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30日星期日

冉云飞:让异见资源代代相传



4月15日英国免费的《地铁报》第26版世界新闻摘要里有两条中国新闻,其中一条是讲《南华早报》将胡锦涛名字错译成胡佳的事。编辑取了个非常谐谑有趣的标题:Sorry,Mr President,you’re not dissident.总统(主席)先生的确不是异见人士,就像中国古代的江湖和庙堂,如今的民间和官方在很多方面是对立的一样,不仅因为角度和利益之别,更是价值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所致。
民主自由的社会,总统与多元的民间固然亦有一些不同,但其价值差异和利益不会不同到,有权力者必欲置异见人士于死地而后快,但在极权制度下却必然如此。林昭就是在极权社会下坚持做人的尊严,争取自由而被残酷折磨致死的典型。不特此也,极权社会还有一个常用的管制方式,就是有效地封堵和隔离这些批评极权的资源之自由流通,使得每个个体的反抗,不管他(她)多么伟大,都被强力切割,只让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知道。从而让每个异见人士的努力最小化,以便实现强权统治的利益最大化。
许多反抗者和异见人士,他们反抗的方式除了行动便是不停地言说。而言说便是用真实有据的文字,将极权统治混淆掩盖的事实揭露出来,以便更多的人知晓极权对人民的普遍奴役。而文字传播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载体:媒体发表、机构出版。但在极权制度下,媒体和出版都被官方垄断,即便你能产生“源”——即你有原创能力——但没有传播的“流”,亦即发表和出版的载体,那怕你能“源源”不断,也无人知晓,更没有传播后所能产生的读者共鸣和社会效果。既如此,那么就不能不寻求民间的自我传播。民间传播渠道多种多样:手抄本、油印、复印、铅印、民刊等,如果能自由传播,虽然规模不大,也应该有一定的社会效果和群体影响。
但问题在于,官方除了垄断正规的出版和发表渠道外,对民间的传播渠道竭尽全力加以封堵。因为任何异于官方理念的东西之传播,都会使官方充满惊悸的、受虐狂式的高度警觉。这种对异样声音下意识的打压警觉,使他们对异见人士的迫害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于是林昭因在《星火》上发表《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便成为她继续被判刑并最终致死的铁证。由于《星火》流传不广,再加上官方的销毁与打压,因此《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费尽周折才找到。
费尽周折找到的《海鸥之歌》等林昭的作品,和那些至今还没有重见天日的带血文字,是林昭精神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异见人士抗击极权政府的有力铁证。但因为传播不易、流传未广,使得林昭这样的精神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这既有极权政府通过撒谎混淆视听的功效,亦有高压制造恐惧给民众带来的惊悸与麻木,更是因为传播方式的“古老”使得具有反抗力量的民间资源被官方阻隔。正是由于民间精神资源的传播被官方切割阻隔,使得每一代的异见者反抗极权的精神资源都严重缺乏,要么到民国去找,要么到国外去找,使人们认为反抗是非常久远的事,而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在反对。事实证明,即便最为严酷的时代也曾有人认真地反抗过,哪怕非常稀有。知道你身边或者活在你同时代的人,与你一样在反抗,不仅是精神上互相慰藉,也可以互相砥厉和打气,从而减弱反抗者的精神孤独和内在恐惧。
朱学勤先生曾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来表达对那些地下民间思考者的缅怀。这些失踪者,就是因为传播未广,致使一些人湮没不闻。在如今网络勃发的时代,应该把散落到民间的精神资源网络化,使其重新得以较广的传播,因为这也是我们反抗极权政治不可缺少的精神养料。比如林昭、黄政的《中国改革方案》虽然并不成熟,然而在那个时代却也算是石破惊天。今天于网络上传播较多的《零八宪章》,大家都知道它得源于捷克“七七宪章”的精神滋养,得源于百年前清末立宪和民国的宪政教育,但其实它与《中国改革方案》也不乏精神上的传承。尽管《零八宪章》不可能受到《中国改革方案》的直接影响,但我们应该指出这里面的内在理路的相通性,以便使前驱者任何一点努力得到纪念,更可以在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向度中找到其相应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今天》作为民刊的中坚如何影响了当代文学,其实更多民刊的努力不为人们知晓,比如八十年代重庆的梁俊西创办民刊《公民报》和《童音》,而坐牢八年,就没有多少人知道,像这样的事不胜枚举。成都的《野草》杂从1978年开始持续办了26年,直至2004年被有司勒令停办为止——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期《野草》杂志纪念张献忠大屠杀成都三百六十周年,而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这样的时间跨度在民间杂志史上也是少有的。八十年代四川是地下诗歌的重镇,到如今有许多老年人都在写回忆录,回忆并记录自己所经历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王建军先生主编的《五八劫》和《五八劫续编》,非常详尽地用第一手档案和实物资料展示了五八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未成年人的大规模迫害。接下来又有陆清福、曾伯炎、严家伟、彭慕陶、黄承勋等人写出自己的回忆录,自费出版,使得官方对出版和发表的垄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当然更年轻的一代如廖亦武、王怡早就自费印刷了自己不能公开出版的书籍,以便传播。
我一直认为,民间资源从来未曾被完全阻断过,在严酷的时代也细弱游丝地存在着。官方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大字本虽是特权的产物,但却由于“供批判用”和“内部出版”产生了令人吊诡的地下传播效果,为思想解放奠定了一定的精神土壤。也就是说,官方固然不想为民间培植精神土壤,但它却以特权的出版方式和地下的传播渠道,埋下了自掘坟墓的民间种子。虽然如今的现实依然如历史学者张鸣所说:政府已经练就了双手互搏的绝技,一手制造混乱,一手维稳——其实这不是他们如今才学会的高招,而是六十年来都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一方面他们弄得民不聊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却转嫁到所谓的“敌人”身上,不停地制造敌人,以便为打压异己、转移视线留口实——但民间的种子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其发表的门槛大为降低,传播的渠道更为迅猛。也就是说,要扼杀现在的民间资源和思想比林昭时代在技术上困难了不少,异见人士所写的文字从理论上讲,应该不会再出现像《海鸥之歌》差点消失于天壤间的命运。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利用互联网的无远弗届,来为民间资源的健康成长壮大,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努力,而不辜负上天赐于我们互联网的特殊意义。
2010年4月17至19日凌晨一时于成都
文章来源:自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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