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6日星期四

木然:新婚之夜抄黨章為何引起輿論不滿


據北青網報道,5月16日消息,南昌供電段南昌西供電車間助理工程師李雲鵬、檢修車間助工陳宣池新婚之夜,鋪開紙張,工整地抄下黨章,給新婚之夜留下美好記憶。

本來,新婚之夜人家小兩口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是人家的私事,也可以說是私生活。沒想到,人家的私生活被公開之後,私生活就變成了公共生活,私事就變成了公事。這倒也沒什麼,誰家做點什麼事,公開了之後,大家有了談資,倒也增加了許多樂趣。私生活被公共消費,也是常有的事。

只是這次不同,抄黨章被公開之後,網絡輿論騰空而起,幾乎是沒有辦法收場。人們從各個角度對此事進行剖析與解構,詩歌的、小說的、古詩詞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經濟的等不同層面對此事進行娛樂化的評價。當然,核心還是政治上的評價,其它的層面評價只是角度,由不同的角度進入政治層面。

人們對抄黨章的評價,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撒盡無限的才華。

這種評價,劍指人性。結婚抄黨章不符合人性。古人都把道理講清楚了,食色性也。古代人還說,洞房花燭夜和金榜題名時是人生的兩大喜事。前者表示人的本能慾望得到了滿足,後者表示人的追求名譽的慾望和隨之而來的權力慾望得到了滿足,正所謂讀書做官。古代人對人性不但看得透,還看得開。現在倒好,洞房花燭夜抄黨章,不是返祖現象,反而成了新生事物。結婚不想滿足性慾望,肉體被黨章控制,讓黨章也壓制性慾,無論如何都說不通。就是編造柳下惠坐懷不亂的故事的人也不敢這樣玩。

這種評價,劍指意識形態。有人批任志強的時候曾說他黨性泯滅,人性猖狂,公然把黨性和人性對立起來,這就更不符合常識,也不符合意識形態強調的黨性和人性、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問題。試想,如果黨性沒有人性,黨性意義何在?如果黨性沒有人民性,黨性的合法性何在?黨性首先必須符合人性,黨性才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否則就是一文不值。西方的政黨,總是基於人性的基礎上,所以才有以野心對抗野心,以權力對抗權力,以政黨制約政黨,以社會制約政黨和權力。如果人性猶如天使,哪還有存在政權和政黨的必要。

這種評價,劍指道德高於權利的偽善。幾千年來中國的偽道學,總是道德至上,誰要是佔領了道德制高點,誰就有了對別人指指點點、好為人師的資格。卻總也不願意正視,在道德高揚的時候,也就是最黑暗的時候;在道德高揚的時候,也是最不講道德的時候。人類的歷史發展表明,沒有權利,就鮮有道德。在道德先行,權利缺位的時候,道德的遮羞布也是千瘡百孔。抄黨章表面是道德行為,卻因沒有權利的在場,成為典型的時代作秀。

這種評價,劍指文革。今年是文革發動五十周年,但官方對文革的反思總也不到位,網絡反思文革文章和博客,也被莫名其妙地被刪。中國共產黨的文件都已經表明不走回頭路,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事實卻總是與文件保持著距離。更為有意思的是,反思文革的文章受到限制,紀念文革的文章及相應的政治活動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官員的縱容和默許,這必然引起反思文革、防止文革災難重演的不滿的人的憤怒。抄黨章的信息一出現,人們立刻找到了發洩不滿的出氣口。人們把文革的歷史拿出來,發現抄黨章與文革在邏輯和思維方式上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在文革時期,人們的所有生活都政治化,所有的政治也都生活化。那個時期的結婚證,也要寫上革命的語言和毛主席語錄。現在的抄黨章也是生活政治化、政治生活化的表現方式。人們痛恨文革,自然也就痛恨新婚之夜抄黨章。

這種評價,更是劍指當代。一方面,人們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看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標語口號,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卻沒有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和民主化。價值與制度體制相背離,宣傳的實質內容與制度體制相背離。本來應該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果卻宣傳抄黨章,宣傳「兩學一做」。中國人有十四億,黨員有八千七百萬,即使是八千七百萬在結婚時同時抄黨章也解決不了八千七百萬之外的普通人的價值制度化訴求問題。普通人希望的,一是改革紅利要進行公平正義的分配,二是要保障個體的尊嚴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三是要建立憲政民主制度,把官員的權利關進人人得以參與構建的制度的籠子裡,這就必須重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而抄黨章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抄黨章甚至不但解決不了黨內的問題,而且還會讓黨章流於抄寫的形式,無功而返。

一句話,抄黨章就是形式主義,它不但不利於解決問題,反而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難度,增加執政黨的負擔。這種事,還是不做的好,做了很不好。如果非得去做,與其抄黨章,不如徹底落實黨員權利,落實黨員主體地位,實現黨內民主。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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