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8日星期日

白羽:北影大院 - 荒唐而残酷的日子里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东侧新太平胡同11号(史称太平胡同3号)大院的北影宿舍,曾居住过一百多户北影厂及电影界其它单位的职工,还有过一个培育了大量电影界子弟的北影幼儿园。
记得1958年我随父母从长影迁居北京时第一次见到院子大门,门口的石头台阶与我的视线平行,颇显伟岸;其实它的高度不足一米,只不过当时四岁的我个子太小而已。我住进大院后的最初几年可谓幸福成长,其间有太多的温馨画面与我终生相伴。然而,1966年降临的文革风暴改变了一切。
1、风暴袭来
第一次冲击在1966年8月的一个夏夜,北影厂革委会派来程汉琨(电影《红色背篓》男主演)等人召集全院居民开大会。会前高唱革命歌曲,气氛诡异,与文革前历次居民大会不同,我产生了强烈的不祥之感。虽然当时已有各种政治传言,但刚满十二岁的我却从未亲历过这种场面。程汉琨会上宣布,太平胡同住着很多“黑帮分子”,以后要监视他们的言行并组织批判,亲属要和他们划清界限;黑帮名单计有:谢添(导演)及夫人杨雪明(演员)、陈怀恺(导演)及夫人刘彦弛(编辑)、桑夫(导演)及夫人赵莹(导演)、赵子岳(演员)及夫人张健(老干部)、池宁(美术师)及夫人徐清扬(干部)、魏荣(导演)及夫人孔召召(干部)、鲁军(编剧)、任颖(王大化烈士遗孀,编辑)、韩郯(演员)、陈晨(摄影师)、李莉(家母,幼儿园长)等人。我当即像被打了闷棍,只觉得头晕眼花、天昏地暗。其实,当场宣布的“黑帮分子”一个也没到会,这个大会好像纯粹为了动员家属。但是,从前一直受到高度尊敬的大人们忽然变成了“阶级敌人”,我们这些受尽夸奖的“好孩子”忽然变成了受到歧视的“狗崽子”,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我一时难以承受,虽然别的“黑帮子女”好像没有我这么害怕和痛苦。紧接着,全场高呼革命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散会后,有人路过我家窗口时高声议论说我父亲也不是好人(因他供职影协而不属于北影管辖故未直接波及)。父母闻听无言,却忐忑以目;我则一夜难眠。
翌日清晨,“黑帮分子”们穿上破旧的衣服出来打扫卫生。他们神情阴郁,忍辱负重,形同犯人。从我懂事起就形成的印象中,他们一直处于备受尊敬的位置,忽然间变成了被人鄙视的“贱民”,其中还有自己的母亲,这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和创伤;如果说后来我的性格、心态有时扭曲的话,这“慢性病”则一定是从那一天开始的。记得劳动中家母遭到申斥时意图反驳,邻居赵润波(马尔路导演之妻)猛使眼色让她忍耐,这同情的一瞥强烈慰籍和感动了我,使我刹那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并非社会常态。
随后,抄家开始了!北影革委会派人把各家各户的书籍查抄出来,在大院中间堆成一座两米高的书山纵火焚烧,顿时烈焰蒸腾、红光灼人,整整烧了一昼夜。其后又陆续抄检出来的书籍则堆满了一间空房,最终成了大院少年们破窗而入的“阅览室”。我家的上千部藏书因我父亲对来人说由影协负责处理而幸免于难。所有“黑帮”家的门框上都被贴上了黑色对联。我们目睹了山西外调人员审讯赵子岳的情景,面对厉声呵斥,这位“老革命”艺术家不温不火,用他那忠厚、幽默的缓慢语调从容“交待”延安整风和晋绥根据地的陈年往事,让人大开眼界。一天,四中红卫兵来抄陈怀恺家,因父母已关“牛棚”,遂令子女面壁而站,从小荣誉缠身的陈凯歌(陈怀恺之子,导演)时年十四岁,屈辱得泪流满面。后来,徐清扬不堪忍受悬梁自尽了,全院充满了恐怖气氛,她的子女则毕生遭受着心灵阴影的折磨。
一夜,王盟盟(任颖之子,新影厂长)率领十几个钢铁学院的老红卫兵来到大院,宣示不得迫害老干部。走后不久,北影革委会赶来几个人寻衅滋事,受到贾清娟(老干部,医生)之女的痛斥。他们不识时务地质问:你是什么人?身着旧军装的贾女响亮答道:人大附中红卫兵战士刘延梨!当时老红卫兵很少,但却声势煊赫,只有干部子女有资格参加。北影来人面面相觑,不敢造次,灰溜溜跑掉。我们“黑帮子女”无不拍手称快!为了打击“黑帮”的气焰,北影革委会决定在大院召开一次批斗大会。获悉消息,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刺激,送我到一亲戚家暂避。
在东城区干面胡同亲戚家避居时正值“红八月”高潮,我目睹了查抄戈宝权(翻译家)、凌子风(导演)等名人之家,目睹了许多地主、资本家、“坏分子”被挂牌游斗、殴打、剃“阴阳头”,目睹了王府井大街的“破四旧”、砸招牌、毁店铺、剁皮鞋、剪头发等暴行。很快,太平胡同革委会派人找到我亲戚家,令我回院“闹革命”。
回来后,“大串联”开始了!大院的所有空房住满了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大人们还要为外地学生准备每日饭菜,一律不收任何费用。一天,新影干部陈光告诉我们,毛泽东要环城接见红卫兵。我和几个同伴马上徒步赶到了北太平庄,外地学生已经在马路两旁席地坐好,中间留出汽车通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歌曲、高呼口号,我们则站在他们后边焦急等待。车队终于来了!欢呼声震耳欲聋。毛泽东站在新出产的212吉普车上,车子缓缓驶过,与我们相隔十米左右。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挥动绿军帽,身材魁梧,面色黑红。我感觉他向我看了一眼,目光犀利,那种神情并不是照片中常见的和蔼,用几十年后李银桥(卫士长)的一个词汇来形容最为准确:冷傲。我们拼命高喊:“毛主席万岁!”身边声音更为响亮的是马骏(马尔路之子,演员),我从来没听他这么大声喊过。林彪站在第二辆车上,频频挥动《毛主席语录》,笑容可掬。我还看到坐在后面车上的刘少奇表情凝重。回家后,我为此写了长篇日记。
此时,院子里的大、中学生们早已去外地串联,我们小学生不被允许参加,无奈改为下乡劳动。一天傍晚,我和池小宁(池宁之子,摄影师)、吴京京(科影厂长吴纯一之子,制片主任)、刘平梨(贾清娟之子、石油部干部)、韩小京(会计师韩叔耀之子,北影财务处长)、李京(陈光之子,教师)一行六人,肩背行李,结队出发了。我们刚出德胜门就饿了,在一家餐馆排队买粉肠,觉得太好吃了。天黑后,我们到达大屯公社大屯大队的大屯生产队,即现在高楼林立的天通苑一带,那时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田野。父母们1964年曾在那“四清”,所以老乡对我们格外热情。一位老大爷照顾我们食宿,每晚和我们住在一起,特别注意火炉,他总爱叨唠:“可别中了煤毒!”白天,我们和社员一起收割蔬菜并运进地窖储藏,当然少不了偷吃新鲜的胡萝卜和白菜心,味道清脆可口。好景不长,家长们终因放不下心而把我们都叫了回去。
“十•一”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11、12、13期社论,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资反”路线),“揪出坏人一小撮,保护干部一大片”。中、低层干部们奔走相告,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贾清娟骑着自行车在北影厂区里围着囚禁张海默(剧作家)的楼房高喊:海默——干部解放了!你要坚持住!然而,海默已经被打死了。贾清娟和任颖每日来我家向我母亲传播新消息,她们都加入了北影的“毛泽东主义公社”,我父亲则参加了影协的“求实战斗组”。拆除前太平胡同北影大院宿舍
2、文艺界的派别与社会上不同
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北影厂乃至文艺界的派别及其观点与当时的社会正好相反。社会上的造反派是向“十七年”(1949-1966年)和“五十天”(1966年的五、六、七月)同时掌权的各级领导造反,社会上的保皇派是既保“十七年”、又保“五十天”。文艺界的造反派则是向“五十天”造反而保“十七年”,参加者多为干部、艺术家、知识分子等;文艺界的保皇派则是向“十七年”造反而保“五十天”,参加者多为工人——原因在于领导文艺界“十七年”的是周扬(文化部长),领导“五十天”的是肖望东(文化部代部长);领导北影厂“十七年”的是汪洋(厂长),领导“五十天”的是许里(党委书记)。北影厂的造反派叫“毛泽东主义公社”,保皇派叫“毛泽东思想大学”;后来公社改称“红北影”,大学改称“新北影”。
整个文艺界的保皇派统称“砸三旧”派;造反派虽不明言,却在感情上与“三旧”(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藕断丝连,其四大领袖则是“彭、刘、叶、石”: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彭宁(彭绍辉之子,导演)、中央音乐学院的刘诗昆(叶剑英女婿,音乐家)、中央戏剧学院的叶向真(叶剑英之女,导演)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石冼(石羽之子,演员)。
北影厂大院子弟,她们的父辈都是中国著名的电影人
3、乱世中的北影大院子弟
当年的批“资反”路线曾是多么地激动人心啊!一度被打成黑帮的大批中、低层干部暂时被“解放”了,加入了群众组织,开始参与文革;而他们的子女则暂时摆脱了“狗崽子”的身份,与其他青少年平等了。所以当时我们流着眼泪、由衷地唱起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很快,我和池小宁、桑强(桑夫之子,摄影师)等人组成了“追穷寇战斗组”,我妹妹白虹和池小青(池宁之女,画家)等人组成了“小红军战斗组”,谢绵绵(谢添之女)和桑鲜鲜(桑夫之女)组成了“全无敌战斗组”。我们三个战斗组联合行动,在大院和北影厂贴出了大字标语:“程汉琨必须回太平胡同做深刻检查!”还有许多大字报(不过我们始终没找到程汉琨本人);我们在北影厂,与赶来支持“毛泽东思想大学”的清华大学“小学生战斗组”的大学生们辩论;我们在街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销售《红北影》报纸——内容都是宣传我们这一派观点的;我还一个人夜间提着浆糊桶,沿街张贴传单、标语和报纸。
某夜,我在北海北门贴传单时看到一群人贴大标语,落款是“五一六兵团”,不久他们就被作为反动组织取缔了。我们多次列席了在北影大食堂召开的“毛泽东主义公社”全体大会。会前照例由秦志钰(演员)指挥唱歌,她时年二十五岁,身穿红毛衣,清秀干练,英姿飒爽;后来我曾随母亲参加了她和石冼的婚礼。一次批斗许里时,当史大同(史东山导演之女,编辑)揭露革委会曾把大多数干部内定为右派或中右时,全场群情激愤,尤其是带领大家喊口号的邢荣(美术)激情澎湃。这时,北京电影学院的十几个女生冲进会场,要求立即散会,但被人多势众的北影“公社”赶了出去。会后,于洋、于萍等演员登台表演了文艺节目,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诗朗诵《造反派的脾气》,整场演出由我们大院的小美女龙莉(龙大夫之女)报幕。某日,“公社”的几十人被“大学”召集来的几百名“北京革命造反者兵团”包围在北影玻璃大楼内,几乎发生武斗,家母也深陷其中。第二天家属赶去时,与“革造”对立的“北京红色造反者兵团”的上千人已经解救出他们,结果有惊无险。那些年,孩子们与家长属于同一派别,“打派仗”同喜同悲同战斗,我则整天为“公社”激动万分。一次,我钻进了北影“遵义兵团”(第三派)几十人的辩论会场,因为个子不高,遂站到椅子上与大人们辩论;忽然没站稳,我仰面朝天摔到地上;全场立即噤声,全都转头看我,继而把我哄将出去。
然而,当时的我们毕竟是童心未泯的孩子,所以更多的时间还是结伴游戏。刚一听说“停课闹革命”、无限期放假的消息,我们欢呼雀跃,高喊:“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万岁!”几年间,我们游泳、滑冰、田间捕蛙、果园偷桃、城墙嬉戏、买月票乘车兜风、骑自行车横行街巷……印象最深的是陈凯歌、田壮壮(常来我院,导演)等中学生接管了什刹海业余体校和游泳场,我们这些小学生负责监视游泳池的治安状况;一旦发现有恋爱中的青年男女迅即报告中学生,他们便把男青年拖到室内“教训”。看到那些男青年挨打,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但马上又用“打流氓没错”的“道理”说服自己,那时许多青少年的变态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有时也怀念文革前,便设法找来老唱片偷听,《天鹅湖》等古典音乐把我们带入远离现实的美妙仙境,但同时我们又得常常告诫自己那种美妙的境界其实是“罪恶”的禁区,于是我们从小就有了某种轻度的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再后来,北影厂进驻了军代表(8341政委狄福才),派别斗争逐渐结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和筹拍样板戏电影。北影宿舍的大孩子们陆续上山下乡,其中韩小顺(韩郯之子)在陕北延安坠崖身亡。我们这些小学生则进入了中学……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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