大略的“伟大领袖”生前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根本来不及提防的事情。

至于华国锋为什么要在毛死不足一月之际匆匆发动政变,政变当晚叶剑英提供的理由是,“执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遗愿”,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官方后来的正式解释是“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华中央不得不“以快打慢”、“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官方发布的“篡党夺权”证据包括,很多人给江青写了效忠信,江青到景山摘苹果并宣称不久将有“盛大的节日”,王洪文照了标准像,张春桥将毛给华国锋的小纸条“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并妄称此为“毛主席临终嘱咐”,上海民兵突击发枪等等,但这些证据明显属于夸大其词、捕风捉影,并不能支持江青集团“马上就要动手”的严厉指控。事实上,江青一伙并无排斥以至废黜华国锋的政治阴谋。

“粉碎四人帮”的直接原因在于华国锋的多疑和误判,而康生的秘书李鑫向华绘声绘色“谎报军情”则是政变的直接导火索。也就是说,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变,其实是一场因为误会而导致的毛派内讧。而华国锋之所以敢于立足未稳便匆匆发动针对毛氏家族的政变,则是基于其敏锐的政治观察。华从其亲身经历的党内斗争和人山人海的“四五运动”中早已判明,江青、毛远新所代表的毛派势力在党内外积怨甚深、不得人心,没有毛的亲自庇护,毛派根本不堪一击,那么,与其将来受他们操纵摆布,还不如棋高一着,先下手为强。


“粉碎四人帮”确立了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名份,也奠定了华国锋的历史地位。叶剑英后来评价说,即使毛泽东、邓小平处理类似的情况,也不会比华国锋处理得更好。

“粉碎四人帮”三年后,华国锋的政变团队、同时也是其主要的政治支持者除叶剑英因年事已高,李先念因投入邓小平、陈云阵营而保全职位之外,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苏振华、陈永贵、吴桂贤、张平化、李鑫、郭玉峰等人相继被剥夺实权。又一年后,华国锋被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逼迫辞职,在专门批华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叶剑英仍继续为华国锋辩护并愿意分担过错责任,胡耀邦仍公道评价华国锋的功劳并愿意与华等政治局常委“轮流主持中央工作”——常委轮流主政是胡耀邦关于“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设想——之外,其他政治局委员均对华国锋进行了态度严厉的抨击。华的罪名包括搞“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拖延老干部平反,制造新的个人崇拜,搞“洋跃进”等等。曾给华国锋写信表态“坚决拥护”并忘情高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的邓小平当面讽刺华国锋“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都知道的”。

中共党史将邓小平视为新时代的开创者、“总设计师”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并按邓的意见贬低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公允地说,对于文革派的覆灭、毛体制的修正、毛路线的改变,乃由华国锋发其端,邓小平集其成,胡耀邦触其顶,赵紫阳破其局。

华国锋虽有其政治思想、执政能力方面的严重缺陷,但其实,华和邓一样,也不喜欢“阶级斗争为纲”,也热衷于“发展生产力”(要不然怎么会有“洋跃进”呢),也亲美、亲日、亲西方(华曾于一月之内两访日本,令大平正芳家族感动万分)。而且,华也并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和反对平反冤假错案。以华当年“英明领袖”的头衔和身兼党政军三项最高职务的正式地位,他若真心“阻挠”,邓小平岂能一年之后就卷土重来?几乎被毛整到九死一生的老干部群体怎么可能仅仅两年之后就在中共高层占居压倒性优势、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居然形成了“实践派”对“凡是派”大举反攻之势?华国锋对老干部平反虽然不太心甘情愿,但其顺从众意、处处退让,则是当年有目共睹的。与华国锋相比,邓本人对明显不成立的“高饶反党联盟”拒不平反,对林彪亲信黄、吴、叶、李、邱超出事实罗织罪名,尤其是对“右派”平反故意留尾巴的强横态度,都比华国锋更有“阻挠平反”之嫌。再比一比后邓时代的中共领袖们,“六四”都快三十年了,江、胡、习一直讳莫如深,习当局至今仍不敢正视事实。平心而论,在平反的问题上,除了“共产党的良心”胡耀邦之外,中共还有哪一位领袖比得上“忠厚老实”的华国锋呢?

华国锋当政时期,毛派失势,华邓争锋,陈云分权,胡赵崛起,为所谓“党内民主”提供了自然天成的最佳时机。胡耀邦曾回忆,华国锋当政那几年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紧张但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对于华国锋的平和宽厚,于光远、胡绩伟等中共开明人士也曾有过生动回忆和公正评价。那时候,西单民主墙沸沸扬扬,“真理标准讨论”空前热烈,中央工作会议畅所欲言,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出异常开明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此时华虽失势但仍在台上),大学社团活动高涨、学潮频频发生,……此类胜景,在中共统治全程,都是难得一见的奇观。而当华国锋黯然归隐、邓小平大权独揽之后,这些“民主”景象也就随之远去。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粉碎四人帮”四十周年。今天,反省文革罪错固然重要,而追思华国锋和“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德也不无意义。

2016年11月13日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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