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4日星期三

綦彦臣:策略集权何以必败?——信息开放消解「核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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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主义(网络图片)
 
 
引言:一位论者的启发
 
最近(二〇一六年二月份),在《民主中国》网刊「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活动中出现了一篇署名「一真溅雪」文章,该文对中共军方理论家公方彬推助习近平成为绝对权力者之说予以了深刻批判【注一】。尽管公方彬的文章是早在一年前就发表了【注二】,在我看来,公方彬是较早的「习核心」提倡者,当时他称习为「新设计师」【注三】。现在,「习核心」已经成为争议焦点。一个隐性权力冲突问题正在明朗化,有可能引发「新六四」。且不对「新六四」做道德与社会后果预判,只论「习核心」引发权力冲突本身,也说明中共国家在「党内民主」与一般治理效率之间陷入了经济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之状。从这一点上看一真溅雪的论断不仅有积累转型理论资源的功效,而且其提供的线索性思路也十分及时。
 
正如一真溅雪所指出的公方彬理论伦理基础出现悖论【注四】一样,中共国家的策略性表达系统与定格文本之间也有巨大差异。其如,经过一定程度包装后,境外媒体称:「最近数个省市的党委书记先后开始用『核心』来形容习近平,而这个表述此前只曾被用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身上」【注五】。在境内,道德分值相对高一些的发言者权威性说辞,则仍表达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注六】。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新六四」的可能性。即便在高强度压制下,社会运动不会规模化而无「新六四」,但是,经过合法程序(如中共十九大)否决习近平的地位也很有可能。
 
一、样本历史:大祭司权力与军事独裁
 
一真溅雪引用了大量的中共国家治理的负面史实,也更指向了最高权力分子的党史笔削观点【注七】。这种笔削史观不只来自传统的春秋笔法以及苏联制度的影响,而且还有更深刻的宗教原因。中国自殷商制度之后,宗教精神被淡化,君王之「圣」称可有,但大祭司权力被分散化,以致孔丘可以说自己是周文王之后的最大宗教领袖【注八】。孔丘在被困之时,任危亡在即而称道德自在,其行为心理与后来的希伯来文明中最伟大宗教改革家耶稣的真理与道路宣示【注九】是一样的。因此,孔丘为「圣」之后,中国古典统治者再也无法重拾完全的大祭司权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想成为绝对权力分子,必先解决其在宗教逻辑上的正当地位。
 
邓小平作为成少败多的「设计师」是反对权力绝对化的,因此,也坚决反对政治领袖的神化。于是,习氏线路只好重归苏联,试图造成党权祭司化,情如前苏联异见者而后为党的捍卫者麦德维夫所引杰出医学家费奥多罗夫之党为新宗教集团、国家为之做基即为邪恶帝国一样【注十】。苏联党政军一体化固然为史家所洞悉,本质上,宗教也在庞大的一体化当中,只不过最后失败了。
 
政治强人想从社会层面收回大祭司权力,一个较好的方式是军事独裁。中国有人试验过,但失败了,因此,蒋氏国民党统治不得不在非核心过渡而传子之后内在性地转型,实现了训政到宪政之变。可以让当今习近平及其智囊班子醉心的是「土耳其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军队「在本国政治舞台上长期扮演着压力集团、民族精英和国家监护人的特殊角色」【注十一】;其特定政治效率是可以发动不流血政变而达到取缔政党【注十二】与压制宗教【注十三】即保证社会世俗化之目的。不宁惟是,在习近平临近接掌军权之际,军方人士还认为土耳其因军事强大,可以在复杂的欧亚地理相交板块地带长袖善舞,「欲重振昔日雄风」【注十四】也不无可能。就中共国家权力结构而言,虽然军事权力(军政)受控于党权(政党之政),但其中的高级人力资本被传统红色贵族长期掌握相当重要份额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不仅军队反腐做得远比行政(政府之政)、党政反腐要到位,而且军队改革的动作幅度也大于经济改革方面。还有,红色贵族的军中战略学识居优人士(如秦卫江【注十五】)也形成了对宣传居优人士(如刘源、刘亚洲)的升级换代之势。
 
在此大背景下,公方彬首提「新设计师」概念也不足为怪,军方力量做习政治托底也就必然。之于公方彬的该篇期望习近平集权的文章,其题目中的「更大」本质上是「绝对」。然而,「绝对」是否可以生成,仍系于传统大祭司权力是否可以回归。以目前状况看,没有任何可能,除非发动不流血政变。无可能之原因有:其一,婚史(有离异)、学位(疑为假博士)、配偶职业形象(传统对演艺人士持贬低态度),使「归神」之路被个人原因断掉;其二,内部政治反击不可测,其如「情史传闻」虽不可信,但已形成上项之外的诋污效应;其三,党内最高层没有一致意愿,其如李克强晚至春节团拜如仍未使用「习核心」概念;其四,网络信息条件不可能因党权强化控制而改变,换言之,信息开放、宪法弹性、策略集权是三元悖论(也叫「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以及Mendel-Fleming Model)情形。
 
二、模糊设计:本不存在「江核心」
 
如何赋予最高权力分子以改革权力即超乎一般规制的动能,它不止是习近平一代一人所面临的问题,政治资本基于高级红色贵族的胡耀邦与政治资本基于底层道统的赵紫阳无一不在「这一点上」栽掉。邓小平即便是在赋予江泽民以「核心」地位【注十六】之后,还仍然有谁不改革「谁就会被打倒」的威胁【注十七】。这一点充分说明:江根本就不是真的「核心」,因此,他在邓离世之后遭遇了复杂的消解,其中有民间组党运动(一九九八,我是参与者之一),也有来自体制内部暗中抵抗活动,凡此等等。正是如此复杂之危局,作为「策略大师」的曾庆红一边力促最高级权力向平民出身人士(如周永康等)开放并提出「三个代表」,暗示中共或会全民党化【注十八】;另一方面,迅速构建红色传统资源重新开发体系,三所新型高级官员培训学院当中有两所建在「红色根据地」【注十九】。
 
按着「核心」性权力的功能意义来讲,体现为拥有「最终通过或否决权」【注二十】;按着荣誉与功能合一意义而言,它是党政军三权合一即共产党版(亦套用基督教词汇的)「三位一体」。江在正式向胡锦涛移交军权时说:「锦涛同志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度,接任军委主席的职务顺理成章。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当年决定我当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也是从大局考虑的。」【注二十一】这说明胡锦涛与江泽民一样,是延续下来的「核心」。基于共产党策略偏好统治,以「三位一体」表现的荣誉与功能说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的特殊社会情形并未能改变。
 
邓是在自我追认核心之后才给了江以「核心」名义的,「三位一体」本身不利于党内民主:要党内民主,就无法接受高度集权;要高度集权,就无法接受党内民主。邓小平试图模糊化设计两者关系,结果才致给江以「核心」名号之后三年又威胁「打倒」。同样,公方彬试图继续模糊设计,尽管他远无邓的策略能力与党史影响。公方彬的表层模糊是将「绝对」包装为「更大」,深层则是将其力持的「领导人任期制」引向终身制。
 
习近平今日力争「核心」地位是邓小平模糊策略的负资产之远期反映,而与江泽民是否还擅权已没多大关系。江与邓的关系比照历史,是刘恒(代王,后为汉文帝)与周勃(高帝遗臣之代表)的关系,尽管江在全系性中国史书中的地位无法与刘恒相比。刘恒被中央权力征为接班人信息传至代王封地,其身边谋臣则谨慎而言「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诈谋」【注二十二】云云。阴谋的中性表达是「策略」。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有能力的两位「策略大师」均败于模糊:邓小平未能清晰设计「核心」及其传承,曾庆红未能清晰设计红色贵族与平民子弟在党内民主层面的平衡,尽管曾在重开红色传统资源之时(如考察古田会议旧址)还讲「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注二十三】。习近平肯定不是「策略大师」(亦到古田但绝不提「党内民主」),尽管公方彬将集权说成是为了促进民主的策略,尽管一个可称为「新设计师」的人也不可能没有策略思维。
 
三、模型细化:移植与扩展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
 
对统治体系而非仅习近平本人而言,不幸的是:网络时代,信息自然开放性非党政可压抑,此也致诸种打造「核心」的策略材料失效。比方说,习关于党史真伪与有利是否的判断显然比诋污他的「情史传闻」更能消蚀其权力的正当性。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与政治判断能力而言,对习的「情史传闻」是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的。在实证政治学上看待习无法获取大祭司权力的因素,显然是第一节涉及的共四项当中二与四更有权重。第二项虽系诋污,但它是习高压控网的一个代价。
 
第四项与第二项有内在关系,它们合并起来给出在Mendel-Fleming Model【注二十四】放置到实证政治学环境下,进行拓展研究,会发现习近平不可能三角(the Impassible Trinity of J.P•Xi,见本文附图)是存在的。尤是不惟「党内民主—控网政策—显性冲突」三个关键中间因素构成了核心性政治反论,而且表面可以连接但可随时分散出去的三个小三角说明习近平政治基本上没有集权之外的策略性可言,而且,未来前景比曾庆红与邓小平的策略失败更加危险,或者说前两者的危险已经加诸the Impassible Trinity of J.P•Xi之上。
 
在可看到的三个分散小板块当中:(一)宪法弹性—党内民主—控网政策,比较可取,但有否利用可控性网络政策推动宪法提高弹性的可能,预计在今明两年内无法出现;(二)党内民主—信息开放—显性冲突,风险性最大,而且,全球性由民粹再民主的趋势会强化它,预计在今明两年内不流血政变或会发生,主要是军权强力压制党内民主,同时也会高度防控显性冲突即大规模民粹;(三)控网政策—显性冲突—策略集权,它可能是一个可逆冲突,这种冲突很可能让不流血政变发展成流血反政变。这里还没有考虑新冷战乃至周边热战之国际因素的影响。
 
将公方彬理论与一真溅雪论断以及我拓展出的the Impassible Trinity of J.P•Xi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完全基于政治治理理论的考虑(这时,实证政治学将次位化),那么,问题指向了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名义的强化,而不是党权的强化。如果党权还是个考虑因素,那就要问: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还有没有可能?将党权影响最小化,实则指向真正的总统制而不是内外有别的牌子即称谓差别,也不是权责的如何平衡。它应当是如此一个问题:假定转变成较为合宜的通用国家权力行为结构,习近平有可能当上总统吗?或者说:习的策略集权与「国家元首实权制」是什么关系?
 
结语:热战因素的引入
 
「三位一体」仍然存在,但毕竟它是策略性的,具有党权自赋的「核心」功能,但不具备网络条件下的公众表达源头的正当性。尽管有一些对中国民众负责也对中共心怀不弃的学者在认真考虑暨建议中国实行总统制【注二十五】,但是,所有认真考虑后续理论深度的人一定要把信息开放视为先决条件才行。回到Mendul-Fleming Model,它里面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信息开放」作为要素的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三大重要因素的初始。
 
信息,网络条件下的公众分散握有的信息,是每个人所掌握的最重要政治资本。藐视这个资本的极端政治作为(如不流血或流血政变)都不可能换来有转型意义的好社会,相反,引致热战型的国际惩罚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原子弹后的日本民主与航母编队可能送来的中国民主是个更好的模型分析暨预期,后者(作为模型因素)能迅速地破解the Impassible Trinity of J.P•Xi的社会性困局。
 
 
 
注释部分:
 
[一]参见《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一日首发文章《通过集权能推进中国法治化与民主化进程吗?——评公方彬先生〈转型中国必须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的权力〉一文》(作者:一真溅雪)。
 
[二]参见中国文明网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转刊《上海经济》杂志二〇一四年第十二期文章《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转型中国必须赋予以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作者:公方彬)。
 
[三]同[二],见该文〈编者按〉与〈作者简介〉。前者曰:「其逻辑在于,要求『新设计师』编织好约束权力的笼子,就必须编织笼子的实力,保证将政治优势化为组织优势。」而后者则表明:公方彬是首提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的「新设计师」之人。
 
[四]同[一],一真溅雪指出:「公先生既要为最高领导人反民主、反法治的集权行为涂脂抹粉,以讨好最高领导人和中共当局;又装出一副赞同民主化、法治化的样子,以欺骗民主、法治意识觉醒的中国大陆民众。」
 
[五]参见南早中文网•大陆版块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文章《多地官员近期屡提「习核心」有何政治信号?》(记者未详)。
 
[六]参见中国政府网二〇一六年二月六日报道《李克强春节团拜会讲话:通过改革消除制约发展的一切束缚》(记者未详)。
 
[七]同[二],一真溅雪原文说:「早在此人上台之前担任党的副主席兼中央党校校长时,他在一次对中央党校党内编写小组的专家、教授的讲话中就明确指示:在党的历史上凡是对党形象不利的事,哪怕是事实也不能写。」
 
这里面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应为「国家副主席」。
 
[八]参见《论语•述而》7.23(天生予德),以及〈子罕〉篇9.5(文不在兹乎)。
 
关于7.23与9.5的章节分法源自李泽厚《论语今读》。李著版本: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
 
[九]原文: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If you had known me, you have known my father also, from now on you do know and have seen him.」(JOHN,第十四章第六与七节)。
 
[十]参见罗伊•麦德维杰夫著《苏联最后的一年》(汉译本,王晓玉、姚强译),第一百六十七页;王姚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三。
 
[十一]、[十二]与[十三]参见《世界军事》杂志二〇一一年第一期(半月刊)文章《军法监国九十年——土耳其军队素描》(作者:王波、张丽雯)。
 
[十四]同[十一]刊二〇一二年第十五期文章《奥斯曼的「遗产」》(作者:杨维宁)。
 
[十五]参见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四年五月号文章《秦卫江进入快车道——国安委内部的两大派系》(作者:罗士妥)。
 
[十六]参见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三册(全三册,各册单另页码),第三百一十页(全文〈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第三百〇九至第三百一十四页,一九八九);邓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十七]同[十六],第三百七十一页(全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三百七十至三百八十三页,一九九二)。
 
[十八]参见曾庆红著《关于党的建设工作》,上册(上下册统一页码),第一百四十三至一百五十九页(全文〈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二〇〇〇);曾著版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二〇一〇。 
 
[十九]同[十八],下册,第八百九十五至第九百一十七页(全文〈借鉴三所干部学院的成功经验,推进干部教育培训的改革创新〉,二〇〇七)。
 
三所学院分别是浦东、延安、井冈山,均筹建于二〇〇三年。
 
[二十]同[五],该文中认为胡锦涛没有核心地位的本质意义如此,「胡锦涛更多时候是领导层中的协调人」。
 
[二十一]参见江泽民著《江泽民文选》,第三册(全三册,各册单另页码),第六百〇三页(全文〈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在一起〉,第六百〇二至六百〇八页,二〇〇四)。
 
[二十二]参见班固撰《汉书》(唐•颜师古注),第一〇五页(全文〈文帝纪〉,第一〇五至第一三六百页);班撰今版:中华书局(繁体,竖排,共十二册),一九六二。
 
[二十三]同[十八],第六百一十三页(全文〈坚持古田会议建立的建党原则〉,第六百一十一至六百一十六页)。
 
[二十四]可参见百度百科〈三元悖论〉词条。模型当中的因素转化(替代,扩展)到实证政治学的类比,可参见本文附图。
 
[二十五]参见《金融时报》中文网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文章《三辨「中国能否实行总统制」》(作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