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31日星期一

杨宽兴:感念何家栋先生



我对何家栋先生并无深知,仅有的几次接触,却足以让我对他感念终生。
1993年底,我从山东来到北京,一边坚持读书自学,一边从事民运活动。此前我用了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靠经营图书批发,积攒了几千块钱存款,这几千块钱就是我在北京立足的全部经济支撑。
到了1994年7月,因为受到我的牵连,我妻子失去了她在大学中的教职(事见本人《“六四”五周年纪行》一文),被迫从济南来到北京打工,于是,生存压力便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那年我24岁,最糟糕的是,因为参与八九民运,被山东大学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退学,我两手空空地走出大学校门,连一份大学肄业的证明都没有拿到。因此,象很多因参与八九民运失学的朋友一样,我只能首先在广义的“民运”圈子里寻求帮助。由于居住地与何家栋先生相距较近,我便到他位于六铺炕的家中拜访,问他能否帮我找一份工作。
其实,这只是我与何先生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的缘由已经忘记,大约是替王丹传一份资料给他,或者是与王丹一起去过他家。因为只有一面之交,说实话,去何先生家求助之前,我是犹豫再三的,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请求显得过于唐突。
但何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他鼓励我坚持读书,坚持独立思考,然后,他把一位朋友的电话给我,要我和这位朋友联系。
这位朋友供职于创立不久的《中国经济时报》,据他说也是经过何先生的引见才到这家报社工作的,但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加上报社草创,正是用人之际,很快便升职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巧合的是,我和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楼见过面,并有过交谈,所以他对我也很热情,他说报社正准备招聘一批记者,他会替我报名上去,考试前电话通知我。
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给这位朋友,他连声说抱歉抱歉,因为工作繁忙,他忘记给我打电话,而报社的招聘工作已经结束。
没办法,再次硬着头皮去找何家栋先生,他二话没说,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一位老先生接待了我,听说我是何家栋先生介绍来的,大致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当即起身去找总编商量。于是,我就在这家报纸——《中国合作经济报》找到了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
《中国经济合作报》挂靠在供销合作总社下面的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经费极端紧张,人员工资很低,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里,我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编辑知识,并开始以一种平常心融入社会。
更重要的是,编辑部办公地点与王丹家相去不远,仍然可以经常见到王丹。我和王丹决定,把王丹的一些文化采访记录,以他的笔名“星子”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在报社内部,则声称“星子”是我的笔名,于是,一些打擦边球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就堂而皇之地登载了出来,当然,由于报社经费紧张,没有稿费,这一点我是和王丹提前讲明了的,他也欣然接受。
除此之外,我还以《95文坛硝烟乍起,诗人黄翔状告“作家”》这种八卦式的新闻标题,报道了诗人黄翔与作家出版社的出版官司,而黄翔的名字,无论当时还是时至今日,都是被官方大力封杀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作家出版社蛮横毁约,腰斩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一书的出版计划,我的这篇报道,使黄翔的名字顽强地出现在了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中。报纸出来之后,我背了一大摞来到黄翔和张玲居住的圆明园画家村分发。
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尽管只有三百块钱,但对已经很久没有收入的我来说,却是个很大的鼓舞,妻子还高兴地去买条鱼给我“庆功”。我觉得该向何先生汇报一下,就在财力许可范围内,上街买了盒茶叶去看何家栋先生。何先生听我说了工作情况后,也很高兴,但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来就来吧,买什么茶叶?拿回去。你才赚几个钱啊,以后不要带东西。”我想这就是何家栋先生的风格,笑眯眯的批评。如果换了严厉的许良英先生,说不定就把茶叶丢到门外去了。
那次在何先生家聊的时间很长,彼此很轻松也很随意地谈了很多话题,何先生还把一篇陆建华采访何先生的长文拿给我看,采访刊登于国内一家著名报纸。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陆建华的名字,就问何家栋先生陆建华是谁,何家栋先生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是“我们的朋友”。由于何家栋先生的介绍,尽管我从未见过陆建华先生,但多年以后,当陆建华作为特约评论员频频亮相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体现了中国社会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微小进步,但也正是因为何家栋先生的介绍,当陆建华博士突然被抓捕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过分惊讶。
由于报社财政困难,也由于1994年底的一次全国性“串联”所需,我辞去了《中国合作经济报》的工作。1995年春天,为了征集《迎接国际宽容年,呼吁国内宽容》和《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的签名,我和江棋生分头奔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即而来的一次抓捕,再次打乱了我的生活。
从位于昌平七里渠的收审站出来以后,我曾再次拜访何家栋先生,他建议我低调行事,首先保护好自己。当我提及我妻子是江西赣州人的时候,他说当时的赣州市委书记是他朋友,如果我去江西,可以去见见这位书记。
迫于生存的压力,我借钱在清华大学校内开了一家书店,可是在1995年年底,连续遭遇两次警方抄家,这种事对人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1996年,我决定离开北京,回山东谋生,告别时刻处在恐惧之下的生活。
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回到北京,曾与朋友谈及重新拜访何家栋先生之事,但事不凑巧,加上也无非见不可的具体事由,没有前去看他,此刻已成终生遗憾。
但何先生在1994年对我的帮助,我从未忘记。在何先生的一生之中,这只是一件小事,据我所知,他曾经帮助过很多年轻人,但从不宣扬。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要做的事,当我向他提出找工作的请求时,无官无职的他,一再表现出义不容辞的热情,仿佛这本来就是他的份内之事。在他身上,助危救困的侠肝义胆与睿智的思考融为一体,他是一个思想着的行动者,一个行动中的思想家。
十年来,尽管不曾再次见到他,但借助于文字的传播,不时感受到他的存在,我相信,即使在他逝去之后,其思想影响也不会减弱,的确,对世纪至交的中国思想史和自由史来说,何家栋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名字。
新世纪2006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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