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4日星期三

钟民:民主化领导人的产生条件——兼论中国为什么没有戈尔巴乔夫


(民主转到与网络时代征文)
 
 
2016223zhaoziyang.jpg (599×511)
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来源:www.renminbao.com)
 
 
一个国家要实现民主化,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但主观条件更加重要。在主观条件中,民众的政治观念、民主与法治素质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民主化领导人的出现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观点虽不能说错误,但至少是不全面的,没有英雄人物的引领,就不会有历史的进步,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尤其如此。一个国家在实现民主化之后,领导人将通过竞选产生,其重要性将大大降低。但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能否有一位具有崇高威望、能力与品德俱佳的领导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化的成败。如果把民主化比喻为一列火车的话,民众的民主热情只是为火车提供了动力,但这列火车能否顺利上路并到达终点,则主要取决于火车司机——民主化领导人的领导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火车司机”本身就自带动力,至少他能点燃民众心中潜藏着的民主热情。纵观世界历史,一场成功的民主化运动必然有一位或数位伟大的领导人,而且,这样的领导人大多成名于民主化之前,比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瓦文萨,韩国的金大中,南非的曼德拉,缅甸的昂山素季,等等。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人,那么民主化就会陷入托克维尔所说的:“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己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独立壮大起来。”这样的民主化必然会充满曲折,代价巨大而结果苦涩。那么,问题在于:成熟的民主化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中国是否已经拥有了这样的领导人?
 
民主化领导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专制体制的领导人转而成为民主化的领导人,比如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等人;二是专制体制下的反对派领导人,比如哈维尔、瓦文萨、金大中、曼德拉和昂山素季等人。从历史来看,第一类领导人是极少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与其问“专制体制的领导人如何成为民主化领导人?”不如问“专制体制的领导人为什么无法成为民主化领导人?”因此,那个被许多人念念不忘的问题“中国何时才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其实是一个伪问题。虽然民主是大势所趋,但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属于历史的偶然,民主化不能建立在这样虚幻的期待之上。也因此,那个20多年来困扰无数人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也就不难回答了:因为没出现是正常的。
 
使戈尔巴乔夫成为一代伟人的不是他的政治思想多么先进,而是他的道德品质令人敬佩:作为专制体制的领导人,他没有被权力所腐蚀。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有一章专门探讨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品质问题,其标题是“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指出:“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那些残酷无情的、准备不顾一切已被人公认的道德藩篱的人才能执行的。”像共产党这类“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似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德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德里面却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坚定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绝对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如果它有助于‘整体利益’的话,因为这个‘整体利益’是他判定应当做什么的唯一标准。”“在集体主义国家里,不可能有任何限制界定什么是公民一定不要去做的事情;他的良心不许可他做的事是没有的,只要这是为集体已经确定的目标所需要的,或者这是他的上级命令他要达到的目标。”“只要你承认了个人只不过是为所谓社会或国家这样较高的实体的目的而服务的工具,极权主义政体很多使我们害怕的特点便必定会接踵而至。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的残酷地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与幸福,都是这个基本前提的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哈耶克认为,在极权主义社会,“唯一得到满足的爱好,是对权力本身的爱好,也就是对有人服从和对成为这个运转良好的、其它一切都为其让路的强大机器的一个部件而感到愉快。”“由于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的,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里,那些需要实行残忍和恐吓、蓄意的欺诈和间谍工作的位置是很多的。无论盖世太保、集中营的管理,还是宣传部,或者‘冲锋队’、‘党卫队’(或者它们在意大利和俄国的翻版),都不是适宜发挥人道主义情感的地方。然而通向极权主义国家的最高地位的道路正是要通过这样一类位置。”因此,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H•奈特所指出的:在专制国家,不喜欢掌握和运用权力的人能够当权的可能性,是和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担任监工工作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哈耶克和奈特的逻辑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幸运的是,历史偶然会有意外的惊喜,因为人性的复杂性使得个体有时能够超越于普遍的逻辑推理之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这一专制体制中从基层做到了最高领导,依然没有丧失自己的良知,这似乎不科学,但却确实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苏联能产生戈尔巴乔夫而中国却没有呢?有人从两国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层次不同来解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更正宗,更容易接受民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王权专制主义的结合,跟民主格格不入;有人从两国的文化传统来解释,苏联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传统,中国缺乏这种传统。我认为这些理由都似是而非。尽管不能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身上,但中国并非没有产生戈尔巴乔夫的希望。事实上,中国两次与自己的戈尔巴乔夫擦肩而过。胡耀邦与赵紫阳都是有良知的政治家,本来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遗憾的是他们当总书记的时候还有一个太上皇——邓小平,使他们功亏一篑。从此以后,中国产生戈尔巴乔夫的希望就基本破灭了。其原因首先是由于当局在镇压89学生运动之后对党内民主派的清洗,使得一些本有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中青年干部或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官场,比如张祖桦和罗宇等人。其次是由于苏东剧变的影响,中共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为前车之鉴,从此以后在选拔领导干部时首先考虑的就是避免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出现。因此,出现第二个戈尔巴乔夫要比出现第一个难得多,这可以称之为后发劣势。再次,由于政治领导人成长背景尤其是所受教育的变化,使得后来的领导人在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上每况愈下,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一般说来,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定型了。无论我们是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承认,早期的革命者大多是有正义感和理想主义精神的,他们虽然误入歧途,但初衷是值得肯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习仲勋等人在文革后的所作所为是有迹可循的。但后来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成长于毛泽东时代,青年时代恰逢文化大革命,深受红色专制教育的影响,中毒颇深而缺乏清理,改革开放后虽然思想可能有所变化,但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已经定型,到晚年思想往往发生倒退。尤其是后来的领导人大多属于太子党,参政动机不可避免地怀有巩固政权的目的。很多人疑惑为什么习近平还不如习仲勋,其实这并不奇怪。那么,未来那些成长于文革后且非太子党的领导人是否会好一些呢?答案仍然不容乐观,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没有那种维持红色江山永固的强烈动机,但也没有早期革命者那种理想主义精神,他们往往是实用主义者,指望他们主动实现民主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大多数民主化领导人属于专制政权的反对派,他们在成为领导人的过程中往往饱受迫害,大多经历过监狱生涯。民主化领导人的外在标志是在国内外拥有巨大的声誉,达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地步。要成为这样的领导人,从自身素质来说必须能力、道德与思想俱佳,甚至还包括外貌。同时,民主化领导人的产生还需要适当的外部条件。首先,需要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一方面,如果政治环境过于严酷,民主化领导人可能连生命都无法保全,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即使民主化领导人无性命之忧,如果缺乏基本的自由,他们成为真正领导人的机会也很渺茫,这是因为,要积累巨大的声誉,需要通过不断的民主活动和言论才能获得,如果长期在监狱中与外界失去联系,其影响力就可能会不断下降。其次,需要民主阵营内部的团结和支持。如果民主阵营派系林立,为争夺领导权而相互斗争,那就很难产生大家公认的领导人。再次,需要国际舆论的支持和持续关注。最后,需要国内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这是最关键也最难实现的。那么,中国是否已经产生这样的领导人了呢?
 
从自身素质来看,中国民主阵营中具备成为领导人素质的人应该说是不少的。从资历来看,有资格担任领导人的也不少,无论是目前在国内的刘晓波和张祖桦,还是流亡国外的胡平和王军涛等人,都足以担任中国民主化的领导人。但由于外部条件的不足,使得中国目前还没有产生大家公认的民主运动领袖。首先是国内政治环境仍然过于严酷,有可能成为民主化领导人的民主人士要么在监狱里,要么被软禁中,缺乏言论和行动的自由,难以扩大自身的影响;海外民运人士虽然相对自由,但也很难影响到国内普通民众。其次,中国民主阵营内部还不够团结,相互拆台的现象时有发生。再次,外国政府和舆论界对中国民主运动及其潜在领导人的关注还不够,这既是因为有些国家不愿得罪中国政府,也是因为中国民主运动尚处于低潮以及缺乏公认的领袖。最后,国内民众对民主化领导人的认知度和美誉度都比较欠缺。除刘晓波、张祖桦外,其他人在民众中的认知度都很低,多数人闻所未闻。刘晓波的名气虽然较大,但由于官方的恶意中伤,加上民众获得信息的局限性,使得很多民众对他存在较大的误解。总之,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像曼德拉和昂山素季那样的民主化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中国民主化运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伟大人物,即使一些近年来刚刚出现的后起之秀,也当得起“伟大”二字。然而多数民众并未认识到他们的伟大,这确实是一种悲哀,但主要原因不在于民众的愚昧,而在于中共的残暴与狡猾。中共极力想要扼杀中国民主化的希望,但民主的趋势是无法阻拦的。未来中国很可能要经历一个乱世,然后大浪淘沙,时势造英雄,新的民主领袖终会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