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

郑贻春:共产极权信息之垄断及其破解(下)


15、信息的广泛性

信息的广泛性是指,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分门别类的、五花八门的信息。自然界有自然界的信息,人类社会有人类社会的信息;有宏观宇宙的信息,有微观宇宙的信息;有历史的信息,有现实的信息。信息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信息浩浩荡荡、无边无际。人生在世,是接收、处理、发布各种信息的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了解信息、掌握信息、运用信息,就是要尽力地捕捉并有效地利用各种有价值乃至最有价值的信息,以充实和丰富我们多彩的人生。

16、信息的普遍性

信息的普遍性是指,信息是普遍存在的,因为物资是普遍存在的。信息既存在于有机界,又存在于没有生命的无机界。各种事物,无论人还是事,无论植物还是动物,都是通过各自的信息呈现于世的,每个事物各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信息及其表达方式。

古希腊哲学家把人脑称之为小宇宙。这表达了早期人类对于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朴素的直观认识,也确实揭示了某种客观真实。人脑是宇宙中最复杂、最精密、最神奇的生物系统。人脑的奥秘至今也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一切的潜力等何以能够发生、发展,还有很大一部分仍然处于五里雾中。人脑蕴藏丰富的信息库还远远没有被打开,仍然是神秘莫测、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与进步,人脑的丰富宝库将会赫然洞开,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创造力、才能乃至天才,一定会前所未有地和蜂拥而出地迸发出来。

人类生活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不同信息。处于各种信息的包围之中,就是处于信息的普遍性之中。

17、信息的积累性

信息需要不断地积累而愈益地丰富起来。信息不积累,就必然地显现出单薄、无力、虚弱之状态。正像一个在事业上或学问上有所成就之人,绝非一朝一夕、一曝十寒之结果,而必定是由千万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作之结果。研究一个科目、钻研一门学问,没有经年累月的扎扎实实的积累是不行的,是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功底的。没有功底而只靠花拳绣腿地糊弄事,那是迟早要漏兜子的,终归是一事无成的。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功底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积累,必定没有大的收获大的成就。丰富的知识需要积累,丰富的信息同样需要积累。

信息的积累性,就是信息的丰富性。丰富的信息是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的,这就如同获得知识和才能的情况一样。倘若要获得丰富的信息和学识,没有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持之以恒之拼搏,注定是不会有充足的信息的,也是不可能有渊深的学识的。

信息掌握得越多,头脑就越能够变得开阔,就越能够游刃有余、扎实有力、心想事成、梦想成真,此之谓:艺高人胆大。或叫做: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玉不琢,不成器。这就是说,积累信息得需要长期地集中注意力。只有千锤百炼,才能修成正果。

18、信息的创新性

信息的创新性是指,在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地把握各种可能性,综合利用现有的一切信息,进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的信息;信息的创新性,表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信息的人可以在既定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分门别类的筛选、适得其所的加减乘除、千变万化的排列组合,从而使信息发挥出尽可能多的甚至最大的效应,以横空出世地创造出别开生面的新信息。

19、信息的多样性

信息的多样性是指信息的变换性。有一个说法是:一百个人看《哈姆雷特》,就有一百个不同的哈姆雷特。还有一个说法是:诗无达诂。一首优秀的诗篇自有其应有的多元、复杂性和不尽一致的解释,由此构成了诗歌理解的歧义性,即,这样分析也可以,那样解释也没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一样。简言之怎么理解都可能有道理,都不能说有什么大的差池。

信息的多样性在文艺作品中展示得尤为突出,在西方现代诗、美术、音乐、歌剧、电影等方面都可以找得到。无论达达主义还是野兽主义,无论印象派还是抽象派,很多艺术都有相应的表现。单就一幅画作的方式和内容来看,都有值得探寻的广大空间,都有广泛的乃至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多样性。达利的一幅抽象画,可以有多种解释,现代派艺术作品都有这样的情况。一部诗歌作品、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戏剧、一幅画作,常常表现出一言难尽的多重情感、多种含义,就像达·芬奇《蒙娜丽莎》神秘莫测的微笑一样,似乎总是让人琢磨不透。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这种多样性、复调性、复杂性,就在于这种余韵缭绕、回味无穷、一咏三叹的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之特征。

20、信息的个体性

信息的个体性是指,信息的接收、储存、处理、发布等是个体行为。即便是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其接收者也还是个体。信息的个体性,决定了信息必须以针对个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个体由于经历的不同、知识的不同、能力的差异、认识角度的不一,因而对于信息的取舍、认识、鉴别、判定和利用,都极有可能是不尽一致的、是大相径庭的。

信息的个体性是指,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需要向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信息。比如,向法律人提供法律信息,向医护人员提供医疗信息,向科技人员提供科技信息,向社会研究人员提供学术信息等等,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向所有的人提供不分门类、不分行业的几乎所有的有用的和没用的信息。在信息时代,信息逐步地走向个体化。这就是,根据个体的需求而予以分别地、有的放矢地对待。不提供个体不需要的没用的信息,而提供个体需要的有用的信息。

21、信息的系统性

信息是一种系统的集合。各种信息在相互联系中形成了有机的统一整体,信息系统是物资世界的系统的再现和反映。信息的系统性要求全面地、整体地、准确地掌握信息,特别是要关注信息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便于更好地运用系统性的信息。信息的系统性要求,要把握主要的信息,要弄清信息的主要方面、主要内容,要研究处于系统之中的不同信息的不同作用、不同功能。比如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巨大的系统工程。这个大的系统是主要的、关键的。重中之重乃是制度性的政治变革。制度性变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提纲挈领的,是必须纳入我们应有的战略位置而予以优先考虑、优先对待的。政治系统包括政治理论、方针政策、权力架构及其来源、制度运行及其结果等各个子系统。不但大系统需要全面彻底地变革,而且各个子系统也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积重难返的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需要刻不容缓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乃至革命。不改变各个政治子系统的毛病和欠缺,整个大系统的改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没有希望自动地走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正常合理的社会上来的。在整个大的政治系统中,每一个子系统既是独立的,又是与其他的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所以改变每一个子系统,都是推进整个大系统改变的必要之举措,都是整个社会变革的题中应有之意。除了政治系统之外,还有牵涉到社会变革的其他的大系统,如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等等。

信息的系统性是对于事物的系统性的描述和反映。没有系统性的全面的观点,没有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长远设想,任何事业都是不可能搞好的,也是必定搞不好的。如中国只是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但政治上却是既不改革也不开放,所以被人们称之为跛脚改革。跛脚改革就是既不全面又不彻底的属于半吊子的改革,改来改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已远远地超过了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时刻面临着引爆的危险。中国业已进入了中等收入社会的陷阱,随时都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崩溃。崩溃可能还不仅仅是基尼系数过大导致的,主要的还是信仰的崩溃、人性的崩溃、良知的崩溃、道德的崩溃、法律的崩溃,是社会意识的全面崩溃,因为整个社会都没有诚信,契约意识极其匮乏乃至空无。人们不能信守承诺,不以说假话为耻反以为荣,谎言满天飞,谎言国里尽遭灰,没有人之为人的哪怕最起码的底线,都普遍地堕落到丛林法则的低级、下流之水平,简直是什么规矩都不讲了、什么信誉都不顾了。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几乎都如此这般地紊乱、溃烂,惨不忍睹、一言难尽,那么可想而知,整个社会的大系统又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惨绝人寰的地步呢?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的硬实力现在可能有一些,总算饿不死,毕竟能够吃上几顿饱饭了,看起来也确实多了一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飞机场、大饭店、高铁等等。但这些经济上的成就是应当作为自吹自擂的资本吗?希特勒在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德国就搞起了令世人称羡的高速公路,法西斯德国的国民经济可以说是领当时的欧洲经济建设之先的。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和繁荣昌盛加上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最终竟使德国及其人民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由此可见,只要政治制度是独裁的、是极权专制的,哪怕经济上搞得再好,GDP的数字火箭式攀升,财富累计得甚多,但国民的人权是不彰的,自由是没有的,民主是寻觅不见的,那么,眼花缭乱的所谓“大国崛起”最终的下场也是不容乐观的,是要付出必须付出的惨痛的巨大的代价的。在极权专制主义国家里,政治不但绑架经济,而且还绑架文化;不但绑架文化,而且还绑架整个社会,绑架社会上的一切,直到把一切都推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连同极权专制主义自己一同毁灭了,才算是达到了毛泽东所期望的搅得周天寒彻的天下大乱。希特勒在这样,斯大林是这样,毛泽东更是这样,极权专制主义的混世魔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这样。可见,表面的经济繁荣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那是所谓的硬实力。但属于人心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完全可以感受得到的,属于文化文明的内容如人性、良知、道义这些人的本质之类的软实力,恐怕就没有多少了,就可能或必然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了,就一定是让人不敢恭维的了。整个社会的内部系统都紊乱不堪,都残缺不全,都漏洞百出。此种积重难返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如何加以弥补,如何加以修缮,都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深长思之。尤为重要的是,对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以立即解决积重难返的制度问题为是。

信息的系统性要求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既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发展,又不能好高骛远地不切实际、无的放矢。

22、信息的交互性

信息如果不能交流,就只能像一滩死水,没有活力,无所作为。信息如果要发挥自身所应具有的价值、作用和意义,就必须进行交流。信息不会因为共享而泯灭其应有的价值,信息分享的人越多,就越有价值,就像某些精神产品一样,占有的人越多,其价值就愈加增大,故此,信息的交流和扩散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是必须予以强调的。

信息的交互性就是信息的交流性、信息的比较性。交流性是比较性的前提。信息的比较性是指,不同的信息放在一起进行参照、对比,正如不同的知识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一样。信息通过比较,才能知道先进与落后、优点与缺点、有价与无价、有用与没用。没有比较,就不会也不可能分辨出不同信息的特点、差距以及不足之处。

文革中的中国人都普遍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需要我们去帮助、去拯救、去解放。那时的中国人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解放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人民,一定要解放美国人民,一定要解放欧洲人民,一定要解放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那时候闭关锁国,信息封闭,除了党性媒体之外,什么信息都没有。没有比较,人们就鉴别不了是非对错,人们自然就糊里糊涂。信息的来源单一而且唯一。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洗脑,不成脑残才叫怪呢。中国人民作为脑残式的战天斗地的革命人民,一天到晚地狂喊乱叫着解放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贫穷落后的人民,好让这些国家里的人民都能够享受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那时候的中国人民就像现在金正恩统治着的朝鲜人民一样,对于外面的世界根本不了解,除了相信党文化的宣传教育之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除了迷信伟大领袖圣旨般的最高指示之外,就什么也不相信了,于是就盲目地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自得其乐,自以为是,仿佛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天堂里。但实际上却是处于饥寒交迫的地狱里而不知不晓。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像我们现在看朝鲜人民愚蠢得可以的匪夷所思一样,当时的整个世界也是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中国的。

23、信息的全球性

只有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才能够实现全球性。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信息远远达不到这一点,信息通常被限定在国境线以内。互联网是全球计算机的互通互联,因而为信息的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十分便捷的条件、机会和可能。虽然有的国家通过设立防火墙的方式把一切信息都给屏蔽在外,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破墙软件,像灯笼,彩虹,无界浏览,自由门,火凤凰等都是受到“网络信息应该能够自由流动”这样一个理念激励而开发出来了,并用来惠顾互联网的广大用户,人们由此可以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尽情地冲浪、畅游,随心所欲地呼吸自由的空气,汲取一切希望获取的信息。

信息的全球性是指,任何信息都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被随随便便地隐藏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而密不透风的了。信息的自由已经完全彻底地冲破了所谓国家主权的干扰、阻挠和破坏,而浩浩荡荡地形成了互联网信息横扫一切如卷席的威武雄壮之场面,已然完全彻底地打破了固步自封的人为设定的国境线,更打破了积重难返的党派意识形态之束缚和官本位的等级制信息之观念,从而消解了贫富之差距、职务权力之大小以及身份之不同所造成的信息接收、储存、处理、发布之差异。简言之,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贫民窟里的人,可以花同样的时间与美国总统观看同样的信息,这,就是信息全球性的本质特征。

由于互联网所形成的信息全球性,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所谓的地球村。东半球和西半球相隔万里之遥的人可以即时进行通讯,就像近在咫尺一样,距离感已然消逝。信息的全球性要求人们绝不能单单从国家的、民族的、地域的角度看问题,也不能以狭隘的意识形态方式处理问题,而要以面向世界、面向全球的战略思维考虑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信息的全球性证明,用以往行之有效的党派意识形态看待问题的方式已经属于老黄历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现实需要了,故此必须转变思维方式,把自己的思维从各种各样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完全彻底地解放出来,坚决打破教条主义的栅栏与围墙,排除一切不必要的干扰、破坏、阻挠、障碍等,放下身段,虚心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弥补我们的不足与缺陷,修正我们的错误与过失,告别我们的邪恶与罪恶,以早日真正地融入人类文明的先进之林。

24、信息的虚拟性

信息,应该是真实的,而且必须是真实的,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一切的信息都应当是真实的。但是,在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信息都不真实,甚至是弥天大谎;在互联网上,信息在没有得到验证之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拟的成分。比如发布信息可以用网名,不一定非得用身份证上所标明的真名实姓,其所发布的信息有可能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属于主观臆断、猜想甚至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造谣、胡编滥造的谎言。在社会社会中、在互联网上,信息由于虚拟性,尤其需要予以仔细地分析、比较、甄别、证实。对于虚拟的信息不检验、不甄别、不证实是绝对不可以的,是极有可能上当受骗的。

信息的虚拟势所必然地导致信息的泛滥,有用的信息与没用的信息都搅合成一团,混合在一起,纠缠不清,难以条分缕析,也弄不清真假,所以特别需要去伪存真,以辨别没有价值甚至有负面价值的虚假的信息,并排除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无用的信息,而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真实的有用的信息。对信息的虚拟性人们应该提高警惕。不警惕信息的虚拟性,肯定是要自食其恶果的。试举例说明如下:

例一,魏则西死亡事件证明了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在信息发布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莆田系与百度竞价排名合作将魏则西这样的患者骗至医院,肿瘤患者魏则西高价接受已被美国所淘汰的“肿瘤生物免疫疗法”治疗,花光积蓄,人财两空,而后终于不治、撒手人寰。

这个悲剧也让人们看到百度屏蔽和垄断信息资源对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

公众憤怒谴责百度,是因为百度一向依靠竞价排名这种方式来获取商业利益。人们普遍相信:百度与公权力机关相勾結,通过非常卑劣的手段封杀了谷歌,迫使谷歌于2010年被挤出中国市场,此后百度垄断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搜索通道。

魏则西事件表明,信息垄断注定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人祸和悲剧。没有竞争、没有开放的垄断是根本不行的。如果信息搜索引擎能够相互竞争,人们选择信息的范围就会更大,人们选择的自由就会更多,人们就极有可能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正确的合理的选择。如果谷歌没有退出中国大陆,那么魏则西选择的药物就有可能不是美国政府所严厉禁止的无效药,谷歌就极有可能提供有效治疗的相应药物了。如此魏则西就绝然不会上当受骗而导致人财两空了。魏则西相信了治疗他的药物百分之九十以上疗效的一面之词,耗资巨大,然而却根本无效。魏则西已然陷入了昧着良心赚钱,实属谋财害命的黑暗陷阱。魏则西事件表明,信息垄断是绝对有害的,垄断信息的搜索引擎是害人无商量的;

例二,警方在媒体上极力掩盖雷洋的真正死因。2016年5月7日晚,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雷洋去机场接机途中,被警方以“涉嫌嫖娼”为由扣押,并于当晚死亡。事发后,警方及党媒立即开足马力加大渲染雷洋涉嫖。在尸检时,雷洋的家属发现雷洋全身伤痕累累,睾丸异常肿大。据大陆财新网5月10日报导,有多位目击者称,当晚21点多,雷洋跑着呼喊救命,身后有数名便装男子追赶,随后雷洋被摁倒在小区停车位上。一位目击老人回忆称,围观者打了110,事后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经检查便装男子出示的警官证后,雷洋便被拖进面包车带走。而在网民拍摄的视频中,雷洋大喊“帮忙一下”。附近有居民称,雷洋还喊了“不是警察是黑社会⋯⋯”。5月17日,雷洋家属及代理律师以 “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滥用职权罪、帮助伪造证据罪”,向北京市检察院控告与此案相关的警察和辅警。

雷洋案已成热点。如果昌平警方说得对,雷洋因为嫖娼、因为作垂死挣扎而逃跑、因为与没穿警服的便衣搏斗、因为突发心脏病而猝死,那为什么对雷洋的案情遮遮掩掩,而不能提供全部的详实的证据,反而还留存引起人们疑惑的诸多疑点?雷洋的家属看到了雷洋尸体上的多处伤痕,从来没有任何病症的雷洋为什么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就由一个活生生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子一下子就变成了遍体鳞伤的尸体?这都不能不引起国内外广大网民的愤怒、悲伤和同命相连的同情,这都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昌平警方肆意乱权、残民以逞、迫害无辜的怀疑、担心和忧虑。在中国大陆这个特色的国度里,没有监督、没有制约、横行霸道的公权力肆意欺压无辜百姓的事例,简直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确实彰显出刀把子匪夷所思的任性、张狂和无所顾忌。这样下去,又怎么得了?公权力的胡作非为已然造成了全社会普遍的邪恶、罪恶,根本不讲哪怕是最起码的道理,根本不讲哪怕是最起码的人权,还哪里有什么正义、公正?还哪里有什么和谐、稳定?这样的现实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也的确不适合于人居了。雷洋案一出,任谁都能体会到自己生存的危险了。雷洋不仅仅是他自己,而且是你我他的每一个中国人。就是说,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下下一个雷洋。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是经不起像雷洋这样的被肆意殴打、暴力摧残和百般蹂躏的。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讲,几乎每一个人都是雷洋,都极有可能因为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原因而被无辜地活生生地打死,人的生命竟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和匪夷所思地被无辜地和谐掉。

警方由于占据强大的国家资源,所以就必然地任性,任性还没人管,因为谁管谁就会受到可以想象的追究、迫害、围剿和重锤一般连绵不断地打击,因而十四亿中国普通民众、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甚至还不如雷洋的身体那么健康呢,就更显得无力、无奈了,就更经不起公权力任性的折腾了。正因如此,民众强烈要求查清雷洋致死的真相是合理的、正当的,是中国人民人权觉醒的标志,是维护人权、捍卫人权的时代呼吁。

民众有权利质疑公权力对雷洋的处理方式,昌平警方必须对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作以不惨假的诚实的交代。参照国际上发达国家处理警民冲突的成熟经验,像处理雷洋这样的案件,最好应该由独立的调查机构参与其中,必须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问题。有鉴于此,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独立调查机构完全可以起到政府起不到的平息社会舆论的平衡器的无可替代之作用。但由于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千方百计地限制、阻挠并打压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根本没有第三方独立的调查机构,因而就不会也不可能形成平衡器所应起到的平衡之作用。警方的说词是代表官方的立场,是不会也不可能取信于民的,况且还存有种种令人顿生疑窦的无法自圆其说的破绽、疑点等问题,民众普遍的拒不接纳就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了。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中国大陆必须迅速地、大面积地、广泛地、积极地培植独立自主的NGO机构,以调动起社会上的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是必须存在的权力之恶。权力之恶必须受到相应的制约和管束。没有监督、制约和管束的权力之恶,只能是苛政猛于虎,此外无他。发达的公民自组织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都是不可或缺的,是必须予以加强的,因为NGO确实能够解决很多难以解决的实际的社会问题,对于稳定一个社会来讲理所当然地可以发挥出值得肯定的行之有效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独立检查官来处理,还事情以真相,还各方以公道。但中国目前还没有独立检察官这种制度,似应参照西方国家的此种制度予以建立为荷;再一个就是通过法院来解决问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法院是非党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因而是不偏不倚的、是公正无私的,是为民众所信服的。法院判决,就是对各方的一个到位的交代。在一个正常的合理的文明的社会里,人们哪怕什么都不信,但是却都能够相信法院的判决,人们在内心深处都相信法律的公正、法律的正义。法律是正义的守护神。

中国的法律与此是大不相同的。一是法律有漏洞,甚至还有恶法在残民以逞,祸国殃民。中国的法律极不完善。法律本身问题重重;二是有些法官不正义。法官不是以正义为准则,却是以创收为目的。特色法院基本上都已成为隐形的金融机构了。故此,冤假错罪案甚多。因为某些法院本身就是冤假错罪案的制造工厂。雷洋案直到现在也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将来是否能够取得人们所期待的真相,恐怕都是个未知数。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公正的处理、结论,可以说都是不那么容易得到的。如果能够以雷洋事件为契机一直追查下去的话,说不定就像十多年前孙志刚案件的作用一样,可以并能够引发某种制度性的变革。倘若如此,雷洋之死就不能算是白死,雷洋的血也就不能算作白流了;

例三,中共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接连不断地发表了九十多篇反对独裁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的文章,但中共建政后却根本没有履行自己信誓旦旦地宣布过的任何诺言。如果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进行判决,这肯定是事实俱在的诈骗罪,诈骗的情节极其严重、手段十分恶劣、影响既广且深,应当予以严厉之惩处,故此宣判无期徒刑可能都算是少的了。

诺言不实现,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就是概莫能外的谎言,就是瞒天过海的虚幻,就是明目张胆的犯罪。中共后来的所作所为,与其当初所堂堂正正地、义正词严地表白过的,刚好相反:中共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后来却实行了中共自己的一党专政;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反对蒋介石的领袖独裁,后来却长期实行中共党魁的领袖独裁;中共批评国民党政府不给中国人民以自由,中共后来竟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共要求民国政府向美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学习,中共后来竟视美国实行的民主制度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中共批评国民党为“一党专政,遍地是灾”,后来中共自己竟全面地搞起了“一党专政,遍地是灾”的中国特色。总而言之,中共后来所做的与其当初所说的,简直就是南辕北辙,相差个十万八千里,用“天差地别”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所谓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是也。中共七十年前要求的民主、自由、宪政的连篇累牍的漂亮话白纸黑字地、明白无误地就在那里写着,活灵活现地就在那里说着,言犹在耳,但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从来不予兑现,甚至连一丁点兑现的诚意也没有。不能兑现的承诺,哪怕冠冕堂皇,哪怕夸下海口,哪怕蛊惑人心,都不过是坑人害人的骗子所耍弄的精心设计的骗术而已。骗子的骗术可能得逞于一时,但却根本经不住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七十年的光阴突忽而过,连续几代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任何承诺的兑现,连一点点兑现的影子都没有,只是听到了从历史的故纸堆里发出的沉闷而又辽远的不无讽刺的回声,几代中国人自由民主的渴盼、梦想和希望,都已经消弭于浓重的历史烟雾之中了。

例四,毛泽东于1949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写道,“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话音刚落不久的一九五零年,毛泽东就立即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竟把其许诺过的“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的所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网打尽,统统地镇压、枪毙了,三、四百万人就这样无名无分地、统统地死于非命了。这,就是人们相信毛共骗局的可悲下场;一九五七年毛泽东自命的所谓“阳谋”就是,一开始毛共大张旗鼓地宣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极力鼓励、动员中国知识分子向党和政府提意见,让人们自由地表达看法、意见、建议等,后来毛泽东却自食其言,兴师动众地搞起了反右运动,一下子就把所有表达意见的人以所谓右派的名义全部地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冷宫,惨遭各种各样的非人折磨、蹂躏、侮辱和打击。像毛泽东这样的毫无信誉、不守承诺,绝不仅仅是上述所及的两个事例。此类事例在毛泽东混世魔王的一生里可以说有如过江之鲫一般,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一言难尽的十足的下流坯?

例五,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让中国人都感佩至深的话语:“我(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假定邓小平是个“儿子”,但他干的却是弑父弑母的恶魔之勾当。世界上有见过邓小平这样的滥杀无辜、无耻之尤的“儿子”的吗?连中国百姓举行和平示威,以表达反腐败、反官倒的意愿,他邓小平都要派三十万野战军以所谓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的名义冲进首都,用坦克来碾压、用机枪来扫射、用刺刀来相向、用铁蹄来践踏,他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颠倒黑白、胡作非为的“儿子”呢?与其说他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莫不如说他是屠杀中国人民的不可理喻的魔鬼;中国人民与其有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所谓“儿子”,莫不如干脆没有这样的对中国人民肆意妄为地大开杀戒的犯下滔天罪行的凶神恶煞的超级罪犯。邓小平装模作样、虚情假意地把他自己打扮成所谓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完全是大骗子的一种花言巧语,是他冠冕堂皇的卑鄙可耻之伎俩,是他为了诱使作为受害人的中国人民上当受骗的胡言乱语,是连一点点的真情实感都没有的虚了冒套。邓小平本质上是把中国人民都当做了可以生杀予夺的不共戴天的仇敌、都当成了可以任意屠宰的猪狗,所以他那信口雌黄的所谓的“中国人民的儿子”,显然是十分可笑的更是荒谬绝伦的胡扯。既然如此,那中国人民又凭什么把这个毫无做人底线更毫无任何操守的恶魔当成莫名其妙的所谓的“总设计师”?恶魔“儿子”邓小平这么毫无德行、这么令人发指,那么,被杀得遍体鳞伤、哀叹连绵、噤若寒蝉的中国人民难道就连哪怕是最起码的一点点的觉悟竟都没有了吗?

总结中共领袖们绝对不一的言行,再看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惨绝人寰的历史,完全可以明白无误地认为,共产党是从来不讲契约的,因为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压根就没有契约这一词,更没有契约精神之念想、之概念、之理念。共产党根本不懂契约等于生命甚至大于生命的道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向来是共产党自以为是、胡作非为、以逞其能的圭臬,也是其没有做人底线、没有行事原则的极其野蛮的暴虐的行为方式。轻忽许诺的共产党常常信誓旦旦地许诺,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而施放的欺世盗名的烟幕弹而已,是从一开始压根就不打算实行的,以后就更是实行不了的。所以共产党的许诺一开始就是放屁,一直放屁,甚至连放屁都不如。毛泽东在其所谓革命的痞子一生里,向来没有说话算数这一说,其所作所为都是超级骗子的言而无信、言行不一、不择手段,根本没有哪怕是最起码的做人之准则。这么一个从来不把诺言当做一回事儿,只是把诺言当做骗人之把戏并随时随地予以毁弃的势力小人,竟能执掌中国大陆的政权之牛耳竟达几十年之久,真乃世所罕见的荒谬绝伦、绝无仅有。毛共的承诺,包括延安时期的“窑洞对”、包括坚决不搞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表白、包括“进京赶考”,还有“为人民服务”等等,简直连一点点真情实意都没有,是彻头彻尾的一点也不含糊的百分之百的欺骗。

人与人之间的承诺,哪怕是口头承诺,更不用说用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承诺,是必须得到严格地遵守与执行的,因为承诺是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承诺就是生命。承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上帝之间所订立的契约。契约,按照犹太人的说法,是人间与天堂的彩虹之约。毛共七十年前做出的一定要保证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一切应有的自由等等的承诺,一直在布满灰尘的历史档案里面安安稳稳地睡大觉呢。如今中共还是在继续坚持它早已否定了的一党专政,中国人民一直是既得不到自由,又得不到民主;既没有人权,又没有法治。也就是说,中共所有美丽的言词,都是糊弄中国人民的虚幻的泡影,直到把亿万人都给统统地糊弄成了鬼。

相信骗子的许诺,意味着善良的人们已经别无选择地步入了被精心设计的坑人害人的圈套里、陷阱里,倒霉是必然的,悲哀是一定的,追悔莫及的痛不欲生也注定是跑不了的。

八、更正扭曲的错误的信息,恢复真实的正确的信息

1、更正错误的信息

有些信息是错误的。但在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党姓传统媒体上,在新兴的网络媒体上,在普遍的社会意识上,尤其在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上,却常常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信息,谬种流传,深入而广泛,影响极其恶劣,乃至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喝着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其中有一个例子是说蒋介石不抗日,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像缩头乌龟一样地躲到峨眉山里乘风纳凉去了。待到抗日战争一胜利,蒋介石就立马从峨眉山上下来要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即蒋介石要来摘桃子了。对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面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地说得非常明白,讲得非常清楚。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向来不承认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是抗日的主力,反而说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但历史的真实、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事实绝非如此。在艰苦卓绝的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一直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首脑。是蒋介石领导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的卫国战争。蒋介石及其领导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英勇无畏的军队、中华民国的全体民众,才真正是抗击日寇的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却干脆躲在延安的窑洞里,除了搞一些跳舞、歌咏等之类的娱乐之外,基本上都忙于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了。在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毛共只是瘸子打围坐着喊,即抗日宣言发得多,抗日行动少又少。毛共不但不抗日,而且还极尽破坏抗日民族战争之能事,总是阻挠全国军民的抗日活动,最后竟通过极其阴暗、下流、无耻、卑劣之手段推翻了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篡夺了民国政府的领导权。由于权力来源的不正当,所以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对国民党的抗日将士尤其恨之入骨,非要斩尽杀绝不可,中共建政之初所搞的大规模的镇反,就是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曾经保存中华民族血脉而与日寇浴血奋战侥幸存活下来的国军将士。屠杀国军将士,目的就是要抹去中国人民在民国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记忆。真正的摘桃派------毛共却把中华民族所有的英勇不屈的捍卫者都以所谓历史反革命的名义统统地予以消灭,从此真正的摘桃派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是莫名其妙的所谓的中流砥柱了。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辛灏年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国军的抗日是血写的历史,中共的抗日是墨写的历史。曾有三百多万国军就是抛头颅洒热血地牺牲在抗日疆场上的,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有二百多位国军将领在与日寇血战中长眠于生养他们的华夏山川了;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仅剩下两、三万人,但经过八年抗战,竟发展成三百多万的军队和民兵等军事组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战争只能是人越打越少的杀戮机器。哪里还有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军队这样的越战人越多的匪夷所思的景况呢?显而易见,中共领导的军队不是处于抗战之中,而是游离于抗战之外,只是一心一意地谋发展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总是骚扰、伏击抗日的国军,专以搞所谓的摩擦为能事,极力地阻碍抗日,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华民国抗日的战略部署。这还哪里有一星半点儿的民族之大义?简直是日寇的帮凶、民族的罪人、正义的公敌。由于毛泽东篡夺了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所以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抗日神话就像连篇累牍地上映的抗日神剧一样胡诌八扯、肆意编造、自吹自擂、瞒天过海。这样的错误信息耀武扬威地风行于中国大陆的各种媒体,无孔不入地占据着中国大陆的历史书籍,恬不知耻地侵入国人的记忆深处。

错误信息遮蔽了真实,掩盖、阉割了真相,纯系无中生有、夸大其词、胡乱编造。比如,说中共军队在某次战役中歼灭了日寇两千多人,日本的战况报告却只是标明了六个日本人阵亡;共产党宣称在另一次战役中消灭了日伪军一万多人,但日本的战况却是有名有姓地指明仅仅阵亡了十二个日本人,伪军六十九个等等。日本的军事报告报道阵亡者一般地说都是准确的,因为日本政府需要对阵亡者家属发放抚恤金,哪怕差一点恐怕都是不允许的。

如果要改正如上所述的或类似的错误信息,就必须首先了解正确的信息是什么。不了解正确的信息,错误的信息倘若改起来,也实属不易。比如,很多人未必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毛泽东自称他搞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等等。细究起来,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发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几乎从来都不是出以公心。发动文革,更是毛泽东冠冕堂皇以售其奸的假公济私之恶行。十年浩劫的文革,是毛泽东卑鄙、龌蹉、下流、肮脏之心理的外在表露,表面上是揪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实际上绝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党内根本没有走资派,刘少奇更不是走资派。刘少奇是中共的左派。是刘少奇在中共的七大会议上把毛泽东推向了至高无上的神位,是刘少奇首先提出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打先锋,整人无数、害人无数、坑人无数。文革进行的前期,自称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的刘少奇仍然一如既往地、积极主动地参与并主持了这一场引火烧身、自掘坟墓的政治运动。刘少奇被毛泽东运动群众给批斗、凌辱乃至整死,也应算作是刘少奇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狐假虎威的咎由自取。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揪斗走资派,挑起武斗导致全面内战,以致天下大乱,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所施放的人不知鬼不觉的烟雾弹。通过现已发掘出来的关于文革十年的历史材料来看,毛泽东背后隐藏着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他自己的毛家天下。这一点可以从张玉凤、姚文元等人的历史回忆中看得出来。毛泽东在其最后制定的遗嘱中明确规定:中共党的主席先是江青,再由江青把位置传给毛远新。为了确立毛家天下,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地斗倒批臭对毛家天下构成威胁的一切不稳定的因素,甚至不惜大搞宫廷政变社会化、全国化。文革是毛泽东把党天下转换成毛家天下的战略部署和战略行动。对于声望日隆、位于前台的刘少奇,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心有不甘,耿耿于怀,耍尽阴谋诡计,使出所有手段,经过长期准备,毕其功于文革之一役。专看历代帝王玩弄权术典籍的毛泽东,对其非法篡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始终惴惴不安,对离他权位最近的那个人,即所谓的二号人物总是有着防范和怀疑的莫名其妙的变态心理,无事生非地挑毛病,隔三差五地生事端,直到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和托词予以清理、打击和排除,用一个力量打另一个,再用另一个力量打这一个。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绞肉机里毛泽东总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毛泽东的全部努力和全部希望,都是寄托在建立他一家一姓的毛家天下。中国的共产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本质都在于此。

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任何宣传,都是不能当真的,也是根本就当不了真的,就像能说会道的诈骗犯所说的最动听、最真诚、最可信的花言巧语一样,那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那是内涵诱人上当的巨大的毒素的。像这样的经不起仔细琢磨、认真考虑和反复推敲的滞留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错误信息简直是太多太多了。错误的信息一多,正确的信息就必然没有任何的哪怕一点点的位置了。更正错误的信息就必然是荆棘纵横、积重难返、难上加难的了。但让错误的信息继续存在下去,岂不更加悲哀、更加荒唐、更加不可思议?所以,哪怕再不容易、再艰难险阻,也必须把历史真相和现实真相毫无遗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给所有人。不讲正确的信息,错误的信息就注定改不掉,就必定会永远地滞留于人们的记忆深处;不揭示真相,固若金汤的谎言就决然不会自动地融化成一滩稀里哗啦的烂泥。

2、更正扭曲的信息

每一个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曾经接受过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扭曲的信息,故此我们的很多知识都是扭曲的,很多认识都是扭曲的,观察问题、理解问题、看待问题、判断问题的视角、立场、观点和方法等也都是扭曲的。我们像人一样地思想,但思想是扭曲的;我们像人一样地说话,但说出来的话是扭曲的;我们像人一样地行动,但所作所为是扭曲的。这是在一个极不正常的社会里必然出现的十分可悲的状况。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大的哈哈镜,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必须被扭曲,以扭曲的思想而思想,以扭曲的语言而表达,以扭曲的行为而行为,一切都已经哈哈镜化了,一切都已经别无选择地扭曲了。

扭曲的信息是货真价实的谎言。谎言是对真实、真相的否定、排斥和取缔。信息是存在的,但真实已被抽空了,于是信息即是谎言,谎言即是信息。哈哈镜里的形象绝不是事物原本的形象,而是被扭曲了的形象。历史被扭曲,、被乔装打扮、被肆意装潢,或增加或删减。为了适应一时的政治之需要根本不管不顾曾经发生过的原本的真实、真相,随心所欲地胡涂乱抹。胡涂乱抹的历史显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对历史的胡编乱造,是对于真相的掩盖、屏蔽乃至埋葬。公正地说,历史是不能被创造的,是不能予以假设的,更是不可以想象的。

但是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人们都概莫能外地坠落于一言难尽的往事如烟的迷雾之中。即便不能实事求是地说绝大部分的历史真相都被扭曲了,至少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很大一部分的历史真相是统统地寻觅不见的,是遭到相当程度甚或极大程度之阉割掩盖的、是残缺不全的、是扭曲了的。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地篡改历史、掩盖历史、阉割历史,千方百计地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地扭曲历史,仿佛不扭曲历史就要犯有现实中的政治错误似的。为了避免现实中所谓的政治错误,为了坚持所谓的政治正确,所以就要牺牲历史、漠视真实、掩埋真相,就要大胆无畏地扭曲历史。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是以党魁的意志为意志,以权力的的风标为向导。在历史的真实被扭曲成假象之后,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愈加显示出现实政治的难以理喻的和匪夷所思的荒谬绝伦。

中共从建党至今将近一百年了。贯穿于共产革命的全部历史几乎都是扭曲的历史。为了与中共党的创始人张国焘划清界限,在编辑红军战史时,本来是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开辟河西走廊、打通国际通道的由四方面军几万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连提都不能提,连说都不让说。谁要是提、谁要是说,那就是在给共产革命的叛徒张国焘涂脂抹粉、鸣冤叫屈,那就会犯有不可饶恕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仅仅因为张国焘是四方面军的首脑,所以有关张国焘的一切便都偃旗息鼓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对人民公社的共产风表达了一下不同意见而被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的总头目之后,开创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此后就不允许再提了、百团大战不能再提了、与胡宗南极尽周旋的昆仑纵队不能再提了、保卫延安的赫赫战功不能再提了,所有关于彭德怀的历史都不能再提了,哪怕彭德怀作为主帅亲自指挥的重大战役也都不能再提了。提了就是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着干,就是在为彭德怀评功摆好。这么做可是政治上极端严重的错误乃至罪恶。像这样的事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真的是难以尽数,泱泱之众。林彪事件出现后,四野的军史就再也不能继续写下去了,也根本没法写了。一写四野的军史,就必然牵扯到某一次战争、某一次战役。作为四野主帅的林彪肯定是要说话的,是要发布命令的,是要作出决策的。一写林彪,就要联想到林彪投敌叛国的事情,就要联想到林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搞两面派的问题。所以四野的军史不能写,也不敢写。有关林彪的事情简直什么也不能写。从平型关大捷到飞往苏联半途中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的整个历史不是空白,就是混沌;不是闪烁其词,就是语焉不详。林彪的历史活动很大一部分或绝大部分都被肆意妄为地抹杀了。林彪是这样,其他人一个个也都是概莫能外地如此。中共党史不乏因人废史的例子:陈独秀不能写,瞿秋白不能写、向忠发不能写、博古不能写、张闻天不能写、华国锋不能写、胡耀邦不能写、赵紫阳不能写,等等。这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经担任过中共党的总书记职务的重要人物,不是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存有那样的问题,不是左了,就是右了,总之就是不能不左不右地占据中间的位置。哪怕没有问题,也肯定能够挑出问题;哪怕没有毛病,也必定能够找出毛病。真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像这样的不是左了就是右了的人物长期地占据了中共党的最高位置,当然毫无疑义地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正确路线的代表则是非毛泽东莫属。要是讲毛泽东与所有这些错误路线代表的斗争,那还可以,并且也可以大讲特讲,然而,这些人物只能作为毛泽东所谓正确路线代表的反面教员,属于极不光彩的陪衬而已。至于真实的历史情况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的,谁知道呢?也许毛泽东不但不与这些人物做斗争,而且还要鼎力相助也说不定,甚至连巴结都巴结不上呢。历史在中共看来只是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反正怎么有利怎么说,不管怎么说也都可以。但有一个绝对不能忘记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定要按照政治正确的要求去说。

这么搞的结果,就必然是扭曲的历史。扭曲的历史,都是篡改真相的那一套。特别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扭曲信息的事例就更是举不胜举、无穷无尽的了。无论宣传口号,还是报章杂志,亦或是中共中央文件,几乎无一不是扭曲的信息。想当初厚厚的三大本揭发“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专案材料事实俱在地、铁证如山地摆放在所有的中国人面前,铁板钉钉、无可置疑,不容人不相信、不容人不认定,刘少奇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家伙。可是文革之后,这个被毛泽东残害致死的坏家伙刘少奇却被郑重其事地平反昭雪,被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朽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并且作为党的第三号人物与害死他的仇敌NO﹒1的毛泽东喜笑颜开、眉飞色舞地并列站在一起而为中共党徒所信奉。中国政治之诡异,简直比鬼还要鬼。说起来,刘少奇死得是实在太惨,也委实不冤。死得太惨,是因为作为威风赫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死得毫无尊严、毫无价值;死得不冤,是因为刘少奇的一生是极左的一生,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一生。在中共党史上,哪一次重大的整人活动没有他刘少奇张牙舞爪的黑爪子?正如有人明确地指出的那样,刘少奇不过是毛泽东的一条功狗。刘少奇对毛泽东投之以桃,毛泽东对刘少奇报之以李,毛泽东把党的副主席位置交到了刘少奇的手里并确认刘少奇为自己的接班人,后来又把国家主席的位子交给了刘少奇。但一山不容二虎,一个槽子里拴不住两头叫驴。毛泽东岂能容忍自己的功狗在卧榻之旁安睡?特别是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了违逆毛泽东意志的几句真话,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刘少奇之所以敢于触动毛泽东的逆鳞,是因为刘少奇曾经在他的家乡实地考察了半个月,真正地体察到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实际,并向众乡亲诚恳地承诺回京后一定要把乡亲们的生活给搞好。搞不好就可以挖祖坟。刘少奇此时此刻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乡亲们的现实困境正是由于几年前批判彭德怀所必然导致的罪恶之结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先是肯定并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后又屈服于毛泽东的淫威而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并支持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刘少奇,在制造中国人民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一事上,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之罪责。但后来总算有那么点良心发现或人性没有完全失落,刘少奇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也算是其人生绝无仅有的那么一次值得肯定的亮点了。相比刘少奇的还有那么一点点人性,毛泽东则是毫无人性、毫无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关爱之心,更谈不上对于中国人民一丝一毫的感情。毛泽东说:死了三亿,还能剩三亿。把饿死三亿人的粮食给没饿死的三亿人吃,不就可以吃饱了吗?听听,这还是一个人所应说、所能说的人话吗?这,就是中国人民视之为伟大领袖的比流氓还混蛋的连篇鬼话!

3、恢复真实的信息

追求真实的信息,在谎言流布的中国大陆是极其不易的,是难上加难的,是要付出沉甸甸的、痛苦的、惨重的、巨大的乃至极大的代价的,必要时恐怕是连生命都要舍得拿出来的。说一句令人沮丧的和哀莫大于心死的实事求是的真话:有的信息可能永远都无法追求到真实、真相了,因为追求到真实、真相,就意味着假象的现实被完全彻底地戳穿了。假象的戳穿显然是不利于刻意营造出来的和谐稳定的局面的,就形成不了强权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状态了,所以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屏蔽真实、牺牲真相,按照中宣部统一的要求定调子,则是大有必要的。

很多真相追来追去,竟追出个虎头蛇尾,先是雷声大,然后就是渐渐地雷声小,最后竟连一点点声息都没有了。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稀里糊涂、马马虎虎、不了了之。很多事情都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都是这样不清不楚地予以化解的。比如“东方之星”的沉船、天津大爆炸、徐纯和被击毙等,当然还有更多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一样嚷嚷一阵之后便都悄无声息了,都以没有下文的方式而草草收场了。准确地说巨大灾难及其根源都被和谐掉了。即便是一下子就震死了八、九万人的汶川大地震,亦复如是。汶川大地震一来,绝大部分外表看起来像模像样的锃光瓦亮的教学楼都被一下子夷为平地了,很明显那些震塌了的教学楼都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豆腐渣工程,根本起不到任何防灾减震的作用。由此成千上万个生龙活虎、活蹦乱跳的学生们便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商勾结昧着良心赚黑钱的冤死鬼了。与那么多被夷为平地的豆腐渣教学楼相比较,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却在地震之后仍然豪华气派、威严屹立、毫发无损,确实彰显出中国大陆所独具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力之象征、权柄之重要、权威之赫赫。虽然在宣传、口号、会议报告、党政文件上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地声称:一定要重视教育,亏什么也不要亏教育,教育是百年大计等等,但实际上仅仅是上嘴唇下嘴唇一碰的过言词之瘾的嘴上混气而已。是根本不必当真的,是没有任何真实内容的。如果真的重视教育并把教育作为百年大计来认识、来考虑、来对待,那么就不会也不可能出现教学楼一片又一片稀里哗啦地倒塌的满目疮痍的凄惨景象了,就会在各个方面,尤其在根本上、在工程质量上竭尽全力地确保学生们的生命安全了。保护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是保护我们的希望、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就是保护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正因如此,教学楼的质量就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学校建筑无论如何都应该是所有的建筑中最好的,绝对有减灾防震的最强大的功能。

应该说,党政机关办公大楼好不好不是太重要,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也无所谓,当然最起码的质量是应该得到保证的。准确地说,社会上所有的建筑在质量上都要得到应有的和必有的保证。但这里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有一个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的问题。这就需要首当其冲地确保学校建筑的最高标准、最好质量,而后再考虑其他。至于党政机关,决不应更不能考虑在前,而必须要放置到后面去考虑。因为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为社会服务的公务员,都是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的办事员。党政机关办公大楼那么豪华气派,质量要求那么高,花费的民脂民膏那么大,那么多的金山、银山都投入进去,又有何种必要呢?这么做,就是为官员们为自己谋福利、讲享受,这是具有特色的讲排场、摆阔气。可以说这么做是很不合理的、是道德败坏的,甚至是贪赃枉法的犯罪行为。不能够把钱用于国计民生更需要的地方和最重要的地方,不管怎么说都是缺德之至的。

屹立不倒的党政机关办公大楼与已成瓦砾的众多教学楼相比,在汶川大地震中简直是让人无语的了,一下子就表现出权力者目光短浅,只为自己打算,漠视、忽视教育,不顾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狭隘、卑微之心态,既显示了权力者的任性和张狂,又表明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学生们面对灾难、人祸和悲剧时无以逃脱的令人扼腕兴叹的深深无奈。什么是特色?这,就是明晃晃的恬不知耻的混账透顶。

在防震减灾的领域里,我们应当向日本学习诸多有益的经验。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日本的地方政府对学校教学楼与学生宿舍的建筑,都制定了极为严格的高标准,并且在施工中一丝一毫也不能马虎,哪怕差一点,也得推倒重来,决不允许蒙混过关。对于教学楼和学生宿舍的建设,都要采取最好的质量、投入也最多,简直是不惜一切代价。但日本地方政府对自己的办公楼则是能将就就将就,真是舍不得投入更多的资金予以修缮或重建,所以在日本很多办公楼看起来都显得破旧而且寒酸。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官场上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日本官员首先要考虑的是为民族的希望负责,为孩子们花钱,为学生们提供质量最高的最安全的建筑,所以形成了正好与中国大陆相反的景象。日本一有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们都立马往学校里跑,因为大家都清楚,孩子们学习的地方最安全、最可靠、最保险,可以说那是保护生命、捍卫生命的刚强堡垒。

日本的经验确实是中国大陆的官场应当用来照一照自己的十分明亮的镜子。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教育,如何万分地珍惜一个民族的明天和希望,绝不仅仅是口头上、言词上或文件里的事情,而是要通过每一个具体的步骤体现出来的,是需要落实到每一个实际的行动中去的,是要把每一栋教学楼都要建成打不垮、摧不烂、震不破的绝对安全的屏障的。前些年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召开的全市中小学生参加的一次大会上突然发生了火灾,主持人立即让学生们保持安静并要求“领导先走”,结果中小学生死了好几百个,领导们逃避及时,甚至连一个受伤的也没有。踏着学生尸体逃之夭夭的这些无耻之尤的领导们现在还是在健健康康地工作着,一如既往地更恬不知耻地继续着他们莫名其妙的和不知所云的“为人民服务”。“让领导先走”,就是中国大陆党政官僚们在面临灾难时以求自保,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顾地勇敢的逃跑精神,是权力掌握者一推六二五地推卸责任,既不能为属下负责,又不能为中小学生负责;既不能为民众负责,又不能为自己的职责负责的毫无担当的可耻意识,这是平时夸夸其谈满嘴官话、套话、大话、假话、空话,一到关键时刻就立马现出原形的只顾自己利益的位高权重的权力小人、势利小人。“让领导先走”的克拉玛依现象,在日本、在欧美、在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都是决不允许的。但不允许发生、不可想象的事情,却偏偏在中国大陆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并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廉耻地发生了。这就是正常与非正常的区别,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人性与兽性的两级,秩序与混乱的标志。

在回避真实、掩盖真相等方面,中国大陆的党姓媒体手腕高明、方法多样,比老狐狸还要狡猾。比如一个引起全球关注的热点事件出现之后没多久,就会有另一个热点事件接踵而至地出现,后一个热点事件压过或掩盖了前一个热点事件,分散了人们对于前一个热点事件的关注。这个办法玩得相当熟练,几年来的诸多事件都是按照这个套路去走的,从而使任何事件的真相都不能得到完全彻底的揭示和披露,结果任何正确的真实的信息都不能为人们所获得、所把握。也就是说从任何一个悲剧事件中人们都不可能汲取真正的深刻的教训,都不能从中获得值得警惕的有益的经验。悲剧的根源仍然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探究,悲剧的隐患仍然在潜伏着、隐藏着,甚至时刻都在发挥着作用。相同的或类似的悲剧经常不断地以各种各样的改头换面的或照旧不误的方式惨烈地发生着,人们总是在同样的绊脚石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跌跟头,就是不能避免摔得头破血流的凄惨而悲凉、倒霉而苦难的命运。由于不能寻根究底地找出跌跟头的根源特别是制度性的根源,不能找到事情发生的真实、真相,总是有这样的遮掩、屏蔽或者是那样的障碍、禁锢,所以中国人势所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犯有同样的即便是小儿科的错误。真相,游离于中国人的普遍意识,似乎一直处于悬空的状态。真实的历史在中国大陆是极难找到的,哪怕跋山涉水去寻觅,也是很难成功的。腥风血雨的波澜壮阔的共产革命,给真实的历史施放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过于浓重的烟雾。几乎所有的近代史、现代史都被所谓政治正确的重重雾霾所笼罩,更是被各种各样的厚重的政治尘埃所掩埋。比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是否像当时的《人民日报》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很多大陆中国人至今仍然认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是必要的,是一场抵御美帝侵略、守土有责的正义战争。虽然人们从直觉上也感觉有些不对头,志愿军入朝作战帮助了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爷孙三代的金家王朝的最黑暗、最无耻、最下流、最卑鄙的王朝统治,搞得朝鲜人民至今苦难深重、民不聊生、整日地挣扎在具有朝鲜特色社会主义的死亡线上。但大陆中国人还是相信《人民日报》当年的说词。《人民日报》说南朝鲜的李承晚首先发动了侵略北朝鲜的战争,所以人们也就稀里糊涂地信以为真了,原因就在于信息来源的渠道只有一个,就是党控媒体,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来源,况且也决不允许、也无可能,就像现在的朝鲜人只能收听一个广播电台--------平壤广播电台一样,朝鲜民众至今还认为朝鲜的最高领袖每日三餐都是喝粥,只不过比他们每日三餐的粥干一些罢了。信息封闭所造成的朝鲜民众普遍地愚昧,竟至于此。党控媒体下的信息闭塞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难道不也是同样的结果吗?中国人民认为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军。因为党控媒体就是如此这般地宣传的。但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金日成一直想统一朝鲜,一直央求斯大林允许其发动统一朝鲜的战争,但斯大林肯定有顾虑,以极力避免苏联与美国的正面冲突,所以一直不应允金日成的请求。但美国的政策后来发生了某些变化,美国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支援欧洲,对亚洲包括台湾、韩国的事务显示出不以为然的轻视,由此斯大林最后同意了金日成的统一计划。金日成统治的朝鲜军队在三八线一带一直与南朝鲜军队发生摩擦,事端总是不断,都已成习惯了。金日成统治朝鲜后,急欲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经常派人或亲自到北京请求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帮助朝鲜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爽快地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把四野中经过战争历练的骁勇善战的由朝鲜族人组成的三个师一并划拨给了金日成,纳入朝鲜人民军。从此,兵强马壮的金日成信心满满,决心在统一朝鲜的战争中先发制人,把李承晚打个措手不及、落花流水。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金日成命令朝鲜人民军以希特勒的闪电战方式万箭齐发,倾巢而出,立即踏过三八线,几乎没费什么力便很快拿下了韩国首都汉城,之后一路高歌地向南隆隆挺进。李承晚政府及其韩国军队根本无力抵抗,都被赶到韩国最南端的釜山一线,眼看着就要被赶到海里去了。在这万分危机的情况下,国际舆论对金日成的侵略行为作出了异口同声的谴责,联合国就此召开紧急会议,并立即作出了义正词严的决议,严厉谴责金日成的侵略行为,并授权组成以美国为领导的联合国军,16个国家都派出了自己的部队参与到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战争中去。联合国军总司令由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麦克阿瑟立即调兵遣将,首先从银川登入,掐断了向南推进的共军退路,打破了共军进攻的态势,不久就夺回了汉城。并由三八线一路向北推进,不久就占领了平壤,北韩军队都撤至新义州一线,靠近鸭绿江,似乎很快就要被赶到鸭绿江里面喂鱼去了。在此紧要关头,应金日成如丧考妣的连连哀求,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但抗美援朝得出师有名。到底用什么名义好呢?毛泽东为此茶饭无心、夜不成寐,在中南海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绞尽脑汁怎么也编不出一个像样的词汇,在琢磨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好词:保家卫国,虽然实际上保的是金日成的家,卫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包括林彪在内的大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赞成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战争的情况下,毛泽东却一意孤行地坚持出兵朝鲜,立即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改换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做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志愿军集结于辽宁省丹东市,“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这首嘹亮的歌曲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几乎是人人传唱,耳熟能详。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抗议、批评与指责。联合国安理会立即作出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志愿军出兵朝鲜是破坏人类文明准则的侵略行为。面对全世界的正义声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仍然我行我素,把三、四百万之众的中华儿女源源不断地送往朝鲜战场与联合国军进行不义之战,以至于中国军人阵亡达百万之众,伤残者与死亡人数相差无几。抗美援朝导致中国大陆闭关锁国,自绝于人类主流文明之外长达三十年之久,这是一个结果;另一个结果就是,自今仍然持续的金家王朝的世袭统治,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第三个结果是,毛泽东利用抗美援朝的不义之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把所有滞留于大陆的国军将士都予以残害、枪杀,无辜死亡的人数起码有二、三百万,甚至更多,具体的无辜死亡人数只能留待所有的镇反档案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之时,方可以得到准确的详实的数据。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朝鲜战争的发起者是金日成,斯大林是其支持者,毛泽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帮凶。毛泽东后来似乎也意识到了这场战争的很不对劲,不得不承认抗美援朝很可能是错误的。但中共至今不说那一场牺牲了百万中华儿女的不义之仗是错误的,是与人类文明正相反对的可耻的罪恶。尽管中共揣着明白装糊涂,完全知道抗美援朝从本质到形式、从里到外、彻头彻尾地是荒唐的、是邪恶的、是罪恶的、是有极大的负面价值的,但中共就是坚决地不予公开承认,坚决不把事实真相告诉给广大民众,还是老生常谈地讲他那一套讲了几十年的不真实的信息。用假象来代替真相。真实都被遮蔽了,真实的反面-------虚假却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历史舞台,以所谓革命、人民、政治正确等名义占领了一切的空间和时间,形成了谎言就是真理的荒谬绝伦之局面。

4、运用正确的信息

1)、应当允许所谓错误言论的存在

不允许错误,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正确,因为正确是在与错误的鉴别、比较、争论、交锋中才逐渐地显示出来的。换言之,没有错误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正确。历史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在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则是正确的,是有先见之明的。看来当时所认为的错误并不是真正的错误,而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发表了正确的言论、正确的看法;当时看起来是正确的并且是毋庸置疑地正确的,过了一段时间回过头来再看则是错误的并且是完全彻底地错误的。由此可见,正确与错误都得经过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而后为人们所认定。

中国大陆的近代史贯穿着暴力革命的罪行,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所从事的大规模的阶级灭绝行动,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都属于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希特勒所搞的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具有同等的性质,只是毛泽东所搞的阶级灭绝远远地胜于希特勒所搞的种族灭绝的程度。希特勒以最后解决的方式残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毛泽东的阶级灭绝大约残杀了希特勒残杀人数的十至十五倍。据不完全统计,自中共建政后迄今为止,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八千万至一亿人之多,就杀戮人数来讲,毛泽东是首屈一指的,也无人能比。希特勒不能比,斯大林不能比,秦始皇更是只有甘拜下风的份。

毛泽东由于篡夺了中国大陆的全国政权,便自命为伟大光荣正确,其所作的一切都毋庸置疑地绝对正确。倘若有任何怀疑者,更不用说反对者,便立即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遭到枪杀。所以毛泽东的正确不过是枪杆子的正确,是刀把子的正确,是以国家暴力做为后盾的正确,是强权就是真理的正确,是蛮横霸道、恬不知耻、无耻之尤的正确。任何以国家暴力做为后盾的正确,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的宇宙真理,都是貌似真理的横行无忌的强权,都是极权专制主义肆意张扬的社会强奸,都是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犯罪,都是本质上的以及其形式上的完全彻底的邪恶、罪恶。原本的邪恶却偏偏要以正确的面貌出现,原本的罪恶却偏偏要以解放者的面目招摇惑众,这就势必造成人世间的重大劫难。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腥风血雨、横扫一切,不但砸烂了五千年的华夏文化,而且毁灭了中国人民的淳朴民风、优良道德,而且以卑鄙下流的手段封杀了中国人民对善良的信心、信念、信仰,全面地释放出党文化如狼似虎的兽性主义,泯灭人性的群魔乱舞盛极一时,在中国大陆导演出无穷无尽的惨不忍睹的血泪悲剧、人祸和灾难。文革的发端可以一直往前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可以被认为是文革的初级版;中共建政之后不久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隐藏着文革的惊人密码;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是文革的预演,文革中形形色色的整人害人坑人之方式,都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运动抓叛徒、揪特务等残忍暴虐之手段;文革的根子可以一直挖到毛泽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红军内部所搞的抓AB团等肃反运动,捕风捉影、严刑逼供、肆意栽赃、嫁祸于人、滥杀无辜,成建制的红军一批批地走上刑场,被同样的红军连绵不绝地枪杀,十多万人死于非命,简直匪夷所思、荒谬绝伦,天地为之变色,江河为之血流。毛泽东是残杀写出《野百合花》反映延安不正之风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的凶手,是血腥土改、按比例杀人镇反的恶魔,是反右的阳谋家,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大饥荒的总导演。毛泽东是中国大陆一切冤案的罪魁祸首。毛泽东的一生,是捣乱——破坏,再捣乱——再破坏,以致无穷、祸国殃民,导致天下大乱的毁灭大王的一生。

依靠权力自我认定的正确,向来是错误的源泉,是罪恶的渊薮。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非法获得的权力自我认定的正确是根本靠不住的,是必须予以深刻地怀疑的,不但是邪恶的,而且是罪恶的。

为了所谓的正确而不允许所谓错误的言论生成和发展,是不能不打上大大的问号的。因为不允许所谓错误言论存在的所谓的正确,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这种正确是自我标榜、自我认定的,是独裁专制的,是不能算数的。正像在自然界里既可以有高耸云天的树木,也可以有遍地生长的小草。如果高耸云天的树木不允许青青芳草的存在,显然是违背自然界规律的;在百花园里,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不能认为只有一种色彩是正确的、是唯一的存在,而其他的色彩则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应该存在的。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蛮横霸道。也就是说所有的色彩都是可以同时并存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还有包括白色、黑色等各种色彩,都是应该、可以而且必须同时并存的。不能因为一种色彩明亮而抹杀其他色彩的存在,每一种色彩在自然界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也应作如是观。

2)、不同的思想观点应该并存

不能因为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就否定并取缔其他不同的观点,就武断地认定其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即便是不同的哪怕是错误的观点,也应该允许其存在。不允许不同于自己的观点的其他观点的存在,是很不客观的,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意识本真就是强词夺理的,是必然形成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荒凉、空白之局面的。这,完全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应有准则。人类文明的应有准则是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的“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却要用我的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哪怕你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允许你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所谓错误的观点表达出来之后,表达者不受任何歧视、藐视、仇视,更没有被排斥、打击、蹂躏等不正常的现象发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不但正确的思想可以存在,即便错误的思想也可以存在。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观点,不管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可以引起探讨、争论、激辩、批评等。

3)、思想只能用思想的方式去解决

思想观念必须以讨论、商榷、辩论、交锋等和平的方式予以批评、判定,不同的思想、观点必须经受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思想只能用思想的途径去解决,言论只能用言论的方法来评判,批判的武器决不能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决不能用组织处理、群众大批判、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戴高帽游街示众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字狱等方式来实行法西斯专政。对于所谓错误的意见,不应采取封堵、屏蔽的方式,而要采取规劝、说服、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以使错误观点的市场越来越小、乃至不起作用,最后自我消解。在所有的无论正确还是错误的观点都能够充分表达的情况下,人们自然可以从中提高认识、明确是非。即便错误的观点也可以拥有表达的条件、可能和希望,只不过错误观点的市场在讨论和交锋中必然自我缩小,乃至偃旗息鼓,正确的观点在讨论和交锋中就会越辩越明而逐渐地直至普遍地为人所接受。试问,既然正确的言论可以为人们所知晓、所接受,那么错误的言论为什么不可以为人所了解呢?因为了解错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走向正确的必由之路。这就是说,倘若要建立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那就一定要允许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的蜂拥而出,那就一定要允许不同立场、不同思想、不同方法的并存。

4)、谁都不能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但谁都可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权利

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由谁来评定正确与错误?有权者可以评定,无权者也可以评定;有偏见的人可以评定,无偏见的人更可以评定;信息不灵通的人可以评定,信息灵通的人更可以评定。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之情况下,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都可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权利。如果问,到底谁最应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可以认为,作为肉身的世人谁都没有,而且也不应该有。既然如此,看起来拥有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的只有一个了,那就是上帝。因而我们就只能把评定正确与错误的垄断权别无选择地交付给全知全能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了。只有上帝来评定正确与错误,才算是适得其所、恰如其分、众望所归的,才是不偏不倚、公平正义的最后审判。但上帝在哪里?上帝是灵魂。灵魂是上帝。上帝在心中。从这种意义上讲,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立场、观点、理解、学识、经验、才能等等对于任何问题、任何事务进行正确与错误的评定。简言之,你认为一个说法是正确的,我却可能认为是错误的;他认定某种思想是错误的,我可能认为正好相反。每个人对某件事、某个想法有不同的看法,难道还有什么不正常的吗?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里,各种各样的说法、观点、不同的议论,乃至七嘴八舌、议论纷纭,都是波澜不惊、见惯不怪的了,再也没有比这种情况更为正常的了。只有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里,才能强求一律,绝对统一,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同意见,更不允许提出反对意见。所有的不同的反对的意见,都一概地被蛮横霸道地认定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更是不合理的了。为了改变这种极不理想的状况,我们就必须允许、提倡、鼓励所有自由的表达。自由的表达是人之为人的天赋人权。言为心声的自由表达,实乃天经地义的堂堂正正之人权。凭什么不让人自由地表达、凭什么阻止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

4)、必须坚决彻底地打破信息封锁、屏蔽和垄断,并彻底甩掉言论不自由的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之枷锁

在中国大陆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现行条件下,在信息封锁、思想禁锢、舆论一律的严酷状态下,中国人民必须实行绝地反击,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拿出最大的勇气,开宗明义地、大义凛然地、堂堂正正地捍卫属于自己不容忽视、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在世界上,尤其在中国大陆,主要表现在不同意、不赞成的自由,表现在可以反对的自由。也就是说言论自由是提出批评意见、表达不同立场的自由。任何夸大其词、胡编乱造的歌功颂德,任何摇尾乞怜、顺风朝屁的献媚邀宠,任何为权力者的邪恶罪恶文过饰非、强词夺理、寻找似是而非之根据的乔装打扮,都肯定不是言论自由。

中国大陆必须逐步地、尽快地、全面地实现言论自由,必须从根本上坚决彻底地打破极权专制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信息封锁、屏蔽和垄断,必须刻不容缓地、大胆无畏地取缔造成言论不自由的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积重难返的、冠冕堂皇的束缚、限定、栅栏、障碍等等。让封杀言论自由的一切教条、秘密、规定等统统地见鬼去吧。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甩掉言论不自由的大大小小的枷锁,彻底地告别扼杀言论自由的共产文字狱。

5)、一定要在中国大陆实行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我们一定要实现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所谓的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就是,言论没有限定、没有阻碍、没有屏蔽、没有垄断,任何人都可以充分地表达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任何人都可以对自己关心的社会事务发表批评意见,提出不同看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言论自由都不可以,都还差值得补足、值得完善的那么一点;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不仅是我们不屈不挠地拼力追求的伟大理想,而且更应该是我们锲而不舍地予以实现的活生生的现实景象。

中国大陆的现实与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实事求是地说还相差个十万八千里,相当于从北京到华盛顿的漫漫距离,必须要跨越浩瀚无际的惊涛骇浪的太平洋,是比以往的长征还要更加艰苦卓绝、更加腥风血雨,需要我们进行更大规模的超凡脱俗的史无前例的一次新的长征,还需要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一步一个脚印地爬雪山、过草地,力拔山兮气盖世地以我们的血肉之躯填平被极权专制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深不可测的陷阱和沼泽,需要我们寻找破除网络防火墙的自由门和无界网络等追求言论自由之利器 、之软件,如此我们就可以在信息自由的汪洋大海里勇于搏击、扬帆远航,进入到言论自由的广阔无垠的新天地。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人民现实的言论自由程度恐怕只是达到了百分之十左右,甚至还不到百分之十,只是在一位数之内来回晃荡、徘徊不定,连两位数都还没有达到。与其说言论自由,莫不如说言论不自由更为恰当一些、也更加符合实际。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样,言论从来就没有自由过,更谈不上子虚乌有的充分自由了。直到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的今天,中国人还匮乏百分之九十多的言论自由。就言论自由度排比而言,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报道,在全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大陆位于倒数第五名。这样铁板钉钉的现实是极为可悲的,也是极其耻的。每一个关心中国大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有识之士对此决不能无动于衷,肯定是感慨万端的,也是一定要竭尽全力以各种方式改变此种惨不忍睹的恶劣、荒唐、不堪之局面的。我们决不能再让言论不自由的状况继续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了,一定要彻底翻转这种可怜、卑微、可耻之排名,一定要在尽短的时间内把倒数的世界排名提到最起码让人看得过去也让人比较认可的位置上来。如果在言论自由度方面可以打入世界一百名以内,中国大陆就算是初战告捷了,也算是取得应有的进步了。如果能够继续推进,即把言论自由进一步靠前,能达到三-----五十名之间的位置,就为今后的某一天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打下一个坚实有力的基础,再做以更多更大的坚忍不拔之努力,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这一目标就一定会达到,也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各种各样的封条、口罩、大力胶、由一党专政的红色意识形态所生成的形形色色的严格的政治规定、要求、纪律等把中国人民的自由之口都给封得死死的,简直是一口活气也透不出来,中国人都被弄成了会说话的哑巴了。十四亿中国人民在极权专制主义的重压下,一个个都不能说话,也不敢说话,都不能就公共事务等方面发表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更谈不上提出不同的反对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了。

每一个有良知、有人性的中国人,面对这一如此不堪的情状,都应义不容辞、当仁不让地表达自己的愤怒、斥责与抗争,都应该而且必须力争打破并改变此种惨不忍睹的非人之局面。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发声,就是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事业贡献力量,就是为中国的公民社会添砖加瓦。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发出一声言论自由的呐喊,都是为中国大陆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加油鼓劲。

5、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

几十年来的党姓媒体都不能发布真实的客观信息,正如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的可能或必然就没有什么是真的了。党姓媒体向来是搞所谓的宣传的。宣传是极权专制主义国家的特色。宣传通常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夸大其词的带有强制性的灌输。正因如此,宣传也被认为是谎言的传播和扩散。希特勒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可谓是从事宣传的行家里手。“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是纳粹所向披靡的宣传取胜的至高法宝。苏俄的宣传攻势也堪称一绝,算得上是纳粹的先师了。凡是不利于苏俄的信息一概屏蔽,凡是有利于苏俄的信息则是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地反复宣传。苏俄的宣传套路一点不落地复制到中国大陆,不差分毫地克隆在中共的宣传上。其结果是,凡是不利于中共的信息,都要被封锁、屏蔽、取缔、灭杀;凡是有利于中共的信息,则是大规模地、广泛地、兴师动众地、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地广而告之,生怕别人不知道、不了解,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深入而广泛地宣讲。宣传什么,什么就好得不得了,不是人间最好的,也肯定是世界第一的了。宣传某个人是英雄,那么他就必定是高大全式的人物,没有任何毛病、瑕疵和不足,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从来都是为他人着想,为人民利益打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实乃神仙也。是人乎?非人乎?

把肉身凡胎的人肆意拔高并吹捧成超凡入圣的人物,不免失真,过于美化、装潢、修饰,刻意营造的假象,比比皆是,既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又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既承受不住人们的仔细分析,又招架不住人们的逻辑推理。为了适应一时一地的政治需要而临时拼凑起来的所谓英雄事迹、形象及其精神。与其说他们是英雄,莫不如说是被精心打扮起来的欺骗的幌子;与其说是英雄事迹,莫不如说是玩弄笔墨的御用文人头脑中肆意编造的主观臆想;与其说是英雄精神,莫不如说是谎言流布的恬不知耻,是撒谎不脸红、欺骗受表彰的邪恶,是罪恶时代的肆意渲染。如果能够追根究底的话,曾经风靡一时的所谓英雄有哪一个算是可以为人们永远铭记的真正的英雄呢?应该说,党姓媒体上的英雄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够得上中华民族的楷模的。但是,被当时的历史铁板钉钉地认定为不可饶恕的罪大恶极的罪犯------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王申酉等,则确确实实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气壮山河的浩气永存的英雄。在整个社会都匍匐在毛泽东至高无上皇权淫威的脚下时,他们都以平凡的微弱身躯站起来一个个不屈不挠的大写之人;在所有人都众志成城地谎话连篇、自鸣得意地脑残之际,只有他们还尚存清醒的头脑并直抒胸臆地表达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在全国都陷入癫狂痴迷、滑稽可笑之状态时,只有他们能够游离于荒诞之外,并运用自己的理性冷静地剖析天下大乱的来龙去脉;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非人时代,他们振聋发聩的理想竟是普普通通的人说人话,人办人事;在一个极不正常的社会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正常”两个字而已。即便是如此卑微的要求,他们也要付出人世间只有一次生命的惨重代价。试问,这个社会竟堕落成什么样子、竟卑贱到何种难以理喻的程度、竟龌蹉到何等惨绝人寰的地步?破除一个时代的谎言,都需要献出难以计数的无穷无尽的血和泪;恢复一个真实的道理,都得需要付出一颗颗聪明的头颅、一个个青春洋溢的身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罄竹难书的国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吃人不眨眼的恶魔社会?中华民族灿若光华的智慧,怎么竟被蒙昧主义的黑暗一股脑地全部击碎?一切如花似玉的美好祈愿、希望和畅想,怎么竟被无耻的下流的丑陋的权力魔爪所蹂躏、所挤压、所撕碎。这,究竟是何道理?

在谎言流布的社会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喝着狼奶慢慢地长大了。狼奶就是失真的信息,失真的信息就是谎言。谎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成百万上千万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大中小学的文科教学书里到处都是党文化的狼奶。为了避免并杜绝狼奶继续喂养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绝对有必要再一次提出一个令笔者一直耿耿于怀、始终不能梦想成真的建议,这就是: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笔者第一次以“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为题写出的文章是在2003年。此篇文章竟成为笔者七十七篇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证之一而被中共判刑七年并附加刑剥权期三年。笔者不但十多年前如此这般地强烈要求,而且至今还是一如既往地强烈要求“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谎言无论如何都是要修改的,更何况教科书里的谎言呢?因为这么做是有益于中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是符合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中国化的要求的,是正常的、合理的、正确的,更是正义的。笔者十多年前第一次提出的“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连同笔者强烈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七十七篇所谓有问题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罪证”文章,连错都没有,更何谈莫名其妙的犯罪?简直颠倒黑白、荒谬绝伦?!即便犯下中共所认定的所谓“煽颠罪”,笔者仍然秉持永远摧不垮打不烂的民主自由之理念,故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修改所有不真实的历史,改变所有不正义的邪恶罪恶,以恢复一切的真实、真相。不要再继续肆意妄为地浪费学生们的大好光阴了,让学生们学到真正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而不要再用假象蒙蔽和迷惑他们稚嫩的双眼和纯洁无暇的心灵了。笔者之所以再一次提出“修改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就是要求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再喝狼奶了,都不要再受到党文化的病毒感染了。要去除谎言,恢复真实、真相,以利于祖国的花朵都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之谓也。“修改教科书里面的一切谎言”,就是要把以前没有讲清楚讲明白的问题都要统统地讲清楚讲明白,一点也不要含糊,一点也不要遗漏。比如要讲清楚土改的问题,镇反的问题,还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六四、取缔法轮功等政治运动。这些以前在教科书里都语焉不详、不清不楚的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都要解释清楚。一定要解决教科书上难以自圆其说、更无法回答的一切问题。现在的大学、中学的教师都很尴尬,比如政治经济学里所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老师们面对学生们的尖锐提问,常常弄得无所措手足,六神无主,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把资本家和工人的劳动平等地看待,极大地忽视了资本家的资金投入、生产管理、调配资源、开拓市场等知识、智慧、能力、才华乃至天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把资本家的劳动等同于工人的劳动,把资产阶级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伟大作用都统统地予以抹杀。如此等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的,都是不符合现时代的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的,都是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昌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贫穷落后存有巨大差距的。社会的实际发展和进步与教科书上的教条规定是相距甚远的,也是解释不了的。鸵鸟一般的理论教条对学生们汲取知识必将带来相当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和不良作用,是极其有害于学生们的智力开发的。

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绝不仅仅是几本教科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而构成了对于全体民众的浓重的深度的污染;还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若干代中国人的问题,是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无穷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一代漠不关心教科书上的一切谎言,还是让陈腐的教条在那里一如既往地兴风作浪,继续毒害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求知若渴的青年,用党文化的狼奶继续喂养着金色年华的青少年,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完成的激浊扬清、扫荡障碍、为后来者开辟一片清静之地的历史任务在我们的手中就没有完成,取缔谎言、恢复真实的神圣使命就算是完全地落了空。倘若如此,中华民族的悲剧还会以新的方式延续下去,人祸还会有理由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中间连绵不断地生成和发展,以往的灾难还会自然而然地变成现实的灾难,现实的灾难也会顺理成章地变成未来的灾难。难道说,中国人民就是天生的倒霉蛋,总是要在悲剧、人祸、灾难中间来来回回地打转转,总是要像学生们逃离不了教科书里的一切谎言那样地走不出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陷阱吗?

6、在信息社会,信息发挥主导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

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引导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的重要的决定性力量。任何否定知识、忽视知识的表现和作为都是与信息时代的本质格格不入的。知识的价值应该而且必须受到应有的极大的尊重。信息时代必须彻底铲除否定知识、藐视知识的蒙昧主义。尊重知识,就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信息时代是知识分子发挥主导作用的时代,是知识分子引导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时代,是知识分子成为领导阶级的时代。知识分子应当是领导阶级。

从来把中国知识分子当做必欲斩尽杀绝的仇敌来看待和对待的毛泽东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权力整死了千百万中华民族的至高无价之瑰宝-------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已然全军覆没。其结果必不可免地导致中国大陆百业萧条,满目疮痍、贫穷落后、荒凉苍白,委实不忍睹目,一言难尽也!

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社会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历史不会也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知识分子的作用,无论怎么高估,恐怕都不为过。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整体是引导社会进步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信息时代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成为领导阶级,是知识分子忽略自己的本质、漠视自己的作用、贬低自己的价值的极不负责之表现,是整个社会无可逃脱的共同耻辱,是国家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浑浑噩噩、愚昧落后之标志。

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

在毛泽东统治的年代,社会上流行一个词汇叫做“臭老九”。这是用来称呼知识分子的专有词汇。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有“地富反坏右”的说法,这五类人属于专政的对象,“叛徒、特务、走资派”后来也成为专政的对象。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专政、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于是排在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极其底下,故此叫做“臭老九”。这顶“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之后一直摘不下来。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实行的是极其残忍、卑鄙、下流、无耻的愚民政策,用蒙昧主义否定、排斥并驱逐知识与智慧、能力与才华。“我是大老粗”成为无知无识的军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的口头禅,以此显示自己与社会时尚相一致的立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连最起码的文明气息都没有,更把文化知识贬斥得一文不值、一塌糊涂,完全颠倒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耕读传家、知书达理的优良传统,真乃四六不懂、混账透顶。毛泽东统治的社会,“读书无用论”一直风行于世、长盛不衰,充分彰显了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仇视人类文明及其成果的阴暗、龌蹉之心理,也毫无遗漏地显示出共产革命毁灭人类文化的本质特征。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不是历史反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不是坏分子,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走白专道路,就是举白旗等,总之都被边缘化了,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永远不能抬起头来的贱民了。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之所以把知识分子贬斥为“臭老九”,是因为毛泽东清楚地知道,知识分子讲道理,善于分析,能够分辨是非,能够看出痞子阿飞的猫腻,而毛泽东向来胡搅蛮缠,硬把不是当理说,敢于撒谎而且也善于撒谎,敢于不要脸而且也善于不要脸,所以毛泽东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几乎没有遗漏地把知识分子都当做了主要的运动员,把中国知识分子都运动得浑身散了架,真是“偌大的中国,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经验的系统总结,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却把所有这些人类文明的典籍一概地称之为“封资修”的黑货而统统地扫地出门、统统地予以焚毁。焚烧书籍的浓浓的黑烟遮天蔽日,覆盖了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大地,也熏黑了每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每一颗嗷嗷待哺的心灵。

与其有知识,莫不如没有知识,因为知识就是罪恶;与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莫不如做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老粗,因为大老粗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令人羡慕,受到青睐,为人们所信任,是值得骄傲的革命大草包。知识只能受到歧视、蔑视、鄙视、仇视,皓首穷经的知识分子除了戴高帽游街示众或被批斗并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外,就是被逼得拿起扫帚去打扫厕所,或挎起粪筐沿着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捡拾驴粪蛋去了。

知识被贬得一文不值,知识分子被贬得斯文扫地。毛泽东的政策就是要对中国知识分子实行完全彻底之改造,以使之从根本上脱胎换骨,这就是:知识必须转换成无知,独立必须转换成依附,自由必须转换成听话,不听话是绝对不行的。在毛泽东看来,知识是无用的,知识分子是没有价值的。正因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被普遍地边缘化,无知统治了知识,野蛮战胜了文明,无能取代了能力。招摇过市、耀武扬威、无所不能的蒙昧主义却主宰了中国大陆的一切领域、一切事业,由此而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与世界文明的差距越来越远,乃至于天壤之别,这,就是把中国知识分子当做“臭老九”的惨痛代价。

贬低知识、贬低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人类自我贬低乃至动物化的表现,是社会文明水准极大地降低,是荒谬绝伦的极端野蛮之所为,是咎由自取的必然落后与贫穷,是中华民族堕入茫茫黑暗的全面自杀。中国大陆之所以人均收入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一直徘徊在一百位左右,与毛泽东长期排斥并打压知识分子并使之成为“臭老九”紧密相关。

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知识分子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知识是第一位的。没有知识,必将一事无成。

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死了之后,中国社会逐渐开始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知识分子由过去“臭老九”的贱民地位,逐步地向着比较正常的人的地位靠拢、迈进。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为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以邓小平为实际掌门人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口号。中共中央随后明确地认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似乎前所未有地、郑重其事地开始像模像样地重视知识分子了,因为中共长期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现在把知识分子一下子抬高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岂不是皇恩浩荡?原先把知识分子都边缘化,都贬斥得无以复加,都成为“臭老九”了,如今把知识分子提高到所谓领导阶级的一部分,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显然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的了。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地位无论如何都是提高了的。这当然不能否认。但是,这种所谓的进步仍然没有表达出知识分子的本质价值,仍然与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地位还有极大的差距。与其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莫不如说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式的贬低、压制与污蔑,是以蒙昧主义的极端无耻的说词对于知识固有价值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践踏。

如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知识分子又何必费劲巴力地钻研学问,思考问题,甚至“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呢?如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知识分子又何必经常不断地往图书馆里面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呢?如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知识分子又怎么能够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了真理不屈不挠、始终不渝、坚持不懈,“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呢?

读书学习的与不怎么读书学习的,甚至根本不读书的,又如何可以相提并论呢?钻研学问的与不钻研学问的,又怎么能够搅合在一起呢?从事脑力工作的、勤于思考的、做精神创造的与单纯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又怎么能够混为一谈的呢?故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只是“臭老九”变形了的、隐晦了的另一种说法,仍然是“读书无用论”或斯文扫地的变种罢了。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毛泽东、邓小平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认识甚至连几百年前的培根都赶不上。培根毕竟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毛泽东从来都是敌视、痛恨、打击、围剿、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手段极其卑劣、下流、无耻、残忍,仿佛不斩尽杀绝知识分子,就达到不了毛泽东这个痞子加瘪三的革命目的似的。邓小平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与毛泽东是半斤对八两,只不过后来为了改革开放的需要,煞有介事地把“臭老九”换成了所谓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说。中国的共产革命之历史,是利用、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历史。利用和改造是阶段性的,是权宜之计,而改造知识分子则一直是中共保持不变的野蛮政策。

应该清楚的是,没有知识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文明。藐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发展和进步就必然没有希望,也没有前途;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就意味着重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故此必须坚决彻底地废弃中共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极不恰当、极不合理,甚至是极为缺德的蒙昧主义口号。一定要改弦更张地把知识和知识分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上来重视、来考虑、来对待。

以知识改造蒙昧、野蛮,以良知战胜毫无底线的缺德,以正义做为高高飘扬的旗帜,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正在来临。

知识分子必须担当起历史进步的重大责任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有知识、有能力、有才华、有智慧的知识分子,需要是非分明、热爱正义、追求正义、捍卫正义并实现正义的知识分子,需要在各个领域里发挥作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知识分子,尤其需要对社会事务提出自己独立见解、表达不同意见、提出尖锐批评,从而以知识和智慧积极推动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应该而且必须拥有自己就公共事务表态、议论、挑剔、批评的立场,此即知识分子之立场;应该而且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超凡脱俗之见解,既不受时尚的风潮所左右,又不为赫赫权柄的威力所驱使,更不被金钱的诱惑所腐蚀。知识分子的见解应当是卓尔不群、非同凡响、出类拔萃的,而决不能平庸无为、人云亦云、随风唱影。要像屈原所说的那样“众人皆醉我独醒”。面对世风日下的滚滚红尘,知识分子要以深思熟虑的理性判断,坚守自己不屈的信念,即使被裹挟、被冲刷、被击打,也要毫不动摇地成为傲然于世的中流砥柱,此即知识分子之见解;应该而且必须秉持自己的追求真理、捍卫正义之本质。破除假象的迷雾,大义凛然地寻求真实、真相,要揭示一切的谎言、刺穿所有的虚伪面具,以捍卫正义为旨归,此即知识分子之本质;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以知识启迪愚昧的头脑,以真实的信息取缔虚假的信息,以人性驱逐积重难返的兽性,以良知克服恶行,以有道罚无道,以正义消除邪恶、罪恶。知识分子必须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批判的武器,对准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不正当、不正义的存在,口诛笔伐、嬉笑怒骂皆文章。知识分子必须勇于担当,这就是:任何的不公、不正、不义都与其必须担负的重大职责紧密相关,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逃离不了对此所应负有的不可推诿的道义之责任。社会的邪恶,乃是知识分子必须予以针锋相对、坚决彻底地批判与斗争的;社会的罪恶,乃是知识分子必须全力以赴地、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铲除、予以歼灭的。社会上的重大问题,包括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问题、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问题,国计民生的问题等等,都是知识分子所密切关注、必须解剖麻雀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的广泛领域。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必须起到其他的社会阶层根本起不到的说服、劝导、引领之作用,以彰显其非凡之价值,以表现其独特之意义。

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

在信息革命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能力、才华、知识、智慧乃至天才应该、可以而且能够前所未有地发挥出主要的重要的关键之作用,作为这些高贵禀赋之承载者的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必须发挥其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知识经济社会里,毫无疑义地可以认定: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

不但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即便在以往的工业社会里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里,知识分子也理所当然地担当起领导阶级的应有作用,因为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从社会的发展来看,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是从来不可缺少的,知识分子做出的历史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工业革命的迅速兴起与蓬勃发展,都有赖于知识与能力的充分运用,都有赖于知识分子的才华与智慧的介入、引导、指挥。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领导角色。农业生产的进步也得需要知识分子的引领、指导。这就是说,无论农业还是工业亦或是商业,无论生产还是生活亦或是文化活动,所有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都得需要知识分子运用他们的知识、智慧、能力、才华等所有的聪明才智来予以推动、推广。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因此,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是不容否定的,是必须予以承认的。

忽视知识分子作为领导阶级的应有地位,藐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所应起到的主导作用,无视知识分子对于推动各项事业的进步能够做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是社会停滞不前、国家不能正常发展、人民普遍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是蒙昧主义否定并取缔知识与智慧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邪恶罪恶,是令人扼腕兴叹的惨不忍睹的风雪弥漫的血泪滔滔的历史之迷途,是不应该发生的但却是活生生地发生了的莫大悲剧。埋葬知识,我们所能获得的只能是野蛮、愚昧、无知、无耻、下流;排斥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大老粗就神气活现地登上了不应占据的历史舞台,大脑贫乏四肢发达的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就成为把历史大踏步地拉向后退的主力军。如此一来,本应搞好的事业根本就搞不好,一切都搞成了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一无所成,正常的社会秩序都被颠倒了被打乱了,黑白混淆、是非不明,讲不出什么道理,也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可讲,蛮横霸道、强词夺理。枪杆子耀武扬威,笔杆子默默饮泣。一个实行暴力的丛林法则的时代,注定是一个否定并藐视知识的读书无用论的可耻时代;一个排斥知识分子并使之边缘化、贱民化的社会,是一个硬把不是当理说、胡搅蛮缠、以无知无识的野蛮标新立异而为虎作伥为非作歹埋葬文明的下流社会。此种状态绝非正常,绝不合理,绝不是我们的应有选择,而是被肆意强加的悲惨的历史和现实,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完全彻底地改变。不改变此种可悲可耻可怜之情状,我们何以为人、何以为现代文明人、何以为现代文明的中国人?

没有知识分子作为领导阶级,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丧失了知识分子的领导,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彻底失败的,所以,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必须予以明确地认定。不论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之定论,都应该是开宗明义的,更是雷打不动的,都必须是旗帜鲜明地、堂堂正正地予以确立的。

确立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不但要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以“臭老九”对待知识分子的蒙昧主义的卑鄙无耻之政策,而且也要全方位地修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邓小平式的鼠目寸光的下流之定义。准确地说,就是要坚决地更正以往所有的共产革命之歧途,全面地扭转忽视知识分子应有作用的种种社会意识之错误,彻底地诀别一切否定知识、蔑视知识、排斥知识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邪恶罪恶;确立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是中国大陆社会正义转型的必不可少的题中应有之意,是解脱中华民族历史悲剧和现实悲剧的极其重要的关键的战略布局、战略思想以及战略行动,是中国人民尽其所能地消除无知的迷雾、愚氓而实事求是地恢复真实真相的艰苦卓绝的奋发有为;确立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是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中国化的具体的实际步骤,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时代最强音,是中国大陆走向人类文明之林的卓然醒目的猎猎飘扬之彩旗,是吹响中国人民尊重、保护并弘扬人类文明的嘹亮无比的世纪号角;确立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就像春耕土地撒种子一样地把尊重知识的理念播撒进辽远的思想之大地,经过春风化雨的光合作用,必将呈现出五谷丰登的思想解放的大丰收。更加宽松的政治局面在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地成为心向往之的现实,原有的和现实的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必然望风披靡、逃之夭夭、无影无踪,社会风尚必然从久已成习的野蛮状态迅速地转入以理服人的理性文明和谐之状态,社会的彻底变革将会由浅入深以点带面地形成星火燎原的大小气候,由此而带动的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变革将会次第铺展开来,从思想意识到社会架构,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从道德到法律,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乃至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引发波澜不惊的和惊涛骇浪的令人欣喜的文明进步。
 
(未完待续。下篇:结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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