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

透视中国:国企地王盛宴和债务泡沫


当国际观察人士都在为中国的经济泡沫和债务表示担心时,中国以国企为主力的房地产企业却在上半年进一步把地产泡沫吹大,当局急喊刹车。
从中国经济管理当局和众多的学者来说,已经认识到泡沫繁荣的盛宴无法持续,关键是如何避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2016年以来,在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经济减速、人民币面临贬值等周期性和结构性综合经济压力下,很多国际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戴维·利普顿近期访华表示: “(中国)企业债务虽仍可控,但数额庞大且快速增长。为避免今后出现严重问题,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他指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不过,中国有很多官方学者并不认同这一判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融学专家李扬近日认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不大,理由是中国主要债务是内债,内债中政府和家庭债务并不高,主要是企业债务,而国家有足够的资产来解决这部分债务。但他也指出,中国的债务问题大部分集中在企业,其中65%在国企,值得高度重视。
今年上半年,虽然有中央的去库存、去杠杆的经济大政策,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却出现一、二线城市房价暴涨和“地王”的火热现象:“三高”(高总价、高单价、高溢价)地块达118宗之多,其中有51宗地溢价率在100%以上,最高达400%。业内人士预计,2016年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地王年”。央企联手上市公司,拿下了超过80%的 “地王”。
这一地王盛宴不仅扭曲了中国房地产供求关系,也进一步让一些经济学者认识到中国债务危机的严重性。以至于中央监管部门以“行政方式”和央企谈话,才在最近让“地王热”有所降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博客中批评说,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政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千方百计地要老百姓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放到市场上去,“搞活经济”。而这样做对社会发展的后果很严重。
6月21日,中国央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年报》则指出“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提出要“全面提升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危机反应能力,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央行年报在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后认识到:“房地产价格上涨也可能向其他领域传导,加之居民物价预期并不稳定,使价格走势也面临一定上行压力”。

投资到投机

过去10年多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增长,但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推出“稳增长”的经济政策,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很多流向房市股市,城市房地产价格翻番暴涨。房子的价格已经和大多数居民收入、需求等拉开距离,大城市的房地产越来越多成了投机的金融工具。因为对房价继续暴涨的预期,房地产市场杠杆投资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中国的债务增长开始迅速攀升,2009至2015年,总债务水平的累计增长超过GDP累计增长约90%,也就是GDP在过 去7年中大约翻了一倍多,社会总债务约则比2008年增加了2.5倍,即从当初的48万亿增长到如今的169万亿。
东吴证券的经济分析师孔翔鹤在网上撰文,将国家经济比喻为个人,形象说明杠杆的形成与杠杆的下降的阶段 。他写道:“第一阶段:一个人在变穷,但依然自认为很有钱,于是收入虽然下降,但消费依然上升。即GDP下滑、杠杆率攀升。第二阶段:终于资不抵债、宣告破产;从此努力工作,攒钱还债;收入增加,债务下滑。即危机爆发,杠杆下降,GDP企稳回升。……”
在《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今年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中说,房产净值是中国家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全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占比为 65.61%;在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比重分别为67.62%和57.60%。
中国一些学者和经济官员仍认为中国居民的房产负债率并没有西方高,因此还可以加大杠杆。他们在说明这番理论时,并没有说明是否考虑了目前中国缺乏西方国家相对健全的信用体系和社会支撑体系(比如免费教育、医疗等社会设施),中国的贫富差距和与西方的收入差距,等等。
郑永年在其博客中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盯着老百姓的钱袋子”。他以今年政府降低首付的比例等推动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疯涨为例,批评这种牺牲老百姓“尤其是中产阶层”的经济政策。

经济问题社会化

郑永年在其另一篇博客中“警惕楼市‘发烧’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中警告说:“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政策挑战。这是因为房地产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
他指出,中国政府的庞大国有企业很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偏离了原来国企的宗旨,“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私人利益。”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李迅雷在其最新的博客中指出,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的债务增长开始迅速攀升,“就连中国居民家庭的债务占GDP比重也翻了一倍多,从18%提高至40%,说明中国已经逐步从地方政府和国企加杠杆,逐步延伸到居民加杠杆”。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债务 增长的结构,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企业债务增长过快是导致全社会债务高增长的主要原因,其中国企的债务增长尤其迅猛,这几年大约年均增长18%左右。
这些年来支撑中国房价上涨论的一个理由是中国政府和国企银行会为房子托市。但李迅雷援引2015年中国股市“因为散户的场内融资和场外配资规模过大,最终导致泡沫破灭”产生大股灾的例子表示:“一旦房价下跌,你能保证房价只是有限度下跌吗?因为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既然过去那么多年来无法抑制房价上涨,同样,一旦下跌也难以抑制。”
而郑永年说:“如果房地产是经济泡沫,还可以应付。但一旦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泡沫,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安全就会成为大问题。”
他强调说:“中国房地产面临的困境,也说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要一起推进的道理。经济发展对执政党很重要,但并非所有类型的经济增长都对社会有利,对执政党有利。只有对社会有利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才会有利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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