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0日星期一

麻生晴一郎:對於維權案件外國人只能關注和介紹


每次聽到中國維權人士受到不正當的壓制的新聞,外國人只有無力感,並不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事情


上次我談論中國政府對維權人士等進行彈壓的情況。也許就在我寫稿的時候,在中國的某個地方已有公民因為站起來而被鎮壓。

每次聽到中國維權人士受到不正當的壓制的新聞,我感到無法表達的悲傷。可以說這些悲傷就是外國人特有的。即我雖然能同情他們的境遇,但實際上我不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事情,就是無力感。

尤其對無名的維權人士和上訪者,我不能幫助什麼。因為對於著名人士受到壓力的新聞,國際社會比較容易關注和報道,這可能對中國政府帶來一定程度的壓力,然而對於與無名人士有關的事情,包括日本的外國媒體關注得太少。所以對於大多數的維權案件,我們外國人做不了什麼。維權有關的新聞讓我們外國人真正了解自己只是「外國人」,不管怎麼關注中國也不能成為當事人。

加之,2012年秋天以後,我不能去中國。我不能與大多數的中國公民見面。另外,因為中國政府陸續地公佈限制外國人參與中國NGO的法律,目前外國人越來越難參與中國公民社會。這些事情讓我抱有更大的無力感。

關於中國的維權動態,外國人能幹什麼?我經常考慮這個問題,但終究只能想出來關注和介紹維權人士的活動和處境。通過介紹他們,或許能給他們會帶來像「外國社會也關注他們」那樣的一點點的勇氣,或者如果能叫日本各界喚起輿論的話就能貢獻得比較大。

從2012年開始,我參與「中日市民交流對話項目」的民間活動。該項目邀請中國的市民活動家和志願者到日本來,與日本的市民社會進行交流。可以說該項目能為日本社會對中國公民社會的關注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去年舉辦的第4次,由於一些中國市民活動家來不了日本,不能成功。該項目也面臨著一些困難。但是因為中國公民社會處於更大的困難,我們應該繼續舉行該項目。

有的新聞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勇氣。例如,在介紹維權人士、上訪者處於苦境的新聞中,我們也能看到其他維權人士、上訪者們以探望、絕食、旁聽等方法聲援他們的記述。我覺得這些支援活動比以前多了一些。在目前中國政府加強對維權人士的壓力的情況下,這些支援活動也會算敏感行為。我想向維權人士、上訪者之間的這樣團結,尤其無名人士之間的團結表示敬意。面對他們之間的團結,我不得不認為海外的民主人士等必須以這樣的想法團結起來。

以上所述的是面對1989年天安門事件27周年的我的感想。在東京,也即將舉辦多個中國民運團體共同組織發起的六四27周年紀念集會。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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