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6日星期五

滕彪:江绪林之死反映了中国少部分知识分子精神痛苦唯有以自杀寻求解脱


华东师范学院政治系教师江绪林2月19日自杀,在海内外华人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目前旅居美国、曾与江绪林有过交往的中国维权律师和法律学者滕彪指出;江绪林之死,反映了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下,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痛苦,唯有以自杀寻求解脱。而中国知识分子只有投入抗争,才能给自己找到一条精神出路。

滕彪2000年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江绪林在北大读硕士学位,他们在学校曾有交往。江绪林今年40岁,他不属于天安门广场上的89一代,但有着深深的六四情结。滕彪说:“他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就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包括六四,这是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之一,他在那个时候就能够关注这个事情,而且非常勇敢的去行动:在六四11周年,他拿着一根蜡烛,到三角地去,结果被国保带走了。他在北大还做过一些事情,比如说推动成立真正属于学生的学生会,但是没有成功。再后来我就没有跟他有直接的交往。我知道他在大学教书,偶尔会在网上看到他的文章。从文章上看,他对自由民主有深刻的理解。”

据说江绪林信仰基督,试图从信仰中获得解脱和救赎,但是他没有做到。滕彪说:“我们不大好评价他的信仰。但是他的理想主义和他周围的现实差距太大了,对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以至于没有办法去解脱。在中国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他的自杀事件,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比较重要的事件,代表了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理想,在精神上有积极的追求,在寻找救赎。但是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里被边缘化,受到排挤,受到嘲笑,生活陷入困顿。像江绪林,他40岁也没有结婚,也没有房子,工资非常低;而那些做了很多坏事的当官的人,那些御用文人,他们能过好日子。这是中国社会不公,思想、精神匮乏的写照,江绪林的死是一种控诉。”

滕彪指出:没有任何个人能够使得江绪林自杀,江绪林之死是体制造成的:他说:“这个政治体制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无论是从政治层面对人民权利的剥夺,对思想的控制,包括对宗教的压制,包括大学的种种的管理,包括在经济上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包括环境和生态的危机,包括人们道德的滑坡和精神的堕落,这都是中共极权体制造成的恶果。这种恶果还在扩大,对国民思想、精神的破坏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滕彪认为,不能够说江绪林选择自杀是错误的,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人以自杀的极端方式对制度表达控诉和寻求解脱。但滕彪表示,人们还可以找到另一种精神出路。他说:“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投入到抗争中去,像我比较熟悉的中国维权律师的群体、中国的政治异议人士和各种反对人士,有的正在被关押,有的受到绑架、酷刑,丢掉工作,家庭被破坏,等等,他们受了非常多的苦难。但是我所接触的这些维权律师、这些抗争者,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非常乐观的,他们能够从抗争当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寻找到归宿感。他们并不孤独,有很多人和他们站在一起。抗争应该是一个出路,从抗争当中会看到生命的意义,也会看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起到的一点作用,也会给自己活下去的一个希望。”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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