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日星期二

莫之许:中国「革命」、「改良」争未休(中)



随着市场机制的基本确立,加入国际经济秩序大体完毕,中共已完成了基本目标,新社会群体的兴起和泛自由化话语的传播,又对其构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一情况下,中共开始着手收回曾经容忍的空间,这一转向,不仅逐步断送了渐进改良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提前引爆了所谓的革命和改良之争。(汤森路透)
 
 
编者按:本报专栏作者莫之许于「中国『革命』、『改良』争未休」上篇开头提及,近年来中国「口炮党」、「改良公知」之争,以及「革命派」、「改良派」之争,几如方生方死的漩涡,反复出现的论争剧幕,虽对现实未必有所帮助,却可能反映了中国思潮版图的消长,对应着当下社会结构的悄然变迁。本篇文章即为进一步阐述中国自2010年以来的流变和冲突,并以为梳理。
 
1989年后的废墟上,赫然出现的,不是对于体制的弃绝,而是对于体制加以寄望的渐进改良主义,这一违背正常逻辑的「神逆转」,源自悲剧刺激下的心理扭曲,不过,观念一旦诞生,也就获得了独立于其心理根源的命运旅程。
 
「柔性」幻觉的兴起
 
坦克履带下的「柔性」幻觉,首先来自市场化重启,1989年悲剧事件后,尤其是苏东变局之后,当局意识到,为避免中国在外部封锁和内部匮乏中,出现苏联东欧式的溃败,必须重启市场化进程,这促成了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市场化或者经济改革的重启,首先唤醒了所谓的党内改革派,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的重启,意味着1980年代改革蓝图的赋归,不仅摆脱了1989年之后的停滞与孤立,经济改革也可能成为进一步政治改革的先声。「政改滞后论」一直是大陆渐进改良主义的普及版本。
 
此外,为了重启市场化,体制既需要在内部抵御重新集结的保守实力,又需要化解因为六四镇压而形成的国际压力,前者使得「既要反右,也要反左,但根本是要反左」,成为当局自觉的选择;后者则使得当局被迫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如流放政治犯,取消「反革命罪」死刑,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等等。两者的共同作用,促使当局对于自由化话语采取了相对容忍的态度。
 
1997年中共15大前后,以邓力群为首的毛左派,以多篇万言书的方式质疑市场化改革,最终,邓力群等人的言论阵地《中流》为当局所取缔,同期,《南方周末》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市场化媒体急速扩张,各种泛自由化话语如哈耶克主义广为传播,以致1998年底,朱学勤在《南方周末》宣布,「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表明,在世纪之交,渐进改良主义等泛自由化言论,为当局所相对容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转播空间。当局的这一转变,则被看作是保留自由化走向,且可能趋向柔性的证明。
 
最后,市场化需要对应的制度现实,当局为此推动了相关法制建设,容许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市场化也带来了诸多新的事物和空间,如市场化媒体、NGO组织,网络言论空间,等等,在确立市场体制这一大前提之下,当局对此采取了先观察后管控的策略,这就带来了某种因为滞后的空间,但在当时,这也同样被解读为体制趋向「柔性」的证明。
 
总之,市场化的重启、当局对自由化话语的相对容忍,对于新事物和新空间先观察后管控的「滞后」策略,三种因素共同促成了体制「柔性」的幻觉,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渐进改良主义也很快迎来了其黄金时期。
 
渐进改良主义的黄金时期
 
市场化的深入,为渐进改良主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一方面,市场化重塑了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产生了大批新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兴起,与市场化密切相关,从而天然具有亲自由化的态度,盼望具有更多权利和保护,更多公正和平等的制度改变;与此同时,既有专政权力体制并未相应变化,体制依旧掌握着与经济相关的几乎所有核心资源,这些群体又与体制有着相对紧密的关系,对于现行利益格局和运行秩序抱有大体肯定的保守心态。主流新兴群体身上的这种两面性,催生了一种我称之为「求变怕乱」的态度,与渐进改良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和,也因此,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新兴社会群体的崛起,渐进改良主义迅速获得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受众,以及对应的市场化媒体、门户网站等舆论平台。
 
另一方面,市场化也改变了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对多的新生事物和空间,如市场化媒体、网络言论空间、NGO组织、法制普及等等,依托上诉因素,普世自由化观念得以逐步传播扩展,法制维权活动崭露头角,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意愿开始萌芽,与上述体制的「柔性」假设相配合,渐进改良主义认为,市场化带来的社会改变可以得到持续积累和发育,并在与体制互动中逐步成长。一种以市场化及相应的社会发育为基础,通过去政治的方式,在不触及体制政治底线的情况下推动民间发育,官民互动,最终实现渐进转型的图景,以各种近似而有所区别的方式开始广为流传。
 
在世纪之交及随后的几年里,体制对自由化话语的相对容忍,产生了体制趋向「柔性」的假设,市场化深入,一方面为渐进改良主义带来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受众,也产生了与体制「柔性」相配合的诸多新生事物,两者共同编织出若干渐进改良转型图景。渐进改良主义在世纪之交迎来了其黄金时期,并迅速成为了中国民间关于制度转型的主要想象和寄托。中国有望通过渐进的改良途径获得转型的话语广为流传,相对被体制屏蔽而处于边缘化的异议反对话语,渐进改良话语受众广泛,且受到官方相对容忍,被看作是一种更为现实和可行的选项,获得了近乎政治正确的地位。
 
分歧的浮现
 
渐进改良主义成为了中国民间关于转型的主要想象和寄托,政治异议反对也并未偃旗息鼓,同样是面对市场化进程,以及相应的制度社会改变,政治异议和反对群体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努力,除1998年中共民主党公开组党之外,伴随着渐进改良主义兴起的,主要有两个方向的努力:
 
其一,是以法制维权的展开为依托,倡导政治化维权。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带来了通过维权活动打破自1989年以来参与冻结状况的潜力,在政治参与一时仍难打破坚冰的情形下,维权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参与扩大的替代选项,并为大陆的政治转型提供一条新的出路。出于这种考虑,维权运动这一概念被范亚峰等人创设并传播了开来。政治化的维权运动,更多的是利用法制架构进行动员和组织,作为发起社会运动的手段,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还包括高智晟、郭飞雄、胡佳等人,几乎是在一开始,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就采取了更带有政治意涵的表述,更直接激烈的行动方式来进行推进。
 
其二,是通过互联网(网络)空间,传播异议反对话语,形成意见联盟。世纪之交以来,刘晓波等异议知识分子,积极利用包括境外网站在内的网络空间,扩大包括异议言论在内的自由化话语的传播,此外,利用诸多公共事件和历史周年,通过网络签名等行动,逐步形成意见联盟,在体制对于泛自由化话语相对容忍的大背景下,异议人士也获得了少许空间,这为异议群体逐步走向线下,实现进一步联合提供了可能,独立中文笔会的出现,即是这一努力的产物。当然,异议话语传播、走向进一步联合,并最终形成意见联盟的努力,其集大成还是2008年底的《零八宪章》,这一文本,提出了非常全面的政治要求,而首批303人、随后2万余人的签署,更标志着1989年异议群体走向联合的最高峰。
 
不出所料的是,上述两个方向的努力,都遭遇到了当局迅速而严厉的打击,这一事实本身,不仅凸显出了异议反对话语与渐进改良话语的区别,同时也直接形成了对体制「柔性」假定的质疑,埋下了争论的引线。
 
在迅速和严厉的打击面前,体制「柔性」的假定显得虚弱而可疑。此外,体制不仅并未放松对于异己的镇压,因应市场化的展开,体制更扩大了维稳的范围和力度,换言之,在重启市场化,并对自由化话语相对容忍的同时,对于异己的镇压,和对社会的管束和压制,其实一直都在升高,前者包括1998~1999年间和此后,针对中国民主党和法论功群体的大规模镇压,后者则包括访民黑监狱,法制学习班(相当比例为法论功学员)、非法失踪、软禁等维稳手段的普遍采用,这些事实的广泛存在,令体制趋向「柔性」的假定受到了更多的质疑。
 
其实,即使在渐进改良主义的黄金时期,刚柔「天问」的争论也总会不期然地冒出,如2006年,围绕政治化维权是否得当的问题,以丁子霖老师的一篇「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为开端,在坚持政治化维权的群体和倾向柔性互动的群体之间,就爆发过一场论战,而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可以观察到体制的转向,随着市场机制的基本确立,加入国际经济秩序大体完毕,体制已经完成了其基本目标,新社会群体的兴起和泛自由化话语的传播,又对体制构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一情况下,体制开始着手收回曾经容忍的空间,这一体制转向,不仅逐步断送了渐进改良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提前引爆了所谓的革命和改良之争。

文章来源: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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