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

易大旗:抹去梦魇的人民对黑暗更不宽容——台湾的后国民党时代(三)


笔者两度赴台所见所闻,都验证了一位国民党元老后代告诉我的两句话,一是“在大陆共产党后代在骂共产党,在台湾国民党后代在骂国民党”;二是“在台湾毛泽东形象比在大陆好,在大陆蒋介石形象比在台湾好。”

前一句眼前就有罗瑞卿家一儿(罗宇)一女(罗点点)在自拆门墙,罗家从红朝金枝玉叶沦为枯枝败叶,既有毛时代政治风涛的冲刷,亦有邓时代腐朽权贵的倾轧。但共产党后代里因种种原因未领得“赵家人”丹书铁券的也大有人在,即便成了赵家人,因此更看透共产党更不在少数,他们有的叛逆了这个体制(凤毛麟角!),更多的是力挺至少是愿意维持这个体制,却别指望他们在私底下对党及其主义信仰有什么好话,更别提“绝对忠诚”。

至于后一句颇值得分析,台湾民众没有遭受过毛时代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并不真切理解大饥荒饿殍鬼魂可以超过台湾全岛人口的恐怖数字,毛对岛民而言是遥远而虚幻的魅影。而大陆这边乏人知晓两蒋时期白色恐怖到过何等程度,大陆人或记得林昭被枪毙还要家属交子弹费,更通过里弄公共传呼电话通知,那番喊话使得左邻右舍都寒凉彻骨。但他们不知道台湾白色恐怖的肉体消灭是可以不通知家属的,人不见人死不见尸!

所不同者,林昭平反后“党的历史错误不能讲”,岂止不能,林昭墓前设了十多个摄像头,前来拜祭者都立此存照,比北京李云鹤(江青)之墓的摄像头还多几倍!

国民党败走台湾后,对台湾的和平土改和经济发展的建树不可抹杀,对草根民主的县市长选举之训政宪政过渡也有贡献。然而威权统治时期留下的遗产却是一个沉重包袱,笔者参观过二二八纪念馆,里面展示了许多从国家档案里公布出来的文件,其白色恐怖的霹雳手段令人毛骨悚然。

二二八事件中固然有台共参与,纪念馆里有一份认定某个有名有姓的人是台共首领谢雪红的情夫,并参与叛乱予以处决的文档。此人可能正是此等角色也可能不是,无论怎样台共都不是二二八事件的源头,它只是混水摸鱼的。至于事件参与者里有些参加过日军的台湾人,诚系事实,但这些人占的比例很低。

二二八事件肇始于本土乡绅要求增加参政议政的权利,再加上一连串的官民摩擦而酿成。本文无意展开事件背景与细节,但二二八事件对本省人心理震撼和创伤历久难平。李登辉时期建立的民权纪念碑和国家道歉、民进党执政后把总统府对开的绿地命名为二二八纪念公园、马英九执政后的总统道歉,都未能彻底抚平伤痕。这次民进党选举中未再诉诸历史悲情和省籍情结,这是一种进步,却依然不能说已经走出历史阴影。

大陆近年兴起民国热,来台陆客如过江之鲫,却乏人到二二八纪念馆参观。这也难怪,二二八和大陆人没有什么关联,除了那个事变后逃到大陆的谢雪红,只不过大陆人不甚知晓鼓吹台独的就是台共,自然也不甚知道谢雪红五七年也被打成右派,至文革的1970年被迫害致死。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起对国民党“战犯”还要狠辣!

不难想像,台湾人对反右、文革这些大陆人刻骨铭心的阴暗记忆,印象和感觉都很模糊。两蒋时期政治迫害的广度和烈度虽比不上毛时代,但就台湾社会而言,本土民众的感受却未必如此。 “不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中共早就奉行这一铁律,王实味在延安时吃的是供给制的饭,批评党几句就被大刀砍了头。我在台湾参观过陈澄波纪念馆,他是最杰出的台湾油画家,二二八事件时是嘉义参议员,因组成“调停委员会”试图化解冲突而和委员会成员被一网打尽,用铁丝穿手掌游街示众,最后在火车站公开枪决。陈澄波吃的还不是国民党的饭,由蔡元培创建和朱家骅继任院长的中研院一直置身政治之外,这算吃党国的饭吗?蒋介石认为算,他不喜欢朱家骅就逼他辞职。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因《到奴役之路》等文章,当局施加压力让台大解聘。这还未算上在大陆时的1931年《新月》刊登罗隆基批评国民党之文,被蒋介石下令光华大学解除他的教职。更讽刺的是大陆政权更迭后,罗隆基成了第二号大右派,文革前心脏病猝死,其下场比前一朝更为悲凉。

诚然,从过去到现在国民党都比共产党要好,此为大陆自由派人士的共识。但这和台湾民众有什么关系?他们没有关于共产党的任何印象,甚至不止于此,余英时先生曾对笔者说过:“台湾人自辛亥以来就没有任何革命记忆”。此语可以成为解读台湾历史的钥匙之一,后来读到台湾作者廖忠信《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于我心有戚戚焉。

国民党的威权主义遗产因小蒋统治晚期解戒和解除报禁党禁,似乎得到了大陆自由派人士豁免,在一些人的想像中,小蒋是台湾民主化的缔造者。蒋经国确实有顺应时代的大贡献,但由胡适、傅斯年、雷震创办,由殷海光任主要编辑的的《自由中国》才是盗火者,七十年代末崛起的美丽岛杂志则是前赴后继的传灯者,在美丽岛事件中的这群仁人志士构成了后来民进进程的精英推手。 1980年军事法庭上的施明德、林义雄、黄信介、吕秀莲、陈菊等受审者,再加上以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15人辩护律师团,这一组人物图谱也就是后来纵横政坛三十多年的政治光谱。没有先驱和民众的不屈抗争,哪来小蒋解严和民主化?毫无疑问,顺应潮流的蒋经国因此名留青史,但以为开明强人一念之间就可以缔造历史,布衣蚁民就该匍匐在地祈求强人恩赐——这盏长明灯居然还有人添油上供,真是奇哉!

却说在大陆民众崇拜小蒋的不少,崇拜老蒋的不多,算来国民党比起共产党而言对异端者镇压的铁腕程度还差得远,所以对老蒋评价还不太负面。至于为数甚少的蒋介石崇拜者,和铁杆毛粉如出一辙,那已成了他们的信仰图腾。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最近有篇文章写道:“呼吁反思文革的人有一大目标,即阻止乌有之乡的毛粉队伍扩大。且不说乌有之乡粉毛颂圣相当有效,多年来一直呱噪着要回到文革。更不说他们颇得真传,立竿见影,思想指导行动。单看湖南、云南、河南等地,一到圣诞就红旗猎猎,人头攒动,就令人不知今夕何夕,恍如隔世……不过,毛粉队伍不断壮大,没文革反思可算不上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他们对确认领袖和政权的合法性贡献巨大,与其说有人投鼠忌器,真不如说另眼相看。所以,反不反思文革和毛粉队伍壮不壮大其实没啥关系。不仅如此,毛粉们的高歌猛进其实该让善良人猛醒:咱这里哪会有挑战了权力的合法性而不面临巨大风险的事?”

由此可见蒋粉毛粉之不同,心系威权时代的遗老在台湾社会很边缘化,今日之国民党自不排拒他们的选票(其实为数少得可以忽略),却并不接纳他们孤愤的声音,蒋粉地位比毛粉差远了!

笔者前两年在加州一个研讨会上见过一位国军老军官,那真是披肝沥胆的蒋粉!没有人能否认蒋委员长在八年抗战的功绩,但对失掉大陆政权居然只是苏俄、美国和共军匪谍所造成的,而非国民政府之过,这要怎样的辩术才能自圆其说?更令人错愕的他对老蒋在台之白色恐怖充满怀恋,简直令人觉得他是从威权时代走出来的活化石。

余英时先生在《重寻胡适历程》一书写道:“内战把中国知识人推向两极化,不归于杨,即归于墨,中间再无回旋余地”。这时从美回国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仍试图寻找超党派的独立,他给毛泽东拍发电报,呼吁中共“放弃武力”,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毛当然嗤之以鼻,其实蒋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是当时胡适自美回归之初对蒋与毛两个权力世界的天真与无知。

幸而胡适本着自由主义立场的认知,在中共和国府之间有着难得的清醒。共军包围北平时不断通过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共襄国是,胡适却没有作出梁漱溟、罗隆基等人的选择,最后站到国民政府一边。但胡适并非蒋介石党国威权体制的同路人,他只是清醒知道共产党更危险。

作出同一选择的傅斯年当时有信给胡适,道出了自由主义知识人的心迹:“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到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傅进而说:“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但傅斯年和胡适一样,认定国民政府毫无改进的希望,所以他们拒绝加入政府,“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傅斯年后来成了台大校长,毕生信守自由主义,学界咸认为,如果国民党压迫台大开革殷海光时傅仍是校长,是不会屈服于党国压力的。至于胡适迁台后,几次向蒋介石进言,请他辞去党总裁,国民党分成几个小党,和实行言论自由。蒋介石自然绝无采纳之可能,胡适不知道的是,他在日记里对蒋与国民政府的反感,远远不及蒋介石在日记里对他和自由主义的反感。蒋介石认为自由主义之祸害甚于共匪!

劝蒋改革无望,组党亦无望之后,胡适决然和傅斯年、雷震创办《自由中国》。到了今日,《自由中国》作为时代先驱的历史地位已不可撼动,只有原教旨的威权主义信奉者例外,比如笔者领教过那位加州党国遗老。对他来说雷震是“匪谍”,孙立人是“谋逆”,国民政府(还不是民进党那一届)虽早已为历史冤案平反,那也不算数。他们比国民党还要蓝得更深!然而这位蒋粉却在意想不到的一厢找到了知音——

颇为耐人寻味,一党专制在国际上越是背时和形单影只,北京就越是支持世界上一切极权政权,不管是左翼右翼独裁都照单全收。笔者前一阵看到大陆学者撰文支持蒋介石在台湾奉行的铁腕统治,曾一度诧异,后来看多了就不以为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豢养的翰林学者和喉舌写手虽然对蒋介石在大陆时的统治不便讴歌,那毕竟涉及中共革命的合法性,但对两蒋在台湾的党国专权却深表认同,更对民间抗争一律加以贬抑。和尚不亲帽儿亲,这其实正反映了北京当局的心迹变化。

今日国民党已经挥别威权主义了吗?可以说:是。但碍于种种原因,对本党过去的污垢总是不能彻底否定,甚至可能还有某种留恋,于是国民党完全不能取信于台湾新世代,这一辈人已经没有威权记忆,也没有悲情记忆,他们不是蓝营或绿营的信众,只相信台湾未来是由他们去书写,而且抹去梦魇的人民对黑暗更不宽容!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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