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9日星期六

莫之許:雙鴨山只是一個開始



大陸「兩會」期間,2015年3月9日,黑龍江雙鴨山市逾千名礦工發起討薪示威行動,抗議「雙鴨山礦業集團」拖欠工資,打出了「還我血汗錢」、「我們要吃飯我們要生存」、「共產黨還我們錢」等標語,有消息說,此一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源於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黑龍江省省長陸昊,曾表示「不欠工人一分錢」,實際則在於,工人被拖欠大量工資。這一事件持續多日,在緊急發放部分工資後,事態得以暫時平息,官方承認目前仍拖欠職工工資、稅收和企業應上繳的各類保險,不少職工生活遇到困難。官方也承諾將採取措施籌措資金,盡力及時發放職工工資。有消息稱,有多名參與者被警察拘捕。
雙鴨山礦業集團是大型國有企業,在全國煤炭百強企業排名第38位。公司在冊員工6萬多人,出現如此嚴重的經營困難,以至於長期拖欠工人工資、稅收和企業應上繳的各類保險,除了難以避免的「國企病」之外,也與大陸近年來相關產業愈演越烈的產能過剩有關。
大陸煤炭、鋼鐵等行業,在1990年代後期也一度陷入類似的產能過剩狀態,然而,隨著大陸加入WTO後持續的經濟增長,以及城市化和住房改革等帶來的建設高潮,煤炭、鋼鐵等相關行業都走上了迅速擴張的道路,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後,以外向經濟為龍頭的大陸經濟也受到衝擊,此時,本應順勢調整結構,消化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產能過剩勢頭,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在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下,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帶來了一大波「鐵公基」的建設熱潮,進一步導致了鋼鐵、水泥等基礎材料和煤炭等原材料進一步過剩,產能被再一次放大。
當前,這一產能過剩已經達到了危機的程度,為此,大陸當局推出了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只是,危機之下的改革成本,從來都是由普通人來承擔,據大陸人社部披露,初步統計全國鋼鐵和煤炭行業化解產能過剩,涉及180萬職工的分流安置。其中,煤炭系統約130萬人,鋼鐵系統約50萬人。如此大規模,不由得令人想起1990年代後期近3000萬人的下崗分流。
1990年代後期的大規模下崗分流,曾給許多當事人帶來了深重的痛苦,不過,由於當時大陸經濟正處於上升期,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這一衝擊,部分企業很快在新的景氣下重新獲得了活力,如煤炭、鋼鐵、石油等行業;部分下崗者則流向了當時尚有發展空間的服務業,也有部分人求親靠友,依靠親情網絡度過了難關,而隨著中國經濟在此後十多年的迅速發展,曾經被當局看成是心腹大患的相關維穩工作,也迅速被其他題材所替代,沒想到不到二十年後,類似的場景又會重現,這一次,還會如同上次那樣輕易化解嗎?
答案或許是否定的。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持續的經濟高速增長已經不再可能了。所有跡象都表明,與當時的下崗潮同步發動,隨後持續了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實際上是諸多一次性有利因素聚合所導致,是不可重複的現象:
首先,隨著大陸人口紅利的消失、工資和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上漲,大陸外向經濟已經不可能再重複當初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實際上,最新的數據表明,大陸對外出口非但沒有增長,甚至出現了嚴重衰退。
其次,大陸經濟增長一直與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策略是分不開的,但是,與1990年代末期不一樣的是,大陸的各種基礎建設設施已經相對完備,2009年四萬億的教訓已經說明,再進行大規模的投資驅動,除了堆積無效產能之外,並無什麼實際效果。
最後,大陸的現行體制通過系統性地攫取經濟發展的成果,形成了一個有利於政權持續的利益分配網絡,這一格局所形成的金字塔形分配結構,制約了大陸通過消費提振經濟的可能。
也因此,大陸經濟毫無可能重複1990年代末期的經濟景氣,經濟減速已是既成事實,而出現硬著陸,進而陷入長期停滯乃至衰退,也不是什麼不可想像的是。而在此種情況下的分流安置,與1990年代末期相比,就可能有著全然不同的進程和影響,並不排除出現更大危機的可能。
不過,對於維穩體制來說,雙鴨山礦業集團的抗議事件,或許還並不是最難以對付的。1990年代末期的經驗表明,儘管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下崗員工具有集中居住的便利條件,看上去更有利於組織抗爭活動,且一旦爆發都具有相當規模效應,但是,國有企業中,也存在著體制無孔不入的深入掌控,而國有企業員工更多具有體制中人的心態,缺乏權利意識,更傾向於採用為體制所許可的非組織化手段,來尋求自身利益的滿足,並不容易爆發出大規模群體事件。而即使出現此次這樣的大規模群體事件,也很容易通過利益補償而加以平息。
相對而言,更加讓維穩體制擔心的,可能不是雙鴨山這種傳統行業的老牌國企的員工群體,而是東南沿海一帶的外向型企業中的新工人群體。新興的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工人群體,有著更為清晰的權利意識,對於體制也更少依賴,而遠離出生地和戶籍地,又使得其容易做出更具有衝擊力的抗爭行為,過往的經驗表明,一旦爆發以這個群體為主體的大規模群體事件,當局也很難與之形成談判的態勢,而不得不採取強力壓制的方式。
當然,這個群體的問題在於,整個新工人群體被籍貫、行業、工作地等多重因素分割成為了許多碎片,目前更多是發生旋起旋滅的各種局部事件,這就給予了體制各個擊破的機會。然而,隨著經濟局勢的普遍惡化,並不能排除這些隔離因素被打破:畢竟,新工人的流動屬性,本身就在促進各種信息和聯繫的擴散,而在社交媒體時代,只要既有同情同理的基礎,任何局部的動向也都可以瞬間擴散而獲得如在現場的共鳴,當經濟局勢的普遍惡化使得這個群體共同感受到利益的剝奪,共同感受到生存的困難時,這樣的同理同情基礎也就會自然形成。
近年來,珠三角一帶的各種工運事件層出不窮,已經給當局敲響了警鐘。從2015年開始,廣東已經開始抓捕工人維權人士,首先是工維義工劉少明,2015年底,曾飛洋,何曉波等工人NGO活動人士也被抓捕,這表明,當局已經意識到了經濟下行時出現大規模工人運動的危險,針對工人維權人士下手,則是將這些人士當作可能的節點而預先拔除,以防止受籍貫、行業、工作地等多重因素分割的工人群體,因為這些節點而串聯起來。
在筆者看來,當局的類似做法,很像是砍掉報曉的公雞來阻止天亮,正如許多人開玩笑所說的,曾飛洋等人的影響力,可能都走不出番禺區,又如何可能組織起大規模運動?真正能衝破各種隔離,形成大規模運動的,不會是什麼有心人的推動,而是大尺度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對於廣大人群的影響,而如果中國經濟不可避免地走向陷入停滯乃至衰退之中,不僅雙鴨山這樣的國企討薪事件會一再出現,如今被隔離分散的新興工人群體,也完全有可能形成更大規模的聯合和一致行動,在這個意義上,雙鴨山事件只是一個開始。

文章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