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7日星期五

普京与俄罗斯政治


1996至2011年间,我担任克里姆林宫的顾问,为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弗拉基米尔·普京和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提供政策建议。但纵然是我,也几乎无法断言自己理解今日俄罗斯真正的权力机制。过去一些年间,俄罗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功能失调,令其处在极度危险的境地,威胁到该国的实际生存。筹划不周的军事冒险、低劣糟糕的决策,以及有时是致命的那种政治舞弊,已严重摧残俄罗斯经济,并造成俄罗斯在国际上孤立无援。
 
有些人推断,问题只是出在独裁,克里姆林宫与普京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如普京的高级国内政策助手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公开所称:“普京在的时候,俄罗斯是这样;一旦普京离去,俄罗斯仍然是这样。”将普京视作唯一的主权者,这种看法确实是逐渐演变而来。在2002年的一份统计调查问卷中,普京对自己的描述是“供职于管理岗位、服务于民众的雇员”。如今,他避开了那种温和的形象并欣然接受了个人崇拜:普京的画像出现在很多俄罗斯人的家庭中,普京的半身雕塑像挤满了百货公司的货架。对独裁统治的这种美学趣味催生了这样的提法:俄罗斯这个国家现在是普京的财产。
 
这个判断的麻烦在于,它无法解释俄罗斯近期的反复无常之举。普京绝非神秘莫测之人,他的人生经历广为人知。而且,他的很多对手不论如何费尽心机,都找不到普京品格中的马基雅维利式恶行。他的虚与委蛇和冒险嗜好,本质上讲是合理的,并不古怪反常。(马基雅维利是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其主要著作《君王论》鼓吹君王行事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尽使权谋诡计。——译注)
 
所以,假如俄罗斯这个国家只是普京的延伸,人们会如何解释2014年入侵及并吞克里米亚的鲁莽决策,或是俄罗斯去年发动的干预叙利亚的军事冒险?假如俄罗斯是个纯粹的独裁政权,这样的行动可能暗示,其领导人拥有斯大林或是墨索里尼那样的人格。但今天的克里姆林宫没有那种恶魔般的天才人物。恰恰相反,普京的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普京的首席政治战略顾问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甚至是普京本人,这些权倾朝野的人物更像是气味相投的官僚,他们经验丰富、称职能干,一般而言有能力施加行政控制,即便其行动多半是出自自身利益。
 
过去两年的混乱证明了,现实是,即令其形象是无所不能的沙皇,但普京绝不曾缔造一个成功的官僚制威权国家。恰恰相反,他只是一手打造了一个自己版本的“系统”(sistema),这是一套复杂的决策和权力管控规范体系,长期以来决定着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而且其生命力将比普京本人更为长久。普京掌握了这个系统,但并未以“普京主义”(Putinism)或是“普京体制”(Putin system)取而代之。总有一天,普京将离去,但这个系统将保留下来。
 
普京的阁楼
 
普京体制的第一个版本被称作“受控民主”(managed democracy),自普京于2000年首度赢得总统选举延续至梅德韦杰夫于2012年结束四年总统任期,期间普京一直重权在握,威不可撼。在那十二年间,决策由真正的最高权力中枢做出,通过一个“垂直权力系统”,由联邦层级向下传达至地区和地方层级。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行政管理市场”,因为总统或者总理-内阁的决定就相当于是拥有可量化价值的安全担保。因之,那些决定可以被再度出售或者再度分配。
 
譬如,2010年,梅德韦杰夫决定创办一家公私合营的混合企业,用以开发北高加索的旅游业。国有银行、地方当局和地方企业蜂拥而至,它们为推动该项目组成了一个联合体,项目收到首批政府资金支持大约20亿美元,预计另外将吸引130亿美元私人投资。梅德韦杰夫安排艾哈迈德·比拉罗夫(Akhmed Bilalov)担任这家新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同时,比拉罗夫还担任俄罗斯奥委会副主席,负责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但当2012年梅德韦杰夫与普京职位对调,普京回归总统一职而梅德韦杰夫成为总理,普京即再度采取强硬举措,并启动了一次有限的清洗。他批评比拉罗夫延误了索契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并解除了他的两个职务;对比拉罗夫进行的刑事调查很快浮出水面,他随即逃离俄罗斯。人们期待的北高加索项目投资从未出现。如今,该公司正在这一地区开发仅有的两个滑雪旅游胜地。普京再度担任总统之后,那些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参与其他商业项目的人士蒙受了巨大损失,他们只能竭尽全力,确保自己不曾逾越任何界限,并且不会被送上法庭。普京曾告诉朋友们说,一位亿万富翁在得知他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络渠道确定将得以维持后,双膝跪地,从总统办公室的门口爬到了普京的办公桌前。普京未料到会有这一幕发生,乐不可吱。
 
受控民主持续期间,富有的玩家们知道,一旦他们的某项合同、某个销售或者某次合并达到足够大的规模,他们就需要拜会普京并就该项目进行解释。假如普京接受,他会告诉他们,他的同意“可以存入银行账户”。但在其第三个总统任期内,普京拓展了他的垂直权力系统,设立了他单独占有的更高一级,即一处私人阁楼,从而为这一程序增加了一层不确定性。如其新闻秘书迪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通常通报的那样,今天,他完全“跟得上形势”。那些会见普京的人士离开时,对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只有模糊的理解。他们尽最大努力回忆普京说的每一个字,以便某一天可以引用他的话。那些话是他们唯一拥有的许可。
 
没有人会说不
 
这一新的治理风格有赖于间接指示和阐发,而非命令和控制。批准任何特别建言都采取了otmashka的形式,这个词可译为“允许”,这意味着,这个批准与其说是命令,倒不如说是指向预定方向的行动许可。克里姆林宫视为priemlemo的项目,可以获得otmashka这样的批准。priemlemo是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术语,意思是“可以接受”而非诸如“令人满意”或“好极了”这样的含义:词汇的选择暗示着对细节的某种漠不关心。
 
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抱怨“莫斯科的独裁”,但当独裁者真正想要什么尚不清楚的时候,手下人怎么做他们的工作呢?普京垂直权力体系的底端和终端总是在追逐顶端,就像是皮兰德娄(Pirandello)笔下的六个剧中人在寻找作者。如今,之所以俄罗斯当局的重大行动罕有源于克里姆林宫的指令,而是出自与克里姆林宫有牵连的诸多群体内部的某种竞争,其中每一方都在试图证明自己的忠诚,原因正在于此。(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是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诗人,193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是皮兰德娄创作的一出舞台剧,1921年首演。——译注)
 
这一作用机制已在乌克兰展示出来。即令并吞克里米亚涉及精心计划的军事行动,但自那之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就缺乏协调了。2014年伊始,各自战略和利益形形色色的一批俄罗斯组织在东乌克兰顿巴斯地区(Donbas)的冲突中变得活跃起来,冲突引发了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势力与基辅的乌克兰政府之间的对立。一批先前从商并一直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乌克兰政客,襄助并鼓动了该地区最初反对基辅中央政府的抗议。据称,亿万富翁、金融家兼自称为“正宗爱国者”的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Konstantin Malofeev)之类普京追随者中的达官显贵,向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民兵武装提供了资金。整个2014年间,数千名俄罗斯个人志愿者穿越实际上不存在的边境线,加入了反基辅的民兵武装。普京只能表态:你不能制止那些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自行到达那里。给那些伙计们一些保护吧,但要确保事情不失去控制。
这样一些意见算是指令吗?从普京的视角来看不是。
 
普京从不透露他的目标。在克里姆林宫,最微不足道的伎俩表现为特别行动,与此同时,官员们夸张地试图遮掩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譬如,今天他们正在掩盖为2018年总统选举进行的筹划。普京认为,他在2000年接任叶利钦多少是一次完美的政治操作,可与之比肩的或许仅有并吞克里米亚。策划普京接班及日后当选的团队仍在执掌俄罗斯。这个团队已从选举委员会摇身一变为总统扈从,其组成人员只是略有变动。这些人从不告诉普京,“你不能那么做”。普京不就战略性意见向他们咨询,而更倾向于讨论特别行动的具体细节。召集会议时,他向下属提出具体问题,他们做出回答;并没有更大范围的讨论。他的决策已变得几乎完全是被动反应式的,这样的决策并非立足于目标而是当下的威胁。这种思路认为,总是会有更多的威胁,所以当你必须应付眼下的威胁,为什么还要讨论未来的威胁呢?
 
政治掮客把持的国度
 
普京统治的一大特色是克里姆林宫内有一批知名的 “政治掮客”(curators),这些人拥有半官方身份,国政经他们之手得以运转。他们是政治官僚,是由克里姆林宫授权并通过私人代理人展开行动的项目经理。政治掮客不对其代理人的行动公开负责,代理人追随他的指导,只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益。假如一名政治掮客遭遇抵抗,他可自由惩罚拒不服从的一方,不论是通过官僚手段抑或以其他代理人取而代之。
政治掮客的麻烦在于,发动他们做事要比管束他们容易得多。考虑一下顿巴斯地区的冲突吧。普京允许一批掮客派遣作战人员跨越边境线,加入亲俄民兵组织。但到2014年夏季,一队民兵显然是在乌克兰上空击落了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民航客机,致死将近三百人,这时局面变得一清二楚:莫斯科有必要弱化其在东乌克兰的介入;代价和风险正逐渐变得太大。但普京发现,对一位掮客发出允许前进的指令,相较于发出允许撤退的指令要更加容易。车臣强人统治者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证明了,只要普京看上去似乎想降低作战的强度,他就能召回他的作战人员。但掮客证明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于是很多作战人员原地停留的时间较普京所期待的长久许多。(拉姆赞·卡德罗夫生于1976年,现任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总统。他被称作“普京的战士”,一直忠于普京。——译注)
 
政治掮客还会冒犯他人,借以制造管辖权方面的冲突。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危机爆发之后,普京临时授权苏尔科夫处理外交事宜,以恢复顿巴斯地区的秩序。这样,另一位新的掮客现身了。结果是,在明斯克谈判过程中,苏尔科夫最终扮演的角色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一样重要,这造成普京身边这两位重要人士之间关系紧张。明斯克谈判于2015年早些时候举行,达成了一份正式停火协议。(明斯克是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2015年2月,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这里就乌克兰危机达成一致协议。——译注)
更通常而言,拉夫罗夫发现自己处境艰难。外交政策由普京掌控,拉夫罗夫多数时候是在担任普京的个人大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一旦被召回莫斯科,他就不再代表任何人。因之,即令拉夫罗夫想令明斯克协议生效,这样顿巴斯地区的局势就不会骤然升级到失控的地步,但军事行动升级的氛围实际上仍将巩固他的地位。确实,乌克兰冲突将拉夫罗夫变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但书归正传,在普京的俄罗斯,那并不是一个特别安全的位置。梅德韦杰夫实验之后,普京已打定主意,不会再有更多的副指挥。
 
支离破碎的系统
 
在其2013年的《俄罗斯能实现现代化吗?》(Can Russia Modernise?)一书中,政治理论家阿莉娜•莱德妮娃(Alena Ledeneva)将“系统”(sistema )这一术语应用到了当代俄罗斯的治理上。在苏联时代,该词指的是国家、共产党机构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莱德尼娃对这一术语的定义更加宽泛,她写道,其意义“难以捉摸”,但令人想起“人们实际上做事情的荒谬方式:依照官方规章和正式程序,但同时也遵循未成文的规则和实际施行的标准”。(阿莉娜·莱德尼娃1964年生于今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目前担任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与东欧研究院教授,其丈夫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译注)
 
我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这一术语,并且,我将系统定义为一种权力运用的风格,这种风格违背这个国家民众的意志并侵害他们的权利,将他们改造成了可以临时动用的资源。系统是俄罗斯文化根深蒂固的一个侧面,超越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并将在普京的统治终结后长久存在。系统将国家理当不受限制地利用所有不论公共还是私人的国民资源的主张,与一种持续的紧急状态融合在一起;在这种持续的紧急状态中,社会的每一层面——商业、社会团体与少数民族群体、强宗大族乃至于犯罪帮派——都被调动起来,用以解决克里姆林宫所称的“迫切的国家问题”。在普京治下,系统已成为一种在商界、强大玩家和民众之间达成交易的方式。商界并未取代国家,反之亦然;两者已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浑然一体、无缝对接的腐败联盟。
 
在这一版本的系统中,一位除了向其幕僚下达指令并监督其指令得到执行之外就什么都不做的政府部长会被认为是懒汉。为正常完成他的工作,他必须令“真实世界”的人士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他必须放开手脚,这样民间的利益相关者和强大的个人方能以某种方式获利。于是,“命令”就成了“交易”;在普京的系统中,治理要求成群结伙的玩家临时占用国家监管机构。参与到这一游戏当中时,一位玩家可能会交替扮演角色,从私人企业主转身成为执法者,与此同时不断从交易中获益。系统往往能相当出色地运转,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2010年,安纳托利·谢尔久科夫(Anatoly Serdyukov)启动了一项价值4300亿美元的改革计划,该计划牵涉若干臭名昭著的腐败实例,但同样也对俄罗斯武装力量进行了成功的现代化改造。谢尔久科夫于2007至2012年间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
 
系统或许最明显地体现在了作为俄罗斯议会上院的联邦委员会之中。该委员会本质上讲是一个俱乐部,其成员由公共机构、地区和商界的利益相关人士组成,这些人会启动彼此竞争的诸多“项目”。一个成功的项目会令一名上议院议员摇身一变,暂时成为大资本家,他转而会将其战利品分发给很多更微不足道的受益人。俄罗斯人在控诉腐败官员时是真心诚意的,但他们也捍卫系统带来的家长式安逸,并乐之不疲。他们以系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为荣:你总是能找到做成某件事的办法。
 
国家操办的喜剧
 
系统具有灵活性,但有一点始终如一:总有一个掌权的团队来保卫系统对权力的掌控。俄罗斯的选举体系相当发达,并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但这个体系也是完全不堪一用的。选举与向国家赋权的过程彼此脱节,只不过等同于昂贵的仪式。
 
以地方长官选举工作为例。在克里姆林宫进行内部谈判之后,普京批准一位候选人;地区政治掮客进行评估;内阁成员、地方商界人士和替补候选人(他们的生意会获得帮助,用来换取他们置身事外)之间达成交易。被指定的候选人,其竞选总部由一位地方掮客着手设立。有时候,如俄罗斯谚语所说,竞选是“在候选人头顶上”(over the candidate’s head)组织实施的。地方商界人士彼此竞争,试图尽可能令人信服地表达他们对候选人的忠诚。他们的动机简单清楚:不论其拥有的是一家零售企业、一个肉类加工厂还是建筑合约,对方均会以令他们倾家荡产相威胁。
 
这样的体系不论或许有多么愚蠢,都没有一位州长打算公开抱怨。它是一场国家操控的喜剧,对普京证明其有权不断再度当选,借以维持其合法性的光环而言至关紧要。2000年,普京首度当选总统,当时他只赢得不到53%的选票。借用马克斯·韦伯有关权威的经典分类,普京在那一刻的合法性源自当选领袖获授的“理性-合法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但这些年来,普京也开始从韦伯所称的“超凡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中汲取合法性。(如韦伯所述,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是这样的:“人们服从他,不是因于习俗或法条,而是因为人们信仰这个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普京享用的是一种融合了那两种权威的混合形式的合法性。很多俄罗斯人开始将他视作这样一种人:拥有几乎是魔法般的能力,可以在任何时候赢得任何任期的总统职位。(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家,生于1864年,1920年去世。此处引文中译出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02.——译注)
 
如今,随着俄罗斯人开始感受到经济衰退、卢布贬值的影响,那样一种形象正在经受严峻考验。更有甚者,国家已开始通过剧增的新设罚金从民众那里榨取金钱,那些罚金包括新设的道路通行税和因参与未经许可的公路拉力赛而缴纳的罚金。对一位领袖来讲,当其政府变成一部荣耀无比的罚款收割机时,要保持其超凡魅力型的权威是困难重重的。
 
不退却,不屈服
 
普京时代开始之际,克里姆林宫将赌注压在了原材料上,并且赌赢了。人人都知道,令俄罗斯经济更依赖于能源价格攀升是冒险之举,并可能在一二十年之后将俄罗斯经济带向死路,但没有人对未来太过担心。当能源价格不可避免地开始跌落,系统对威胁的应对是升级扩张而非收缩退却,并试图找到新的“迫切的国家问题”。(系统的讽刺之一在于:即令普京憎恶混乱是个事实,他却间或被迫制造并兜售混乱。)当国内无法制造受控的紧急事态,对外冒险就足堪一用:先是乌克兰,然后是叙利亚,现在是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
 
但顿巴斯地区的冲突揭示了系统与真正发挥功能的国家制度体系之间的区别。莫斯科赢得了讲俄语的当地人口的充分支持,可以建成一个独立的州,但未能遂愿。不论何时,一旦有必要做出行政决定之时,若干关键人物就不知所踪。而假如有人确实设法做出了决定,又无人有能力去落实。到2014年年中,随着西方的制裁开始发挥威力,渐趋明朗的是莫斯科想减缓冲突。但系统并没有配备退却模式。在东乌克兰缓和战事就意味着在叙利亚要令局势升级。
 
新的风险持续萌生,甚至令最忠诚的官僚都胆战心惊。但克里姆林宫未敢压制公众对局势升级显然是无穷无尽的胃口。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依赖从国营媒体获取新闻,在这些媒体中,克里姆林宫不再区别分析和宣传。如此削价出售的虚假现状,甚或似已部分俘获了普京的精神。
 
品牌管理
 
在系统当中,治理并非关乎在某些准则之内做出决定,而是关乎穷于应付那些真切实存的准则,并在理想情形下加以规避。通过允许和有意疏忽来做出决策,已造成这样一种竞争:更低级别的政治掮客在展示他们对普京忠心耿耿的过程中竭力互相竞胜,由此造成的结果愈发令人忧心。这些结果包括2006年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遇害身亡,以及2010年对记者奥列格·卡辛(Oleg Kashin)的攻击,这两人对克里姆林宫均持强烈批评态度。还可能包括2006年刺杀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他是前俄罗斯情报官员,早已成为普京的批评者。此类暴力行径暴露了掮客体系缺乏控制到了何种程度。但普京是实用主义者,只要这么干有效,他就宽容了那些掮客。(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生于1958年,以报道车臣战争名扬国际,2006年10月于莫斯科一处公寓遭枪击身亡。奥列格·卡辛生于1980年,2010年11月于莫斯科居所附近遭不明人士攻击,造成多处骨折后入院。此次攻击事件曾惊动普京。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生于
 1962年,2000年逃离俄罗斯前往英国避难,2006年11月1日在伦敦疑遭放射性物质毒害,入院二十余天后不治身亡。——译注)
 
但去年刺杀反对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斯托夫(Boris Nemtsov)的举动显然超出了普京容忍的限度。普京或许就涅姆斯托夫有过表态,有人可能拿来用作杀害他的许可。会是这样吗?对我而言,看上去不可能。我从不曾听闻普京说过任何那样的话,甚至对他憎恨的人士也没有说过。普京有时会嘲笑一下涅姆斯托夫,但对他宽容相待。刺杀事件发生后,普京消失了数天——显而易见,已发生的事情太猝不及防。事情很快露出眉目,所谓行凶者与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有牵连,而卡德罗夫对普京的忠诚已到狂热的地步(作为回报,普京允许卡德罗夫在车臣建起一处私人封地)。
 
针对涅姆斯托夫的阴谋或许也是针对普京的阴谋,尽管这个阴谋是策划出来的,这样就可能被当做是另一次“过分忠诚”之举而一笔勾销。普京将其视作一次离间他与卡德罗夫的尝试。但他没有中圈套;他似乎已对他的权力边界所在了如指掌。普京此人如今已是普及这个品牌的管理者,他必须小心处置这个品牌。卡德罗夫控制着一支军队,如他在东乌克兰曾经展示的那样,眼下他不只是乐意动用这支军队。莫斯科的每个人都对卡德罗夫忌惮三分,他的实力一直是普京的个人资源之一;对普京而言,因卡德罗夫涉嫌卷入刺杀涅姆斯托夫事件而予以惩罚,或许并没有多少道理。
 
但普京在杀戮事件后的缺席是在提示我们系统的最重要特点:恐惧和不确定性。这涉及这位领袖离去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在普京缺席的情形下,克里姆林宫当局可能如何行事?它们毫无头绪。它们无处讨论未来国家会没有普京的任何可能局面;事实上,它们已经被直接禁止进行这样的讨论。
 
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团队在将私有资源国有化方面极富技巧,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将俄罗斯政治私有化方面也是如此。但当普金离去,关于如何治理俄罗斯,他们将不会有任何方案。在所有可能性中,谁会爬上权力巅峰将不重要:他将来能施行统治的唯一途径也正是通过系统。
 
 
(作者是前苏联异见人士、俄罗斯政治学者。本文原刊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6年5/6月号,原题:“Russian Politics Under Putin”。译者无法保证全部文本理解准确,祈请行家指正。)

原文出处: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16-04-18/russian-politics-under-putin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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