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

昝爱宗: 争取自由意味着反抗奴役



真正的爱国者应是:“大爱于人民,小爱于家园,可爱可不爱于政权”,这等同于古代明君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014年11月号

曾有一些掌权大权的官方人员实话相告,说我这样写文章"反党"的人,若赶上五七年就是"右派",若赶上"文革"就是"现行反革命",那颗脑袋不知道要"搬家"了多少回。幸好我没有成长在毛泽东"反右"时期。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后没几年,还没有认识字的时候,毛泽东就死了,"文革"也结束了。如今,我还活着,还在写了一些争自由、争人权的所谓敏感文章,"脑袋"也没有搬家,那么,我是否要像那些"教育"、"教训"我的官方人士所说的那样,存有感恩之心,说是托了邓小平"改革"的福呢?

没有必要,因为人是生而向往自由的,心中的自由之火是难以熄灭的,即使他给你脖子上套上枷锁,你的思想仍是自由的,灵魂也是自由的,除非他能灭掉你的思想和灵魂。

再说,邓小平对中国人的贡献并不像官方舆论所宣传的那么大,他也和他的同道一样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他的贡献无非是在特殊时段让人有地可种,才有机会让人吃饱肚子活着。人活着,吃饱总比饿着肚子活着强。这点我承认,毛泽东时代动不动要人的命,还让人饿肚子,邓小平时代顶多让你觉得口袋里的钱少而抱怨社会不公。至于有没有人权和自由,毛泽东时代无,邓小平时代依然不会多。他们俩的方式有所区别,中国知识分子的体验也各有不同,但根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假如用"强暴"一词来形容的话,遭遇毛泽东时代的强暴,强力反抗者只有一死;邓小平自称以柔克刚,绵里藏针,邓小平时代的强暴也和他的名字一样"温柔",那些向往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体验和感受呢?一样会觉得不舒服,那么,为什么不温柔地抵抗一下呢?

先说毛泽东时代的强暴,有一个着名的"右派"储安平,他就是采取强力反抗方式,结果莫名其妙地死了,死后至今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死的。储安平是着名的自由派刊物《观察》主笔,1949年后留在大陆,出任共产党分配给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恐怕储安平没有料到毛泽东执政不久就搞"思想改造",结束后,又搞一个"大鸣大放",理由是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党"。储安平没有料到的是,这不过是虚晃一招,是引蛇出洞,是"钓鱼",是"选择性执法",就理直气壮地"帮倒忙"。储安平或许也压了一肚子气,需要泄一下愤,于是在报上公开指名毛泽东、周恩来,骂他们是"清一色党天下"的独裁政权,批评国务院的副总理共十二个,个个都是共产党,一个都没有非党他党人士,这样"民主"云乎哉!"联合政府"放他的屁?那时候,《光明日报》在谁手里,谁就有一定的话语权。可是当毛泽东反击时,储安平被吓倒了,把责任推给《光明日报》的主管部门民盟的负责人章伯钧和罗隆基,自己也承认负有不尊重党的责任。这和一个月前他发表的言论截然不同,他被彻底吓坏了,共产党居然不战而胜,结果储安平后来被秋后算账,死于非命。自从"反右"以后,《光明日报》这张报纸也完了,彻底夹着尾巴做人,从民主党的报纸屈身变为党报。这是后话了。

"反右"之前的"鸣放",算不算毛泽东意欲强暴知识分子的开始,还说不定,但至少他对那些他厌恶的知识分子,意欲玩弄、调戏一下,是没有疑问的。假如知识分子不当真,装模作样走个过场,毛泽东也不会立马龙颜大怒,储安平也许会保一条命,"反右"也许不会酿成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镇压运动,全国五十五万"右派"也不至于遭那么大的罪。

历史没有假设,除了储安平以外,还有一九五七年还有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站出来了,他们不愿意被调戏和玩弄,更不愿意被强暴,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琪、讲师王德周,与储安平同时,也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今天党群关系同解放前差了十万八千里"的言论,甚至还有喊出"杀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不能说不爱国"的口号(这些文字都有案可查,有文字材料等官方出版物为证),简直是造了反了,这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吗?毛泽东对此还会有"大鸣大放"的容忍度吗?看看胡风的命运就可以知道,胡风在当时是大作家,头号持不同政见者,却在"反右"之前的1955年就被抓起来了,不但不是胡风一个人,还整成了一个胡风集团,罪名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当然是莫须有的罪名,根本没有靠得住的证据。但这三大罪名只要有一种,就要罪该万死了。胡风一人兼而有之,他还能说他没有罪吗?

那么,勇敢的胡风到底说了什么呢?他不过是主张文艺创作要自由,不能预设主题,不能预设立场,比如写"土地改革",不能预先定好"党的大好形势"的立场,更不能只写党的胜利、不写党的失败。而且,人性的正义感是相同的,不是苏联推崇的无产阶级作家才能写出人性的正义感,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人喜欢的资产阶级作家就写不出人性的正义感,这是强盗逻辑。当然,胡风还反对共产党高层官员和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以及违反事实和真理的党八股文化,更不能容忍胡乔木等共产党高官的官僚主义作风,就索性批评一通,没有想到马上被一棍子打倒,按上三大罪名,多么可怕。这难道不是说,党文化要强暴胡风所倡导的自由文化,胡风遭遇强暴,不服从不听命不配合,结果只能入狱坐牢。

那么,作为那时的知识分子,谁能学点温柔一点呢?比如在争论中,看见"党员一来",可以随便谈谈"天气真好",或者抢着干些眼皮底下看得见的卖力活呢?当然,这样的人不会少,比如熟读中英文多国语言、学贯中西的钱锺书先生比较有眼力,他1950年就选择了一个好职业,把毛泽东选集翻译为英文,后来又再接再厉,又翻译了毛泽东诗词。当然,这不仅仅是钱锺书先生一人努力的结果,他在清华同学,在共产党内担任高级干部的胡乔木成为他的靠山。"文革"后是邓小平时代,胡是邓的铁杆智囊,于是他提拔钱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住上了组织分配在钓鱼台附近的三里河寓所,副部级的房子宽敞是必然的。尽管有政治局委员这样的靠山,钱锺书作为骨子里向往自由思想的民国文人,在逆来顺受之余,他会不会发点牢骚呢?钱先生把自己的内心包裹很严密,不轻易表态,但他妻子杨绛索性说了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常常到他家夜里串门,常感不便,胡乔木就知趣地把警卫留在楼下,"把最好的一面"留给钱先生夫妇看,杨绛这样不失温柔地似感谢又似安慰地抱怨了一下:"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锺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锺书感到惭愧。"

胡乔木是什么人?他是中共党史专家,党内重要的理论家,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社科院院长,他在意识形态上紧紧跟随邓小平,强烈反对西方自由思想,他讲话中提到要坚决同西方要颠覆共产党的企图作斗争。看胡乔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就可以知道,"搞定"知识分子用心良苦,让他们心服口服,还要装出十足的真诚,尽管钱锺书夫妇有抱怨,但感激更多,如今每年春节前都有政治局委员到超百岁老人杨绛家探望,钱锺书的《管锥篇》四册在1979年纸张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由胡乔木批示由中华书局出版繁体竖排版,可见胡乔木把"党的温暖"都给了钱锺书,他还会对党说些不该说的话吗?杨绛女士依然被党"关怀",九卷本《杨绛全集》出版,政治局常委还多次到家里看望,即使她不表示感恩,恐怕也不会对党说出储安平那样的尖锐话的。

像钱锺书那样谨慎的文化人居多,当然也有对党的"关怀"格外投桃报李的,比如郭沫若这样的大作家,生而逢时,如鱼得水,虽然他早在"五四"时期就已是名气不小的作家了,但不愿错过任何表现自己忠心的机会,对于批判胡风毫不留情,他说,"胡风不但是思想上的敌人,还是政治上的敌人"。郭沫若这样的文人,向来不用经过共产党的思想改造,就已经自觉改造好了。不但不会遭遇强暴,还主动投怀送抱,这点功夫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能学会的。当然,郭沫若是聪明人,他会这样做。胡适也是聪明人,却不会那样做,他拒绝留在大陆,是因为他对共产党有深刻的认识,有发自内心的恐惧。他去了台湾之后,可以在中研院成立大会上对着蒋介石说蒋的讲话是错误的,不但没有死罪,而且什么事情也不会有。蒋介石还是有一些涵养和包容心的。与蒋介石不同的是,毛泽东却这样告诉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不到一夜就变味了,所谓的言论自由只许在"人民内部"存在,不属于人民内部者不得有自由。这也就是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依据了,"反革命分子"就是阶级敌人,别说言论自由,就是人身自由都没有了。毛泽东的手段何其"高明",他并没有否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只是要求知识分子不断向党保证忠诚,并且使他们经常沉重地感到惶恐,感到害怕,感到不适,生怕某天早晨起来被当做人民公敌或不爱国的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

毛泽东对于不服的知识分子,专门建立了思想改造的场所,就是劳改集中营,大批"右派"被关进去,其中一部分再也没有出来。恐怕这正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抬不起头的原因。

毛泽东式的强暴确实富有迷惑性,他常用的一句话是"开头慢一点,后来快一点",先是"引蛇出洞",然后慢慢玩弄你,后来见你不配合,就逼你就范,"后来快一点"就是不给你任何余地,不行也得行,不肯洗脑筋,就脱你的裤子,逼着你与他一起洗澡,直到让他满意为止。

自从储安平批评毛泽东为"大家长"、"老和尚"之后,储安平这样的人就不再出现了,恐怕钱锺书也看到这一点,主动配合,或许下场会好一点,即使不妙,但也不会太糟--保命优先。邓小平时代,钱锺书成为党的座上客,党的贵宾,虽然有点不自在,但对于种种利益和待遇还是不愿意放弃的。

胡风和钱锺书的不同命运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毛泽东用狠招玩弄知识分子,压制和奴役,而邓小平就比较聪明,用胡乔木这样的文化官员对待知识分子,和风细雨,和颜悦色,让你乖乖听话,同时又随时不能忘记历史上曾有的某种恐惧感,这样就达到统治者不言自明的目的了。

而在邓小平之后,利益驱动则是常用的办法,似乎更加直截了当,给职称,给党票,给项目经费,给政治荣誉,给出国机会,给文化包装,知识分子被御用、被重用,一些教授还沦为"叫兽",这正是统治者所希望达成的结果。虽然还有一些敢言的知识分子,但多半境况不佳,依然有坐牢的风险,随时有失去工作、靠边站的可能,一旦没有生活来源,经济压力很大,处境就很艰难。当然,反抗奴役,争取自由都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争取自由意味着反抗奴役,苦日子必须坚持,必须忍耐,但对自由的争取一日也不可放弃。爱这个国家,就要为自己为这个国家的人们争自由,自由意味着责任,特别是良心自由,更是人生真正的意义,人生最大的价值,哪怕人付出一生的代价,最终能获得自由,也是最完美的一生。

原载:北京之春  转自明镜博客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