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1日星期二

吴思:出售公正的生意


上班的时候,老刘给我讲了一件他昨天经历的事情,说他夫人的一个山东亲戚到北京来告状,告当地公安局,他插手帮忙,结果气得昨天一夜没睡着觉。
    
事情的起因很寻常,该亲戚家的墙被邻居家的车撞倒了,两家打架,找来了公安局。公安局把两家人都带走,关了一夜,次日该亲戚家的老汉竟被关死了。公安局方面立刻请客,找去了村长,还把该亲戚被抓去关押的孩子的手铐打开,让他也去吃。这么一折腾,才知道老汉不明不白地死了。 过两天,公安方面重新牛气起来,拿出了一份法医鉴定,说老汉是自缢身亡,公安局不负责任。该亲戚不信这份鉴定,开始告状。但是所有方面都不受理,烟台不管,济南也不管,于是就告到了北京。
    
这时候故事才真正开始。老刘找一个总政治部专管办案子的邻居,请他帮忙。他看了告状信,先问:他有钱没钱?老刘问要多少钱。总政的人说,至少十万。老刘大惊,说他一个农民,哪里有这么多钱。这么硬的事实还不够吗?
    
总政的人也惊道:老刘,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一直生活在外星吗?我告诉你,这钱根本不是我要。公安司法系统有一张全国性的网,一张网罩住了全国。一帮离退休的老家伙,彼此之间有个分工,你华北,我东南,任何一片都有人管。现任的干部都是他们提拔起来的,只要你掏钱,他们就能让这案子通天,肯定能给你解决问题。我只是这个网的外围,往这网里拉生意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 他说,前些天福建的一个台商也托人来告,他接了案子,说好了价钱。台商回去后,钱迟迟不打过来,事情就停了,他们就撒手了。没钱肯定别想办事。
    
老刘叹道,这不是逼人家拼命闹事吗?
    
听了这个故事,我一下想起了“焦点访谈”节目,想到了我当年在报社群工部接待的数以百计的农民。据说“焦点访谈”门前排着告状的队伍,而且也是拿着重金告状。我能猜测到,接待者一定是不耐烦的,因为新闻单位的能力和容量都太小,所告的问题通常又缺乏新闻价值。我在报社的时候办理过两三件有新闻价值的案子,而我打发走的人不计其数。 现在我忽然明白了,原来这是一项出售公正的生意,由于价格是垄断的,供应者极其稀少,所以那张网能开出十万元的天价。这就是民主制度和独立司法的短缺的证明,也是这种制度的价值的体现。现在政府不提供这东西,就有了黑市,有了一种与官方联手牟利型的黑手党,有了一套固定的规矩。一个潜规则通行的领域就这样出现了,一个事实上的职业和公司就这样出现了。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潜规则,古人叫做“卖法”和“鬻狱”。卖法者通常出售的是作弊,而我们现在的生意更广,要出售公正。掏钱买公正的人,即使胜利了,他也失败了。出售公正的潜规则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它是高额垄断价格,本身就有敲诈勒索的成分。政府已经违背了征税并向人民提供公正的宪政契约。
    
如果需求公正的一方掏不起十万,他就得不到公正。我猜哪个台湾商人就是觉得不合算,决定退出交易了。这就意味着制造不公正者的在此得逞,不必担心遭到报应。于是违法者可以肆无忌惮,良民自然也不能继续良了。然后就是黑手党,如果民间的黑手党可以提供稍微便宜一点的公正,他们会生意兴隆,与官商勾结型的黑手党争夺市场份额。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并且还将继续为公正付出极高的代价。公正稀缺的社会算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那就是潜规则支配一切的社会,一个冠冕堂皇的宣言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的社会。在两者的差距之间,对公正的追求逐渐积累,又被无情地压缩,积压出价值千万亿人民币的能量,一旦找到薄弱部位,这股能量就会造成火山爆发。

文章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