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3日星期三

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能断枉法腐败的根?




上个星期,因为土地纠纷杀死村官的中国农民贾敬龙遭到处决,再次引爆中国社会对司法体系与执法人员的批评和质疑。

就在这个月初,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将在省一级设立惩戒委员会,对违反审判、检察职责的法官与检察官进行审议和惩戒。
但新规定说,惩戒委员会“不直接受理举报和投诉”,而是“转交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且惩戒工作应“遵守党管干部原则”而不是依法行事。老百姓不能直接举报,新制度能有多大功效?惩戒真的能断绝执法人员徇私枉法的弊端?重建民众对法治的信心?
广东维权律师陈进学说,中国司法不独立,无法进行公正审判,行政干预是常态;老百姓遇到法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走关系”,而不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11月21号纽约时报报导,贾敬龙案显示,中国的法律之刃总是砍向最弱者,在对待权贵和对待穷苦百姓时有差别待遇。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表示,中国社会历来权大于法。尤其中共治下的当代,法律被当作维护统治阶层权力的工具;党就是法律,党也大于法律。不久前的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中,习近平表示两者同样大。在中国,法仍然是弱者,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而这个惩戒委员会仍然也是由党来管理和领导。
到底在中国,法官、检察官的权力有多大?他们素质有多高?陈进学说,一般来讲,在普通案件中,法官、检察官可以独立行使权力,但是在稍微有些影响的案件中就无法独立行使了。
根据惩戒制度规定,惩戒委员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代表组成,其中法官和检察官代表不能低于全体委员的50%。对此,陈进学表示,委员会是不可能真正做到有效监督和审议的,因为法官、检察官本身需要维护行业的利益,法院本身有纪检部门,都无法解决司法腐败,新的惩戒委员会当然也无法解决问题。
新规中还有一段话,让不少人担心所谓的惩戒制度只是走过场,规定说:“惩戒委员会不直接受理对法官、检察官的举报、投诉。如收到对法官、检察官的举报、投诉材料,应当根据受理权限,转交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韩连潮表示,既然惩戒委员会不接受投诉,即便收到投诉也会发回地方。可想而知,他们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也无法改变官官相护的司法现实。当然,惩戒制度仍然是一个进步,只要不涉及到权力和权贵,应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秉法执法。
至于如何惩戒法官检察官,新规说:“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应当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尊重司法规律,体现司法职业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责任与过错相适应,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陈进学说,从这段话看出,惩戒人仅仅起到中转作用,并不直接做决定,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议本身就是伪命题,因为任何组织都应该被限制在法律的框架中。法官、检察官无法独立司法,而是受到党和政法委等的行政干涉,不可能本着良心依法办案。
韩连潮也表示。党规依然高于国法。问题不在于人民没有法治意识,而是当权者没有这个意识。中国只要不把党关进司法的笼子,就永远无法实现司法独立和依法治国。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国,要在2020年前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司法是否有所改善?陈进学说,没有改善。根据他个人经验,在处理案件中与法官和检察官交涉时,他们都声称要向领导汇报和接受领导的指示。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众无法通过司法来解决他们遇到的不公正,只能诉诸行政途径,就是所谓的上访。
陈律师说,整个司法领域都受到政治干预。比方说在经济案件中,涉案人会通过走上层路线的方式,也就是找法官、检察官上司的途径干预司法。
韩连潮表示,美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司法体系,行政、司法、媒体相互监督。中国并非完全没有监督,但是法官对党效忠,必须按照党的意志来行事,惩戒委员会也仅仅是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一种方式。而行政改革无法改变法治的落后状态。比方说正在进行的张海涛的案件,检方对付被告的方式完全是流氓手段。在许多刑事和经济案件中,人们看到,对案情起到直接作用的是涉案人背后的关系深浅,而不是事实、证据和法理。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维权律师程海发起的罢免司法部长吴爱英联署,获得一百多名律师的支持,但小蚂蚁如何撼动大树。中国的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能做什么?陈进学说,他能做的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揭露真相和反映事实,并且传播自己追求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理念。
韩连潮表示,法官是社会通向公正之路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这道防线都没了,社会将落入暴力和混乱的无序之中。村民杀村官、小贩杀城管等就是具体表现。中美司法对比,美国的监控是多方面的,包括媒体、国会、律师协会等。如果法官推翻原始投诉,原告仍然可以向上一级法院进一步投诉,直到依法获得公正的结果。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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