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9日星期日

守魚:知識分子到底有沒有原罪


楊絳的去世,加之她和錢鍾書的故事一直是主流話語中知識分子的典範,再配合著自媒體時代淺薄刷流量的剛需,本來烘托著一個巨大的蛋糕。

當然她也很不幸活在了最悲觀的一個時代,連最主流的體制內人士也開始深深的反思人生,反思是不是以前太過於拒絕政治,從而被政治玩弄的欲哭無淚。於是乎,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人們不只是單純的善意悼念一個長壽的老年知識分子,也不止是關注她到底在文化上有多少造詣和創見,更關注一個人在社會中是否承擔了相應的政治責任。

可是,這一點似乎扎中了很多人的痛點。知識精英一直以來的自負,在於認定自己是社會變革中的脊梁,是不可或缺的社會中堅,甚至是社會良性變革的唯一希望。

不過,有多少榮譽,就有多少責任,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命題。如果主流知識分子一定要帶上金色的獎章,也不能在飛翔的時候就拋棄掉這些黃金的枷鎖。

如今的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就需要不同類型的有識之士來做出相應的擔當。楊絳和錢鍾書在這麼多年的政治風雨中游刃有餘,叫做五朝元老也未曾不可。而這麼多年的政治,幾乎沒有什麼美好的時光。一個人善於適應社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作為成功學來說當然挺好。可是更偉大的情操還是在於承擔社會責任,勇於改變不公,而不是順應不公,或者在普遍的不公之下做些不痛不癢的事情博得喝彩。

放眼歷史,被記住的知識分子不是那些當代最為成功的人士,而是最敢於提供社會剛需的鬥士。他們的命運或許悲慘,但是這樣偉大的行為更值得傳唱。即便是金瓶梅的作者,也在最反人性的時代提供了最人性的作品,即便很不完美,依然得以傳世。

楊絳和錢鍾書盛名之下,當世流傳的東西倒是幾乎沒有。這個時代需要解放,需要反叛,需要自由,需要變革。可惜的是,沒有人願意從他們的產品中尋求些許慰藉。因為他們就根本沒有準備為這個時代提供真正的產品。

既然是一個勇於逃避政治的典範,甚至是一個主動逢迎不公的贏家,這樣的行為作為一種公共生活的原罪又有何妨。

這樣的道德拷問或許會讓諸多人覺得不夠舒服,畢竟在不公的時代堅持公義是不舒服的。而舒服的逃避了公義,又接受道德的拷問還是很不舒服。然而,為何有人要堅持認為既可以享受公共名望,還可以逃避公共道義,這就頗為奇怪了。

這樣說來,這個時代在主流社會中獲得了巨大成功的知識分子,事實上就是有原罪的。這樣的原罪和政府控制下的市場裡獲得了成功的企業一樣,有著無可迴避的原罪。

承認原罪並不可怕,這總比又要逃避公義,又要靠公義安身立命要強。否定原罪,等於不誠實,這倒是更致命的錯誤了。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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