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7日星期日

焦点对话:郑义专访之二:独行的夜莺



作家郑义流亡美国后在其作品“红刨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匹狼对夜莺说:“你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声音是虚无的。” 郑义说,有时在暗夜中,他仿佛看见这匹聪明透顶的狼在对他轻轻地说:“你也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 作为一个作家,是否都会有这种“自己的声音不重要”的恐惧?作为一个流亡作家,这种恐惧是否更强大?郑义如何战胜这种恐惧?焦点对话主持人宁馨继续和郑义对话,倾听他在六四后流亡美国的文学生涯与精神内省,以及创作“中国生态之毁灭”等鸿篇巨著的过程。
嘉宾:中国流亡作家郑义
宁馨:有人说,流亡作家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和人民,注定失去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灵感和广大的读者群。但外面的天地,似乎也给您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地平线。您来美后创作了许多散文,对美国和生活有许多超越国籍和民族性的观察和反思,如“金棕榈—葛底斯堡赋”等,有相当的影响力。在美国生活的经历,如何影响了您的视野和创作?
郑义:广阔的地平线的提法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的生活经历使我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从细节说起吧:来美国几年后,一天早晨,我送小女儿上小学,然后散步,见到路上有一小滩血,估计是小动物的,不觉心脏一下子收紧了。果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撞死了一头小鹿。我赶紧回家拿了把铁锹来,把小鹿掩埋了。事后我不断问自己,为什麽见到血会心惊,似乎承受不了?过去不是这样脆弱,在宜宾武斗时期,死人很多,医院里到处都是屍体,房间里一个摞一个,只有英雄式的人物才能享受平躺着的待遇,一个房间停放几具屍体。房间中间放了一个特大注射器和福尔马林,有人不时来往肚子里注射一针防腐剂。那是1967年盛夏时节的四川,整个医院甚至整个城市都瀰漫着一股屍臭。我强迫自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走下去,看那些残缺的屍体,看白花花的蛆从砍破的颅骨中一把把滚出来。为什麽?我要把自己锻炼成革命接班人,要记住深仇大恨,要坚强,“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我见到过太多的血和死亡,已经变得铁石心肠,甚至也不在乎自己死亡。
来美国之后,才发现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人们崇尚的价值是同情、悲悯、宽容、爱,而不是仇恨、鬥争、无情。这种感觉是从细节开始的,比如经常在新闻里看到对小动物的珍爱,一条新闻是开著救火车来锯高处的树枝,原来是一只像狐狸的小动物把脖子卡在树杈上了;又有一夥人来救小猫,那猫钻进楼板下旧式暖气通道里出不来了,那架势简直要把房拆了。大雁野鸭大摇大摆地横穿街道,所有的车静静地停下来耐心等候……身边随时发生的这些小事给我重大触动,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人类。渐渐地我感觉心变软了,泪水多了。渐渐地我感觉自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了。心肠变得柔软,这是流亡生活带给我的最重要的馈赠。
宁馨:您最近几年息交绝遊,潜心创作一部史诗长篇,为民国时代、尤其抗战时期的中国招魂。我很敬佩的王康先生看了前两卷后说,这部长篇波澜壮阔,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媲美。是什麽原因促使您闭关创作这部长篇?
郑义:我多年来一直计划写一部关於黄河的史诗长篇,30几年前走黄河就开始做準备了。流亡海外以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神树》、生态环境的《中国之毁灭》和大量政论,以及10篇自以为不错的流亡生活散文。奇妙的是,正要拿起黄河长篇的时候,长江却闯入了我的视野。多年前我大哥就一再建议我写长江,写我的家乡四川、重庆。7年前我的重庆老乡王康也建议我写重庆,主题是“下江人”,就是抗战时期迁移到大后方重庆的长江下游人。这个建议启发了我,很快把主题确定为抗日战争,背景是长江和陪都重庆。这一下,我的父辈我的童年少年都自然进入了。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阅读了大量抗战史、中共史方面的资料,知道这个题材是一个宝藏。进入写作準备阶段的阅读后,我深深被抗战时期的先辈所感动,最后我得出一个有些简单化但说明问题的结论:民国时期的坏人,好过现在的好人。概而言之,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英雄气慨、最有理想精神、最热情浪漫的一代人。这时候,流亡以来的非文学性写作起了关键作用:大量政论和生态环境写作使我深刻地了解了当代中国,人性的堕落和环境的毁灭使我绝望到极点。我预感一个前所未见的巨大的劫难正在到来,作为一个作家,我有责任把一个美好的时代记录下来,留给我们的隔代子孙,鼓舞他们浩劫之后的伟大复兴。
王康的那句话是给我的激励,因为写大作品很难。至於能否与《战争与和平》相媲美,言之尚早,但有可能。不是说我能够与托尔斯泰相比,而是说我所书写的战争,远比俄国1812年的卫国战争更加丰富、宏伟、深刻。这场战争理当产生堪称伟大的文学巨著,不是我就是其他作家同行,总会有这样一个人。
宁馨:除了文学创作,您到美国以后还长期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例如您用四年时间写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我曾经看到您妻子北明的回忆,说您写这部著作写得异常艰苦,几乎陪上性命。最近您又发文探讨中国发展核能的弊端。作为一个作家,是什么驱使您从事这样的非文学写作?
郑义:离中国越远,祖国之爱越强烈。海涅也这样说过,很準确。隔半个地球看中国,分明感觉到正在加速走向毁灭。另外我早就关注中国生态环境:1983年,在骑车漫遊黄河之前就采访了大兴安岭林区,回来写了《绿色的梦》,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揭露中共国家计委就是毁灭森林的罪魁祸首。据我所知,这可能是写森林毁灭的最早的一篇吧?第二年,1984年写了《老井》,大概也是写水资源匮乏的第一篇吧?因为评论界一般把中国生态文学的起点定为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是1988年发表的。我写《绿色的梦》和《老井》比他还早几年。这样说来,我就是最早的,没有之一。我青年时代长期生活过的太行山、吕梁山生态环境都极其恶劣,我有切肤之痛,这不是去采访,因此始终关注。前些年写《中国之毁灭》是一种必然,惯性。在这本书之后,还写了5、6百篇追踪生态环境恶化的文章,直到现在。我身在海外,享有自由思考、自由写作,因而就有相应的义务。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有责任成为中国生态环境的守夜人。至於写《中国之毁灭》,事前想得过於简单,写了一段时间才恍然发现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工作量,但骑虎难下,只有硬着头皮写下去。您说得很对,这是一种非文学写作。但意想不到的是,这部书把我引导到一种绝望的境地。正是这种绝望,使我最终回到文学的永恒的主题。
宁馨:纵观您的文学作品,从早期的枫,老井,到现在的抗战长篇,您似乎充满了一种今天的中国文学所缺乏的人性的温度,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这是否跟您的信仰有关系?
郑义:我想这首先是生活所赐予的。我的人生充满压迫、屈辱,理想主义精神是一种直接的反弹。因此我直觉式的从俄国文学甚至包括部分优秀苏联文学中吸取精神性的乳汁。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一大批傑出的俄罗斯作家的影响,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巴乌斯托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等,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俄罗斯文学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来源於东正教信仰,到美国后,我成为基督徒,这样,我就和我景仰的大师们合为一体了。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认为在一个作家的处女作中就包含了他终生写作的核心价值和风格。我的处女作是《枫》,其中的悲剧精神、理想主义确实贯穿了我整个写作。当然这是事后的分析,写作时有一种恒定的内驱力。
宁馨:您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悲剧感。不管是“枫”里面年轻理想主义者的苦难,“老井”中农民的苦难,还是“中国的毁灭”里环境的苦难,您的作品充满了一种悲剧感,您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背着十字架的作家”。但是远观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大家感觉活得很不错,很得意。您如何看待这种反差?是您的眼光有偏差,还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心理有问题?
郑义:分两层意思谈。首先,我认为悲剧是文学皇冠上的钻石,是一种最高的文学样式。悲剧的核心不是“悲”,而是人类坚守理想的奋鬥,是写人的灵魂。西方文学,从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悲剧,中国文学,从屈原、司马迁到曹雪芹,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我不是文学史家,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只是按照自己的感动和心灵写作。其次,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尤其是今日之中国。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环境毁灭,大家还觉得活得不错,很得意,那就成了闹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如果说中国过去是“礼仪之邦”,那麽今天的中国就是堕落之邦。与这样的时代互相认同,苟且偷安,那是作家的耻辱。
宁馨:您在来到美国后写的散文“红刨子”中提到一个古老的寓言:一匹狼对夜莺说:“你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声音是虚无的。”您说,有时在暗夜中,您仿佛看见这匹聪明透顶的狼在对您轻轻地说:“你也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作为一个作家,是否都会有这种“自己的声音不重要“的恐惧?作为一个流亡作家,这种恐惧是否更强大?您如何战胜这种恐惧?
郑义:我不存在这种恐惧。说我是一个声音,那是对我的抬举。上帝就是用声音创造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声音,他的门徒不过12个人。孔子也是声音,门徒也不过72人。屈原、司马迁、圣女贞德、圣女林昭,不都是声音吗?我完全不在乎有多少读者和稿费,我只在乎自己写得好不好,能否成为一个在黑夜中自由歌唱的优美的声音。
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确实是属于狼的,但多数仍然是属于人的。世界不只有中国。现在很多人认为世界就是中国,于是与环境妥协。然而只要出来走走就会知道,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与价值和中国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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