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4日星期四

余杰:王國維: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



我昏不知,乃見他人之落井而輒追於後,爭民施奪,處士橫議,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
王國維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早上九點多,一名身材瘦小、留着長辮的老人步出清華園南院校門,招呼了一輛排在校門外等候的人力車,前往頤和園。這輛人力車的號碼是三十五號。
十點多,人力車抵達頤和園,老人命車伕在門口等候,並先付洋五毫。老人隻身一人入園,漫步過長廊,在石舫前獨坐沉思。不久,即移步魚藻軒,吸紙煙。大約十一時,從石階上躍身入水。
旁邊正好有一名園丁目睹此一場景,立即入水搶救,撈上岸時僅兩分鐘,但老人已然氣絕,死時裡衣尚未全部打濕。老人死志已決,用頭埋入淤泥,遂窒息而亡。有人描述當時的場景說:“先生年老,湖水雖淺,底皆淤泥,入水時必頭先触底,以致口鼻俱爲泥土所塞,因之气窒。園丁不知急救術,以是貽誤而死。若使當時即以人工呼吸法營救,或能更生,亦未可知也。”[1]
大約下午三點,頤和園的工作人員詢問在門口守候的車伕,才知道車伕拉來的客人正是自盡的老人。於是,車伕拉上一名巡警趕回清華園報信。
下午七時,清華全校師生都知道了噩耗:死者正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前一天,清華剛放假,許多師生尚未離校。晚上九點,教職員、研究院學生等二十多人,乘兩輛汽車前往頤和園。園門已關,守兵不讓進,經再三交涉,才允許校長曹元祥、教務長梅貽琦及守衛處烏處長進入。
第二天早晨,王國維的夫人潘麗正帶著孩子們與清華師生一同入園收殮屍體。現場狀況極為悽慘,王國維的學生劉節寫道:“先生淹沒已二十余小時,面目紫脹,四肢拳曲,匍匐地上,令人慘不忍睹。”[2]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則寫道:“父親遺體置亭中地上,覆一破汙之蘆席,家人及學生莫不痛哭失聲。”[3]
下午四點,檢察官前來驗屍,在死者口袋中,搜出遺囑一封,紙已濕透,字猶清晰可辨: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歛,即行藁葬于清華塋地。汝(第三子王貞明)等不能南歸,亦可暫于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茍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4]

王國維之死,震驚士林,就連在日本旅行的台灣作家劉吶鷗都在六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記載說:“看上海來都報紙知道王國維投身北海(此處記載地點有誤,應為頤和園昆明湖),說是憤世。不知他的真意在何。”[5]
對王國維而言,死亡並不艱難,或許還是一種解脫。山川人物,一切缺憾,还诸天地;戰爭和平,一生无可如何之遇,尽付昆明湖畔之暮鼓晨鐘。王國維早已用著述奠定了自身的歷史地位,從他投湖自盡的那一刻起,其影響力又溢出學術界之外。雖然他留下遺書交代後事並說明自殺原因,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十六個字仍引發人們作出種種不同解讀。後人不得不從他生前的隻字片語中尋覓各種可能性,或從別人回憶他生活的蛛絲馬跡中建立完整的構圖。[6]但是,正如史學家巴勒克洛夫(Barraclough)所論,“我們所讀的歷史,雖說是根據事實,但更嚴格地來說並非事實,而是一連串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議決”;那麽,王國維為何自殺?為何在此時此刻自殺?

清華園最後的溫煦時光

陳寅恪爲王國維寫的《輓詞》極盡哀婉沉痛,惟獨這四句稍有亮色:“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適幽居。”任教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一年多,是王國維晚年最安穩、最美好的一段時光。王國維受聘成為清華國學院導師,胡適、吳宓和梁啓超等三人起了關鍵作用。
一九二四年底,由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創立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改制成大學,並籌備國學研究院。校長曹雲祥是胡適留美時的同學,請胡適爲國學院出謀划策。胡適建議融合英美名校研究院制度和中國古代書院傳統,聘請梁啓超、章太炎和王國維三人爲導師,且對王國維評價最高:“現金中國的學術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啓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7]胡適與王國維有過來往,曾與之暢談戴震哲學、中國戲曲和古希臘悲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胡適陪同曹雲祥前去拜訪王國維。第二天,曹雲祥就在給胡適的信中明確表示願意聘請王國維到清華任教。
被委任爲研究院籌備主任的吳宓,也不遺餘力地促成王國維來校任教。吳宓對王國維的學問評價極高:“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證之學冠絕一世。余獨喜先生早年文學、哲學論著;以其受西洋影響,故能發人之所未發。”吳宓在自編年譜中如此描述前去聘請王國維的情形:“宓持清華曹雲祥校長聘書,恭謁王國維先生,在廳堂向上行三鞠躬禮。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著必係西裝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8]王國維向來不喜歡新派人物,以為吳宓這個留學哈佛的年輕一輩學人派頭十足,沒有想到他是一位行禮如儀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吳宓的老派禮儀讓王國維立即決定受聘。此後一年多,王國維與吳宓相處愉快,在遺書中交代請吳宓和陳寅恪處理其藏書,可見對其何等信任。
梁啓超“性好動”、“富於領導力”,雖然校方沒有任命他擔任行政職務,但他不知不覺成了“實際上領導一切”的“山長”。梁啓超知道自己學問不如王國維,常常對學生說,如果遇到疑難問題,“先問王先生”,並且“深自謙抑,向校方推薦王爲首席導師,自願退居其後”。梁啓超與王國維政見不同、學問路數不同,但彼此尊重,配合默契。當時國學院的學生回憶說:趙元任、李濟以後學自居,陳寅恪以長輩待梁、王,而梁又事事推讓王,故五大師“排座次”爲王、梁、陳、趙、李。每個人都“學術湛深,文章淹貫”,彼此之間又能“集思廣益,謙撝天下”,故而短短兩年間清華國學院便聲名鵲起。[9]
溥儀任命王國維爲南書房行走,讓王國維有了“帝王師”的尊貴身份,也按時入宮值班。溥儀被馮玉祥的軍隊趕出紫禁城之時,王國維“隨車駕出宮,白刃炸彈夾車而行”,一個月間,“日在驚濤駭浪間”。[10]但是,王國維並沒有追隨溥儀去天津租界,而是接受了清華大學的聘書,並表示“離此人海,計亦良得”——顯然,他有意躲避小朝廷第勾心鬥角。溥儀對此不無失望,卻也自我解嘲說:“我無養賢之貲,清華爲我暫時養賢,亦稍慰我心。”陳寅恪因“康門弟子”梁啓超與“溥儀老師”王國維同時就任清華國學院導師,特爲國學院同學戲題一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王國維從地安門織染局十號遷居清華園西院十七號(後改為十六號)、十八號,半年後妻子和孩子一起遷入。當時,清華教工宿舍分為南院、北院、西院三部分。南院爲兩層西式建筑,多為年輕學者所居,趙元任、陳寅恪等居住於此。北院爲外籍教師所居。西院則是中式院子,爲資深教授居住,合計二十戶人,每戶都是朱紅漆的大門及廊柱,鑲嵌閃著金光的銅環,顯得富麗堂皇。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描述說,他們一家住兩棟房子:“每棟正房三間,右手邊有下房一間,左邊爲廚房,內爲浴室及廁所。其設備已稍具現代規模,有進口的抽水馬桶,只是浴盆是用白鐵皮製成,天氣稍涼後,身體接觸盆邊,有一種冰涼透骨的感覺,因此後來將它拆下,改用木盆。……那個時候,即使居住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多數也未見識過這麽新式的衛生設備。”而王國維書房的擺設極為簡樸:“書房爲三間正房的西間,三面靠壁全是書架,書籍堆放到接近屋頂,內間小室亦放滿了書。南面靠窗放大書桌一張,籐椅一隻,書桌兩旁各有木椅一把,備學生來訪時用。”[11]
    清華給王國維的薪資相當優厚。清華一般教授月薪爲二百五十元;吳宓是研究院主任兼大學部西洋文學教授,月薪三百元;王、梁、陳、趙四位導師的月薪則爲四百元。[12]王國維一家生活在風景優美的“水木清華”,總算可以不必爲生計憂愁。王國維嗜好古書,一旦到琉璃廠淘書,很可能就花光半月的薪水,潘夫人必須精打細算才能維持家政。王國維愛書如命,還建議學校多購書籍:“校中事,弟建議必多購置書籍,然每嵗僅能購萬元,而預算亦尚未定,然在京校中已算第一有力矣。”
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的授課內容相當專精,作為經史小學專任導師,一九二五年秋季學期講授的課程包括《古史新證》一小時,《尚書》二小時,《說文》一小時。他採取“談話式的研究”而非“演講式的上課”,其講義“隨講隨發”,融入多年研究心得,故而極受已經有相當研究能力的研究生之歡迎。
不知不覺間,王國維成了清華校園內的一景。清華園中,只有兩個人只要一看背影就知道是誰,一是王國維,辮子是他的標誌;另一個是梁啓超,兩邊肩膀似乎略有高低,或許是曾割去一個腎臟的緣故。王東明回憶說,父親潛心學問,除了愛抱小孩和養一隻貓,“父親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他對中國戲曲曾有過很深的研究,卻從來沒有見他去看過戲”。[13]戲曲研究者不愛看戲,這倒出人意料之外。
王國維的穿着更是簡樸之極:“父親對儀表,向來不重視,天冷時穿一襲長袍,外罩灰色或藍色的罩衫,另係黑色汗巾腰帶,上穿黑色馬褂。夏天穿夏布長衫。除布鞋外,從來沒有穿過皮鞋。頭上一頂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臘月,也不戴皮帽或絨線帽。”[14]這倒跟學生徐中舒的觀察相印證:“先生身著不合時宜的樸素衣服,面部蒼黃,鼻架玳瑁眼睛,驟然視之若六七十許老人(其實那是王國維僅有四十七八歲);態度冷靜,動作從容,一望而知爲修養深厚之大師也。”[15]
在生命中的最後一年,王國維將研究重心轉向滿蒙的歷史、元朝的歷史。他一生無意於政治活動,“生死書叢文字間”,但其學術具有鮮活的時代氣息。當時蘇俄和日本對北方的滿蒙地區鯨吞蠶食,華北亦不穩定,王國維研究滿蒙的歷史,有經世致用之意。元月十四日,寫成《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認為中國歷史上很多記載蒙古史事的著作都“虛誣不可信”。二月,讀《元朝秘史》,寫成《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刊登於日本《史學雜誌》。三月,撰《金長城考》,指出金代的長城從東北到西南,長三千多里,爲近古史上之一大工役。四月,從友人處借得日本文科大學所印《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並翻譯其中日本學者寫的《韃靼考》等論文。五月,修改論文《蒙古上世考》、《遼金時蒙古考》等。[16]可見王國維在去世前夕,在金元歷史方面用功之勤、之深。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课程结束、学期告终之日。當天中午,師生餐敘告別。開席四桌,師生談笑不拘形跡。王國維依然保持嚴肅,僅僅談及蒙古史料等問題。梁啓超頗為興奮,起立致詞,表揚學生成就優異,勉力大家“繼續努力,清華必成國學重鎮”。王國維亦點頭贊同,眾人並未發現其有異常之處。席間,有位山西學生擔心北京成為戰場,邀請王國維去山西長治避難。王回答說:“沒有書,怎麽辦?”書生本色,至死都離不開書。
晚上,學生谢国桢等來訪,暢談一小時。王國維說:“時事如斯,余全無可惜。惟余除治學外,卻無從過活耳。”送走學生後,他評閲學生試卷、草定遺書,然後安然入睡。他選擇學期結束、教學完成之後結束生命,嚴謹負責、從容不迫,對得起清華,也對得起學生。

葉德輝之死:讀書種子,人故鬼新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直接的導火索有兩個。就家事而論,年僅二十八嵗的長子王潛明突然病逝,給他以沉重打擊。禍不單行的是,其姻親及多年好友羅振玉毫不照會便將女兒帶回娘家。王國維將兒子供職的海關發放的撫卹金寄去,卻遭無情退回。羅振玉多次來信,對王家嚴詞指責。本來是婆媳間常見的細小矛盾,最終演繹成兩家至交的恩斷義絕。
就國事而言,黨軍北伐,北京政府即將傾覆,王國維對共產黨、國民黨以及馮玉祥都十分厭惡,他勉強接受北洋政府的統治,卻不願生活在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將全部被剝奪的黨國。他自沉之時,正是馮玉祥的國民軍進抵鄭州,與北伐軍會師之際。而馮玉祥在一九二四年驅逐溥儀出宮,在王國維看來是一種極不守信約之惡劣行動。何況馮玉祥有倒戈將軍之稱,為人反覆無常,以王國維之重視完美之持守的理想,對於當時軍閥政客之唯圖一己私利而置國計民生於不顧的投機反復之行為必當極為憤慨。[17]臨死前幾天,王國維在跟朋友和學生交談時,多次提及“馮玉祥將入京”之事。
當時,北京的《世界日報》晚刊上發表了一篇《戲擬黨軍到京所捕之人》,王國維的名字赫然列於紙上。目前並無史料證實王國維生前看到或聽說這篇文章,但當時北京已然瀰漫着恐怖氣氛。“及奉軍戰敗於河南,北京震恐,以為黨軍旦夕即至,其平昔與當人政見不合者,皆相率引避。”梁漱溟亦有一段追忆:“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讲学则在京,故尔每每往来京、津两地。某日从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谈及他风闻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途中,如何侮慢知识分子的一些传说。这消息大大刺激了静安先生。”當時,王國維對來訪的學生姜亮夫說:“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的辱。”姜亮夫認為:“先生的自殺,乃完全因共產黨的迫害文人所致。……當時共產黨在北平所製造的恐怖氣氛,使靜安先生走向自殺的路子。”[18]這一點,在王國維的遺書中,以“義無再辱”四個字說得明明白白。對此,葉嘉瑩的解讀是,“他所畏懼的乃是由外界迫害加之於他自己精神人格上的一種汙辱”。[19]
從南方傳來的那些可怕消息中,藏書家和學者葉德輝被湖南暴民自行設置的“人民法庭”處死,對王國維刺激最大。顧頡剛寫道:“這種事情(葉被殺)或者深深刺中了靜安先生的心,以為黨軍既敢用這樣的辣手對付學者,他們到了北京,也會把他如法炮製,辦他一個復辟派的罪名。與其到那時受辱,不如趁黨軍尚未來時,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到花園裡死了,倒落個千載流芳。”[20]顧頡剛是投靠國民黨的左派,此前雖向王國維請教過學術問題,但對王的政治立場大不以為然。顧以為王自殺是要討好清室,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段話油滑輕佻,隱約有幸災樂禍之意,不過點出葉德輝被殺與王國維自殺之間的關聯性——如王世昭所論:“這一筆賬是要放在共產黨頭上算的,因為王國維不是死於國民軍北伐,而是死於葉德輝之罹難長沙;他鑒於共產黨的摧殘學者,慘戮文人,故在無可奈何中跳水自殺。衛聚賢說得好:‘共產黨殺了葉德輝,逼死王靜安,王先生如果尚在,被關在鐵幕中,一樣的也被清算了。王先生的自殺,可謂高人一著。’”[21]
    葉德輝以學問精湛聞名,卻個性詭僻,名聲惡劣[22]也許見識太多風風雨雨,葉德輝對此次的北伐之役並不放在心上。其弟子陳子展去看他,問及是否知道外面宣傳“鏟除土豪劣紳”之事,葉笑言自己乃是藏書家,並非土豪劣紳。
葉德輝的日本弟子鹽谷溫追憶,當北伐軍進入湖南,毛澤東等挑動的農民運動轟轟烈烈時,鹽谷溫前去看望葉德輝,勸其到日本避難,順便“訪遺文,講古學”。葉笑答:“上海革命黨中,有章太炎者,浙江人,平日與弟無往來,此次在上海軍民中宣言,湖南有葉煥彬,不可不竭加保護,若殺此人,則讀書種子絕矣。此人可感,殺我不足懼,惟以弟爲讀書種子,則真知己也。弟與人笑談,民軍斷不殺我,土匪則殺我。民軍聞之,莫不大笑。”[23]
從這段對話看出,葉德輝埋首古籍之中,對世事變遷太過無知。章太炎在清末時是參與同盟會的革命者,但此時已與赤化的國民黨格格不入,因倡言反對黨軍北伐,而遭國民黨下令通緝。在葉德輝眼中,章太炎仍是地位尊崇的革命黨人;而在國民黨眼中,章太炎和葉德輝一樣都是“封建餘孽”,章太炎幫葉德輝說話,於事何補?更何況,“民軍”早已“土匪化”,既然“劉項從來不讀書”,對“讀書種子”哪會有半點疼惜?毛澤東公然叫囂“痞子運動”,豈會因為害怕被葉視為“土匪”而放他一馬?
    據說,葉德輝惹禍是写了一副对联讽刺农民运动:“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据葉德輝後人所撰之《先君葉德輝遇害事實》記載:

今年三月,湘長沙亂起,人皆以先君負重名,爲之危,勸其他避,先君以近日既不與人交接,復未論是非,自可置身事外,不意初七夜,突有無數暴徒,手持梭鏢將屋宇包圍。時先君方自撰年譜,聞變欲走,然已不及。是夜,先君至特別法庭,逾日,親友往問,見先君神色自若,以為可保無虞。至初十日亭午,特別法庭委員提問,禮貌尚優,先君自知不免,閉目不視,問之則曰,吾不願見汝等賤種也。郭景純有言,命盡今日,汝等亦不久於人世矣。遂遇害。[24]

葉德輝死於三月八日而非十日。《東方雜誌》的一位編輯,當時還是中學生親眼目睹了屠殺的過程:

    時爲三月八日婦女節,余隨師友參加肅清反動份子示威大會,因人小,什麽都看不見,聽不到,遠遠地只聽到槍聲兩響,群眾大亂,四散驚逃,我隨王林蘇國文老師立即前往觀看:只見葉、余(余太華金號老闆余治華)均著皮袍馬褂,雙手反縛,同時倒臥血泊中,慘不忍睹。當時任大會主席的是所謂中央候補委員夏曦,其他共匪頭目還有淩炳、郭亮等都在臺上。司儀的是名體育教師李惠迪,因尚無麥克風,只好手執錫製大喇叭,大吹特吹,每一句話都要重複三次,即向正中及左右各一次。此爲促成兩月餘後長沙五月二十一日馬夜鏟共運動的近因。其後郭亮夫婦亦被何芸樵(何健)主席派員在岳陽逮到,亦公開槍決於教育會坪,並梟首示眾於長沙司門口湖南省會公安局前,青蓮紙室對面電線桿上七天,可謂爲葉、余二氏報仇了。[25]

葉德輝面臨死亡,尚能保持風度與氣節。“少年科第,爲湘劣紳。謗滿天下,人故鬼新”,葉德輝之死,包括其家中的珍本藏書遭到暴徒的劫掠毀損,讓全國知識界嘆息不已。
    葉德輝臨死前發出詛咒的預言,預言那些殺害他的人同樣不得善終。果然,大部分參與殺害葉德輝的地痞流氓,數月之後皆遭國民黨軍隊之剿殺。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當時下達抓捕和審判葉德輝的命令的中共黨棍柳直荀,此前業於教會創辦的雅禮大學並獲文學士學位,此時卻投身共產黨的殺戮事業,任湖南省政府委員和省農協籌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柳逃過了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黨清黨一劫,後來一度代理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又任紅二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要職,若能熬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也算是“開國元勛”之一。然而,一九三二年,在中共內部更加殘酷的肅反運動中,柳直荀等一千五百多人打成「國民黨改組派」、「AB團」,逮捕關押,嚴加拷打。柳直荀在湖北省監利縣周老嘴心慈庵被處決,死得比葉德輝更慘。
像柳直荀這樣被自己人殺害的中共幹部多如牛毛,百般遮掩的中共黨史中不會有他的名字。柳直荀戲劇般地被人們記得,乃是因為一九五七年其遺孀李淑一將一首悼念亡夫的《菩薩蠻》詞寄給毛澤東。那時,大概正遇到毛澤東與江青鬧彆扭,毛忽然思念被他拋棄並遇害的楊開慧,遂復信李淑一,並附上《蝶戀花·答李淑一》詞一首,其中有“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揚直上重霄九”之句,“驕楊”當然指“楊開慧”,“柳”便是指“柳直荀”。文革時期,一些民眾常常誦讀這首詞來曲折地表達對江青的反對。

非爲殉清,乃爲殉真理

在王國維自盡前幾天,王國維的友人金梁曾與之長談。金梁記述說,王國維平時性情靜默,那天卻不同尋常地憂憤,“憤激幾泣下,忽然談到頤和園說,今日乾淨土,唯此一灣水耳”。
除了清朝的遺老遺少外,情感上比較傾向清室的學人大都認為,王國維自殺是爲了殉情。比如,吳宓評論說:“王先生此次捨身,其爲殉清室無疑。大節孤忠,與梁巨川同一旨趣,若謂慮一身安危,懼爲黨軍或學生所辱,猶爲未能知王先生者。”[26]陳乃乾在《觀堂遺墨序》中也指出:“夫先生以身殉遜清,實無補已亡之社稷,而中國學術之有待先生者無涯矣,孰重孰輕,先生辨之審矣。然先生不死於光復,不死於復辟,竟死於燕都承平之日,博亡朝‘忠悫’之封,真先生不幸,亦吾國文化之大厄也。[27]後世有學者甚至認為:“观堂自沉,依当时理解观堂心境之遗老所见,乃代溥仪‘受戈’,欲令北伐军‘引甲而退七十里’,甚至‘引甲而归’,以求能保全‘吾君’溥仪。[28]這種說法未免太過野狐禪,王國維無論如何迂腐,也不至於認為自己的死亡可以讓北伐軍退兵。
其他一些人士否定了王國維之死乃是殉清的推測。與王國維常常來往的殷南指出,從王國在考古方面的研究可以知道,王國維不是忠於一家一姓的遺老遺少,不為綱常名教所囿,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說:“太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而立武王也,周公繼武王而攝政稱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這種思想,豈是衛道的遺老們所能有的?即使有這種思想,也是不敢寫的。而清朝多爾袞之娶順治的母親,遺老們因為禮教的關係,一定替他諱言,而王國維認為按照滿洲風俗不足為奇。所以,殷南反問說:“你看他那身邊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29]史達也指出:“王先生的自殺,不在清朝打翻之際,也不在廢帝被逐出宮之會,可見這一死实在並非‘乃心王室’。”[30]
葉嘉瑩進一步考證說,靜安先生的死並非爲表示對清室效忠,他對清朝王室之態度相當疏遠。[31]王國維之所以接受溥儀授予的南書房行走之職,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讀到大內收藏的秘籍。他從不參與小朝廷內部的爾虞我詐,也看不起不學無術、遊手好閑的遺老遺少。王國維當然不認同民國,辛亥革命後避居日本多年,拒絕使用民國年號;但他對清室也並非愚忠,張勛復辟時他就置身事外,並諷刺復辟是“復夢”。所以,王國維“對於遜清與民國任何一方實在都不能完全歸屬”。[32]
王國維寫的《頤和園詞》,有人認為是懷念清室,但葉嘉瑩指出,“普通讀者對王國維在這些作品中所表現的仁者的襟懷與史家的筆法全然無所體認”。王國維在給日本友人鈴木虎雄的信中也袒露了心路歷程:“此詞於覺羅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於全國民之命運與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於此者。”[33]
因此,葉嘉瑩認為,在中國近代化的變局中,王國維乃是“一個文化認同混亂時代的犧牲者”:

靜安先生的悲劇,既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文化激變之時代中,新文化道德價值不能及時確立所造成的認同混亂,以及政黨之爭可能加之於一個有理想、有持守之學者心理上的嚴重威脅,也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一個不能追隨時代前進而一意迷戀於保守的人,所可能造成的偏頗愚執的嚴重的錯誤。時代既有負於靜安先生,靜安先生亦有負於所生之時代。[34]

在王國維的葬禮上,清華研究院的師生都行鞠躬禮,唯獨陳寅恪行三叩九跪大禮,師生爲之動容。陳寅恪在文化背景、精神氣質上與王國維最相似:他的祖父陳寶箴當過前清的湖南巡撫,他的父親是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詩人陳三立。陳寅恪撰寫了長篇悼亡詩《王觀堂先生輓詞》,以及《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墓銘》,並爲王國維的遺著寫序言,另外還有輓聯和七律輓詩。[35]陳寅恪一生中傾注文字最多的死去的師友就是王國維。
在《輓詞》的序言中,陳寅恪對王國維自殺的原因提出獨到的解釋:“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他認為, 由于“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使得“三纲六纪”之文化精神,已销沉沦丧。此种文化浩劫,为前所未有,“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所以,“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陳寅恪進而指出,王國維之死,“非具體之一人一事”,不仅只是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是“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在紀念碑的碑文中,他強調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換言之,王國維已經預見到即將來臨的黨國是沒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專制之國,作為“愛自由者”不可能或在“一九八四”的“美麗新世界”。故此,王國維不是殉清,而是殉真理、殉自由、殉文化。
王國維在生前曾多次張揚哲學、美術、文學、文化、真理的獨特價值。他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中說:“天下有最神聖、最珍貴而無與於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也。……夫哲學與美術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他在《文學與教育》一文中對比了政治家與文學家的差異:“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予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予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經營者,後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則其遺澤且及於千百世而未沫。”他是少有的將學術與真理貫通的知識人,他爲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王國維之死,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在種種截然相反乃至自相矛盾的評論中,顯示出中國知識界和文化界的整全性的世界觀已然破裂,或者說,再也找不到所謂的“共識”了。王國維以他的自沉,標識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中國士大夫追求內聖外王,治學的目標是追求完美政治的終極理念,即錢穆所說的“學治”。但是,二十世紀以來,道德精神無法經由學術包裝起來,和政治不再存有依附關係,而政治理念也無需披上道德的外衣。從王國維自沉之後眾人討論之例來看,時代環境和氛圍影響人們的處境和活動,甚至包括如何評價人物行為,而人們也藉由各種評價所衍生的概念,進而改變或充實原先的內涵。道德政治化在民國的沒落,至少說明政治取向裡,道德已經失去它本來的光芒。新的知識分子不在將追求崇高的道德價值和政治串聯在一起,士的理想似乎也將終告結束。[36]

蘇俄是中國最大的敵人,共產主義是最邪惡的思想

若是普通的軍閥混戰,王國維不會過於緊張。民國初年以來,王國維經歷過好幾次大規模的軍閥戰爭,統御北京的總統和總理走馬燈似的輪換,可謂“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但這一次的黨軍北伐,與此前的軍閥戰爭完全不同,無論是南方的國民革命軍,還是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其背後都是蘇俄的力量在支撐,而蘇俄秉持的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若黨軍獲勝,就是蘇俄獲勝,必將導致共產主義的邪惡思想汙染神州大地。中國不僅將亡國,更將亡天下、亡文明,這就比明清易代和民國取代清朝更為嚴峻。
清初以明朝遺民自居的那些士大夫們,已經有“亡國”與“亡天下”之區分。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在這些大儒看來,易代之際的危機,正在於這施暴嗜殺以至受虐自斨中「人道」的淪喪,這是比亡國更令人絕望的情境。即便如此,王夫之等人沒有選擇“死節”,而是活下來,乃是因為“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道存,而道可不亡”。由此,他們確立遺民生存的大意義。[37]這也許是王國維在清朝滅亡之後仍然活下來堅持學術研究的價值支撐。但是,當黨軍北伐毀滅一切文化和人道的時候,他就只剩下用結束生命來抗議這個最後的手段了。
晚清以來,中國的士人大都敵視俄國。一八九七年前後,王國維對沙俄極為反感,斥責沙俄對中國“如圈牢羊豬,任其隨時宰割”。一九一五年下半年,有關沙俄是敵是友的問題,引發知識界的一場大爭論,《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刊登了若干論戰文字,還有人編輯成《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一書。身在日本的王國維雖未參與論爭,但不會對這個他高度關切的話題的討論一無所知。
沙俄本來就夠坏了,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蘇俄更是升級換代,成為亙古未有之邪惡帝國。那時,王國維就意識到,俄國革命將影響東方各國的內政外交。李大釗從十月革命中看到的是天堂般的“赤旗的世界”,王國維看到的卻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恐怖地獄,“俄羅斯赤地數萬里,餓死千萬人,生民以來未有此酷”。王國維在給羅振玉的一封信中寫道:“俄德過激黨事,英法俱有戒心,恐日本亦未必不然。然至今不聞諸國有翦除之計。……德利用之以傾俄,終受其禍,乃甘蹈其覆轍而不悟耶!長此以往,則全世界將受其禍。……中國報紙亦復陰贊其說,我生不辰,如何如何!”他精闢地揭示出了十月革命之暴虐殘忍,不僅戕害俄國本國百姓,而且將像病毒般傳染世界,中國也會成為受害者之一,他為此發出絕望的嘆息。王國維很少寫作政論文字,少數幾篇政論文稿也在其自盡前焚毀了,但他在政治上極具遠見卓識。他在惟一一封給溥儀的條陳時勢的上書中,痛斥蘇俄共產主義之禍害:“於是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頃即見矣!俄人行之,伏尸千萬,赤地萬里,而卒不能不承認私產之制度,則曩之洶洶,又奚爲也!”[38]就連胡適、徐志摩、丁文江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一度受蘇俄蠱惑,王國維這個“老古董”居然如老吏斷獄,如庖丁解牛,將蘇俄的本質看得清清楚楚。
周錫山在《王國維集》的前言中,稱讚王國維對世界大勢和中國未來充滿先知般的預見:“王國維對於古代史的卓越史識,已經爲世界公認。他對於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發展趨勢,亦有令人驚歎的驚人預見……雖然當時共產黨還未成立,但以學者觀世,能夠如此預見,充分體現了一代歷史學家的遠見卓識。”[39]王國維的第一身份,不是文學評論家——儘管他最為大眾所知的是文學評論類著作《人間詞話》;乃是歷史學家,在民國初年時他已開始學術上的轉型——有一段時間集中研究元史,則必將涉及北方異族之邊疆塞外之史,也肯定要接觸更多的有關沙俄的史料。從昔日沙俄的背信棄義、瘋狂擴張,到今日蘇俄支持國民黨、馮玉祥和共產黨明火執仗地顛覆中國的合法政府的險惡用心,王國維洞若觀火。
長久以來,人們忽視了作為天才的預言家的王國維,而單單以學問家來定義之,顯然過於狹窄。早在一八九八年,王國維就準確地預言了戊戌變法必將失敗,隨後又預言了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到了俄國十月革命時,他更是憂心忡忡——與之接壤的中國,不可能安然無事。在如火如荼的五四運動中,王國維的立場跟那些自詡為愛國者的學生截然不同:他寫信給當時被學生和輿論視為賣國賊的陸宗輿,建議陸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一個議案,“團結全世界各國剿滅俄國布爾什維克”。[40]當然,他的這一建議不可能爲陸宗輿和北洋政府所接納,更不可能被參與巴黎和會的協約國領袖們接納。
不過,王國維的名言“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只說對了一半。他所指的“共和”,只是中華民國宣稱那種表面上的共和模式,在民國初年的實踐中左支右絀;只是孫文東拼西湊的、名為共和實為獨裁的“三民主義”和“訓政體制”,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共和與憲政體制。王國維對希臘的城邦共和制度,對近代以來以英美爲代表的兼有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共和制度,並無深入的瞭解和研究,他所知的西學僅僅是從日文翻譯而來的德國叔本華哲學。如果他能像托克維爾那樣謙卑地觀察美國這個新興的共和國的社會體制,或者讀一讀托克維爾的名著《民主在美國》,那麽他對“西方”就不至於全盤否定。所以,如果將王國維的這句話稍加修正,真義是:以訓政始者,必以極權終。誰要把人民當作孩童來規訓,誰就是百分之百的獨裁者。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聽聞歸順國民黨的馮玉祥軍即將渡過黃河,在“京中一夕數驚”的“奇變”中,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死狀雖慘,畢竟可以免遭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對孿生兄弟之羞辱與折磨。四十二年之後的一九六九年,在文革狂潮中,王國維的次子王仲聞被打成“特務”,不敢受辱而服毒自盡。父子兩人的命運,折射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人在強大的獨裁政治之下的悲慘命運。


[1] 柏生(劉節)《記王靜安先生自沈事始末》,見《王國維全集》(第20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頁310-314
[2] 柏生(劉節)《記王靜安先生自沈事始末》,見《王國維全集》(第20卷),頁310-314
[3] 王東明《王國維家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頁45
[4] 陳鴻祥《王國維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頁275
[5] 康來新等合編:《劉吶鷗全集·日記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年),頁396
[6]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2009,頁304
[7]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頁775
[8] 吳宓《吳宓日記》(第三冊),(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4-5
[9] 陳鴻祥《王國維傳》,頁264-265
[10]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台北:蘭台出版社,2013年),頁322
[11] 王東明《王國維家事》,頁21-22
[12] 陳鴻祥《王國維傳》,頁269
[13] 王東明《王國維家事》,頁36
[14] 王東明《王國維家事》,頁35
[15] 陳鴻祥《王國維傳》,頁268
[16] 參閱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380-395
[17] (加)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81-82
[18] 姜亮夫:《回憶錄》,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425-426
[19] (加)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78
[20] 顧頡剛《悼靜安先生》,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417-419
[21] 王世昭《中國文人新論》,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416-417
[22] 一九一零年春,長沙發生搶米風潮,葉德輝因有穀不售,被清廷革職,從此喪失了對湖南省政“陰移暗轉”的權勢。一九一三年,他嘲諷長沙坡子街改名爲“黃興街”,被唐才常之子唐蟒派兵捉拿。一九一四年,他又被湖南都督湯薌銘追捕。一九一五年,他出任湖南教育會會長和湖南經學會會長,掀起尊孔讀經運動;又任籌安會湖南分會會長,幫助袁世凱營造稱帝輿論。袁世凱稱帝失敗後,爲避禍赴蘇州參與刊刻《四部叢刊》,直到一九二二年才返回長沙。一九二四年,他又因反對湖南省憲運動,被省議會目爲“毀憲分子”,派兵捉拿。然而,每次葉德輝都能轉危為安。
[23] (日)鹽谷溫:《先師葉園先生追悼記》,轉引自周言:《王國維與民國政治》,(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頁305
[24] (日)鹽谷溫《先師葉園先生追悼記》,轉引自周言《王國維與民國政治》,頁305
[2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一至六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研究中心:1977年),頁276
[26] 《王國維全集》(第20卷),頁260
[27] 《王國維全集》(第20卷),頁218
[28] 刘季伦:《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诗笺证稿》,見《东岳论丛》,2014 月號。
[29] 殷南:《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407-409
[30] 史達:《王靜安先生致死的真因》,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415
[31] (加)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65
[32] (加)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79
[33] (日)鈴木虎雄《追憶王靜安》,日本《藝文》第十八年第八號,頁54
[34] (加)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95
[35] 周言《王國維與民國政治》,頁322
[36]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305
[37]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68-269
[38]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頁314
[39] 周錫山編《王國維集·前記》(第一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40] 周言《王國維與民國政治》,頁360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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